|
胡漢民: 革命與反革命最顯著的一幕
★【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的各項聲明: http://boxun.com/hero/xsj2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等(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囿於時間與精力,【析世鑒】所收數位文本之校對未能一一盡善,鲁鱼亥豕諒不能免,故我們忠告任何企圖以引用方式使用【析世鑒】文本内容的讀者,應核對有關文章之原載體並以原載體文本内容爲準,以免向隅。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化處理。
◆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革命與反革命最顯著的一幕 胡漢民 ——民國十八年清黨紀念日—四月十二—講於中央黨部—— 各位同志:
今天是本黨清党的二週紀念日。囘溯前二年的今日,本黨的生命幾陷於危亡,國民革命的工作幾乎要中斷,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北伐,也幾乎無從進行了。爲什麼呢? 就是因爲共產黨在那時正盤據在本黨內部,肆意搗亂,破壞國民革命,阻撓北伐,並且施行種種詭計,想馬上推翻我們革命的領袖。本党同志覺得對於他們如此行動而倘再容忍下,不啻就是自殺,所以毅然決然把國民革命的這一個障礙物——共產黨,從本黨裏面清出去!那時本黨一,正竭全力北伐,而一面又做這件工作,實在是本黨最感困難最感痛苦的時候。幸賴全黨忠實同志的努力,終於渡過這重難關,仍舊按着步驟,把國民革命向前推進,這在歷史上是多麼可以紀念的一囘事!所以中央今年極鄭重這個紀念日,爲喚起大家對於這件事的注意,宣傳部特地頒佈一篇極長的清党二週念紀宣傳大綱,各位諒已看見。凡是那篇大綱中已有的意義,現在也不必多贅,僅就兄弟個人感想較深的幾點,向各位說一說。
在本黨正要清黨的時期,有人曾造出一種口號來,大喊總理有三大政策:(一)聯俄,(二)容共,(三)扶助農工。扶助農工一層,確是總理所定的政策之一,總理在民生主義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已經說得很明白。我們要曉得所謂「政策」者,是將主義實行到政治上面去的一種大方針大方案。扶助農工,是政治上實現總理三民主義的許多大方案之一,當然是一種政策。至於「容共」,「聯俄」,與主義有甚麼關係?「聯俄」不過是在政策之下的一件事,不能說它也是政策?總理在遺囑上說:「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比「聯俄」的意義廣大得多,根本得多了,何以那班人不將它喊成口號,認爲是總理的政策,而反提出那種意義狹隘的「聯俄」來說是政策,豈非明明別有作用嗎?蘇俄那時明曉得它自己對於中國民族也是侵略壓迫,如果照「平等待我」的原則來說,它完全觸犯了;而且它一心一念,一舉一動,正在要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更說不上聯合奮鬥。不過事實雖是如此,但表面上却萬不能揭穿,所以它反而一口咬定我們應該「聯俄」。共產黨那時尤其曉得自己已不容於中國國民黨,只好硬提出這個不倫不類的口號來,一面抵制本黨,一面做自己的護身符。他們以爲既說「容共」「聯俄」是總理的政策,本党同志便不能違背;如果違背了,就不是總理的忠實信徒。這實在太欺負我們了! 我們難道連何謂「政策」都不懂嗎?我們難道連我們自家總理的生平主張如何都不認識,而是別人可以隨便加以蒙蔽的嗎?就這一點看來,凡是同志對於本黨過去的歷史,實在不可不注意,不然,便容易爲人所欺蒙,而一切被人看輕。今天既是這樣一個紀念日,大家正應該把本黨當初容納共產黨徒的一段歷史細細檢查一下。
嚴格說來:本黨始終並未允許共產黨加入本黨,更未允許共產主義加入本黨。總理當初所允許的,只是共產黨員以各個人的名義、各個人的資格加入本黨而已。他們當加入時,是宣言與我們誠心合作,努力於三民主義的實現的。我們承認了他們這一點,才允許他們的加入。足見所謂本黨當初的「容共」,固然不是「容共產黨」,更不是「容共產主義」,這是大家應該注意的。民國十二年,俄國派了一個代表,名叫越飛,到上海和兄弟等交換意見。以後他就發表一篇宣言,大略說:「共產主義在中國是不適宜的。中國人祇須依照孫先生的三民主義,以從事於國民革命的工作」。越飛這篇宣言中所說,當時人所共知,他並且表示中東鐵路耍交還中國,外蒙古並不是俄國的一部份,並不一定要聽俄國的指揮.受俄國的操縱。後來總理便召集各同志說:「大家對於聯俄的事情,主張究竟如何?本來在革命過程中,應該不斷的使革命的力量充實。我們只要其人是以眞誠的情意,來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決心服從本黨的紀律.實現本黨的主義的,本黨就可以和他合作。……」當時兄弟與汪精衞先生,廖仲愷先生,三個人的意見不甚相同。最反對這件事的是汪先生,他簡直堅決地表示以爲共產黨徒如果羼入本黨,本黨的生命定要危險,譬如西遊記上所說:孫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內打跟鬥,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這個譬喻再精妙不過。廖先生對於這件事最贊成,他十分看重蘇俄,以爲世界各國和中國都不能聯絡,我們在國際上正缺乏朋友,現在俄國既誠心和我們聯絡,我們不應該拒絕它的黨徒。至於兄弟的主張,却介於汪廖兩先生之間。兄弟以爲當時正值歐戰以後,中國的社會問題驟然風起雲湧。本党從來提倡民生主義,而以前許多同志都不注意,如果研究馬克斯主義的人是誠心與我們合作的,便容他們加入本黨,也未嘗不可。猶如某某先生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但在本黨裏面便始終忠於三民主義,爲本黨努力。但是兄弟同時又見到民國元年宋遁初先生主張擴大党的組織時,聯合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協進會,及國民公黨,四個政團,成爲一個很大的國民党,而黨員因此便不能嚴加甄別,以致一般貪官汙吏投機分子都混入本黨,本黨的團體便不堅固,而主義便不能貫澈了。現在共產黨員加入本党,與我們合作,兄弟恐怕本党再陷民國元年的那個覆轍,所以當時就對總理說:「凡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本黨的,如果是眞正信仰本黨的主義,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的,才可以收容,收容以後,如果隨時發現了他們有旁的作用,或有旁的行動,足以危害本黨的,我們應該隨時加以淘汰。」兄弟這個意見。總理當時是採納的。不過總理又說:「這一點也在乎我們自己。假使嚴密了我們的組織,嚴明了我們的紀律,昌明了我們的主義,任何份子加進來合作,我們都不怕的。」容共的一件事,當初便這樣決定了。
自那時實行容共以後,共產黨員起初果能如其所言,與本黨合作,雖然不時有些軌外的活動,但是終總理之生,未嘗敢冒什麼不韙。及至總理逝世以後,情形就一天不如一天了。醞釀到後來,直到本黨絕不能再和他們相容的一步,才發生了清黨的舉動。兄弟追溯往事,就感到如果總理尚在,清黨的原因或者不會發生。因爲共產黨徒縱不守原約而搗亂,總理自有總理的方法老早對付了他們,其暴亂或不至如後來之甚。但是若把跨黨份子後來在本黨搗亂的情形給總理看到,我們以過去的總理討伐陳炯明,討伐商團的事例爲准,總理縱如何的寬大,也沒有不取斷然的處置的。而且恐怕總理心靈手敏,曲突徙薪,一定還要比我們做得爽利,不至如我們那樣焦頭爛額,拖泥帶水。所以我們敢說:清黨這件事,和十二年總理容許共產黨徒入國民黨的意思並不矛盾,同一爲的鞏固本黨革命的力量,完成國民革命,而實現本黨的主義。前兩年的今日,我們惟其是以總理之心爲心,才不能不毅然決然的清黨,這是絲毫無疑義的。
兄弟前幾年到莫斯科時,與從前的那位俄國代表越飛先生還會過面,當時兄弟就問他:「民國十二年你在上海所發的宣言裏,說過些什麼話,你現在還記得,還承認嗎?」他說:「我承認,我是有過那些意思的。」後來兄弟與他談及中國問題,他很不以史丹林爲然。像越飛的言論與行動,總還算是一致的。至於蘇俄方面此外的人物呢?就很難說了。例如鮑羅庭這個人,在表面上做甚麼事,說甚麼話,似乎很公開,其實不然。他會對我們說過:「假定中國國民革命的工作能夠完成,我就死在中國,我就脫離共產黨,永遠不囘俄國。」這些話可謂滑稽極了!兄弟對於他這人,向來是懷疑的。凡他貢獻我們的計劃,在小事上有時還可節取一點;遇到重要關頭,我們如果聽了他的話去做,一定要發生莫大的危險,而不能自救。他所以對付我們的,簡直有點像以前日本人所以對付張作霖的情形。日本在表面上似乎是幫助張作霖,而其實在暗中總弄得張作霖一切沒有辦法,求助於它,然後它便好提出種種的要求來,逼迫張作霖去承認,這就是它對張作霖的幫助。鮑羅庭幫助本黨,幾乎也是如此。他最怕的是本黨於最短期間能夠完成國民革命。因爲本黨如果自己不能完成國民革命,求助於他,他才好操縱本党,指揮本党,而達到他的一切目的。例如從前本黨爲鞏固革命的根據地,鞏固北伐軍後方,不得不去打東江,討楊劉,繳商團的械,這些事情在他—鮑羅庭—通通不贊成。尤其是我們要進行北伐,他絕端反對。他主張不要以革命的武力來掃除一切障礙。當我們在進行北伐時,他用盡種種方法來破壞我們。他非但說北伐是如何不好,並且散佈種種謠言,說我們發給各軍的餉銀很不平均,對於各軍的待遇很是苛刻。他這些話的作用,非但阻撓北伐的進行,簡直要把整個的國民革命破壞淨盡而後快。至於他所說的北伐不好的道理,也極盡似是而非的妙處。他說:『你們的北伐,由珠江流域到了長江流域,一定就要失敗的。因爲廣東是你們多少時候的革命根據地,並且廣東的革命人材很多,所以在廣東做革命事業,是比較容易成功,革命勢力遍佈珠江流域,也比較容易實現。但是一到長江流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長江流域人民的性質比較溫和,並且江浙兩省和帝國主義更接近,革命主義極難入人民的心坎中。而況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天天向他們進攻,如果我們勢力進展到長江流域時,馬上和帝國主義勢力直接抵觸,我們還是和他調和呢?還是和它反抗呢?如果和他妥臨,便不成其爲革命;如果反抗,力量還嫌不夠,那是很危險的。所以北伐要先考慮環境,度量能力,最好是革命的武力在後,而黨的力量在前,庶幾可以應付一切,如果革命的武力在前,而黨的力量在後,則結果一定要有始無終。』這是鮑羅庭對於北伐的一篇大道理,其實根本就錯誤了!他姑不論,單說『革命的武力在後,黨的力量在前』這一句話,他已經把革命的程式顛到了。總理所定的革命程式是由軍政時期到訓政時期,由訓政時期到憲政時期。假使革命的武力在後,而黨的力量能夠在前,那不啻是由訓政時間轉到軍政時期。這樣辦法,如果便能建設一個新中國,那末我們以前數十年中,何必白白的犧牲許多革命先烈的熱血呢?在旁的國家,照這樣革命程式,或者可行的,至於在我國,萬萬不適用,如果沒有革命的武力在前,一切障礙便無從掃除;如果一切都聽他障礙着,那還有何進行可營呢?我們更拿歐美各國的革命經過來看看,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已辦了六七十年,結果還是要流血犧牲,政治才有改革;俄國的革命起於一九一七年,而那時它們號稱多數党的黨員不及數萬人,是否黨的力量已經普及全國,然後才以革命的手段推倒皇室呢?鮑羅庭對於別國的情形,從不明白,對於他本國的情形,難道也忘記了嗎?何以便貢獻給我們那樣一個主張,這究竟是他的見識眞不夠呢?還是有意給當我們上呢?這就很難說了。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