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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十五年六月，我在加拿大都朗度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結束了六年的留學生活。七月就乘船返國，八月抵達上海，轉回江西掃墓和訪問族人親友。九月重到上海，在兩個私立大學教課。那時國民革命已經誓師北伐，十一月初克復南昌和九江，不久江西全省底定，我應邀返省，參加實際革命工作。當時國民革命軍進展異常迅速，北洋軍閥節節敗退。加上民心完全傾向於中國國民黨，軍閥部隊到達一個市鎮，老百姓扶老攜幼躲藏起來，軍閥部隊想找人引路或做挑夫，也找不到，想搶劫食物也搶劫不到。國民革命軍部隊一到，老百姓站滿街頭，自動送茶水、物品勞軍，自動擔任挑夫和嚮導。由民心的向背，可以看出軍閥必然失敗，國民革命軍必然成功。可是革命的物件已經到了末路，而革命陣營本身也發生了嚴重的危機，那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顛覆陰謀。

    民國十三年總理容許中國共產黨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時，李大釗等人曾經公開聲明，服膺三民主義，決不在國民黨內做共產黨的活動。可是他們入黨以後，立即違背約言，暗中做顛覆本黨的工作。民國十四年總理逝世後，這種陰謀更加積極進行。那時繼承總理領導國民革命的，是蔣介石先生。蔣先生認爲革命第一步工作是肅清軍閥，所以主張出師北伐。共黨份子起初則儘量阻撓，等到中央確定北伐大計，並且請蔣先生擔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共党分子看見阻撓工作失敗，於是乎表面上參加北伐，暗中則竭力破壞。蔣總司令駐紮南昌後，本來要請國民政府遷移南昌，可是共党和左傾分子，在中央堅決主張國府遷移武漢。結果國府到了武漢，爲共党和左傾分子所把持，處處與蔣總司令爲難。軍閥還沒有消滅，前線還在作戰，而內部的危機却一天一天顯著，隨時可以爆發。

    在北伐以前，江西本來有個秘密的臨時省黨部。完全爲共党分子方志敏、鄧鶴鳴、劉一峰、劉九峰等所把持。南昌克復後，共党分子公開活動，成立各縣市黨部和民衆團體，主持人也是共党分子，如南昌市党部的傅某（名字我已記不起來），全省學生聯合會的鄒努、姜鐵英等。國民黨忠實同志反而被壓迫得抬不起頭來，直等到那年十二月中央党部丁惟汾、陳果夫先生等，到了南昌，在他們指導下才舉行了全省代表大會，選舉正式執行監察委員。我和熊育錫、姜伯彰、段鍚朋、周利生、洪軌、王鎮寰等忠實同志都當選。裏面雖則還有若干共党分子，然而他們成了少數，無法再行把持。民國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正式成立，主席是李協和先生，民政廳長是楊賡笙，財政廳長是周雍能，司法廳長是徐元誥，都是國民黨老同志，我擔任教育廳長，周利生、王鎮寰擔任委員。黨政密切配合，共黨在江西的勢力逐漸削弱。自然就把我們視成眼中之釘，非拔去不可。

    十六年三月，隨着革命軍事的進展，蔣總司令移駐安慶指揮。不久，南京、上海相繼克復，但是共党分子的顛覆工作也就變本加厲。他們所把持的武漢黨部、報紙和民衆團體，天天詆毀蔣總司令，說他是「新軍閥」。武漢的國民政府對蔣總司令行使職權也儘量掣肘。江西的共党分子，看見蔣總司令已離開南昌，也蠢蠢思動。當時國民革命軍第三軍駐防江西，軍長朱培德，是國民黨老同志，可是共党分子却滲透到他部隊裏，最顯著的就是教導團團長朱德，和政治部主任朱克靖。克復江西，第三軍和第七軍的力量居多，後來第七軍開往安徽，第三軍留駐江西。朱培德認爲江西政權一定交給他，不料省政府成立後，主席是李協和先生，因此他就不滿。他部下的師長王均，擔任南昌衞戍司令，有尅扣軍餉行爲，以致部隊在除夕鬧餉，受了蔣總司令的責備，也就怨恨。朱培德、王均爲這個原因，就聽任朱德、朱克靖，和其他共党分子，進行反黨部、反政府的工作，他們裝聾做啞，不聞不問。共党分子得到實力派的支持，氣焰高潮，更加肆無忌憚。所以他們把持的市黨部，公然反抗省黨部，不肯舉行代表大會，實行改組。學聯會就嗾使學生到教廳請願，提出種種無理要求。總工會所組織的工人糾察隊，更任意抓人，造成恐怖局面。三月下旬我受省党部忠實同志的囑託，到安慶去謁見蔣總司令，當面報告南昌局面的嚴重，建議中央決策，與共黨分家，不可再容許他們潛伏黨內，陰謀顛覆。總司令當時的心情也異常沉重，但還是指示，時機沒有成熟，請大家暫時忍耐。我在三月杪回到南昌，將這番意思轉達各同志，大家都感覺身陷危境，隨時可發生變故，但鑒於責任重大，都主張堅守本身崗位、決不脫逃。果然不到一週，事變就爆發了。

    四月一日，武漢的國民政府下令改組江西省政府，任命朱培德做主席，將一班忠實同志都免了職。這個電報在四月二日到達南昌，同時郭沬若也奉了共黨命令潛來南昌，指示機宜，所以當天共党分子就實行暴動。首先是共党學生搗毀教育廳，將職員全部趕出去，將房屋封鎖。我那時正在省政府，所以他們未找着我，可是我住在廳內，私人的衣服、書籍等統統損失了。下午我從省黨部出來，在街上遇着共党學生、就將我抓住。先送到衞戍司令部拘押，衞戍司令部不肯接收，又送到總工會，幾個共党學生把我縛在椅上，其中一個學生拿出手槍來說：「打死你這個反革命」，就預備扳動槍機。另外一個學生就阻止他說：「對反革命分子不能這樣隨便打死他，應該由民衆法庭審判後正式槍斃」，那人才將手槍收起來。於是乎他們將我鬆綁，關在一間辦公室裏，門外有人看守。那時共党分子比較幼稚。我身上有一本手冊。記載得有忠實同志的姓名、住址、和屢次商談反共的要點，他們如果得到，很可以按圖索驥去拿人。可是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搜查我身體，所以我趁一人被關在房裏時，將手冊上有關各頁扯下來，撕得粉碎，拋在痰盂裏。我被囚禁在總工會大約一兩小時後，羅時實、曾華英、巫啟聖、王冠英、黃北樨、閔嗣體、許鴻，幾位同志，也陸續被工人糾察隊押送到總工會來，和我關在一間房裏。我才知道由共党分子指揮的工人糾察隊，拿了手槍木棍等，沖進省黨部，將辦公室搗毀，他們來不及躲避，就被抓住，有一兩人還受了傷。

    事變後第二天，共党分子就在小較場舉行一個民衆大會，慶祝他們的成功。他們將被拘禁的同志，全部押解到大會主席臺上示衆，雙手被反綁在身後而且每個人有兩個糾察隊員緊緊捉住。共產分子一個接一個地發表演說：駡蔣總司令屠殺農工，駡我們是蔣的爪牙，助桀爲虐。當時我已置生死於度外，就向擔任大會主席市党部的傅某講：「可不可以讓我聲明幾句話。」傅某怒目相向說：「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麽資格向民衆講話。」並且叫糾察隊押我到後面去。當時我很氣憤，事後一想，傅某這種舉動可能保全了我的生命，假如當時傅讓我講話，我一定一方面聲明國民黨忠實同志的立場，另外一方面揭露共党篡奪党權破壞革命的陰謀。這樣一來，我必然被共党分子嗾使暴徒當場打死。民衆大會大概開了二小時才結束，我們又被押回總工會。

    事變消息傳到上海，蔣總司令立即致電朱培德勸他不可自毀歷史，與共產黨勾結，並責成他保護這批忠實同志的生命，朱培德才下令，將我們由總工會移押到南昌衞戍司令部。那時共党分子正爭奪江西黨政職位，根本不來注意我們。直到五月初，他們才組織所謂民衆法庭，來審判我們。那一天被審的是我和羅時實、曾華英、許鴻四人。我當然是共黨痛恨的人，羅、曾兩同志因爲對共黨鬥爭極熱心，共黨也忌視，許鴻則本是共党分子，後來轉而反共，所以共黨也恨他。我們是一個一個被審問的，第一個問到我。擔任審判員的共党分子講：「你爲什麽要奉蔣△△的命令大殺農工？」我說：「你所講的大殺工農證據在那裏？」他就講：「民衆法庭是不講證據的，也不需要口供，就可以判罪。」我說：「既然如此，你們儘管判決好了，何必要我答覆呢？」說完，他們就叫法警押我下來，另問他人了。這一幕滑稽戲表演後，我們四人都知道凶多吉少，果然不出三天，所謂民衆法庭，就判決了我們死刑，而且定在第二天先遊行後再槍斃。我在那天連遺囑都寫好了，不料到傍晚時候，衞戍司令王均忽然來看我們，和我們講：「朱主席決不准他們亂來的，你們請放心。」當時我們聽了一方面安心，另一方面也有點摸不着頭腦。以後才探聽出來，朱培德在九江知道這件事，立刻坐專車趕回南昌，在所謂民衆法庭的判決書上，批了「時局嚴重，暫緩執行。」八個字，並且叫王均來安慰我們。當時國民政府已經在南京成立，而且實行清黨。朱培德表面順從在武漢的偽政府，心裏却不願意和南京決裂，要保留和蔣總司令將來相見的餘地。共党分子危害我們生命的企圖，因此沒有實現。

    朱培德一方面救了我們的生命，另一方面又不願得罪共黨，所以並沒有釋放我們。他感覺將我們長期拘禁在衞戍司令部裏面，不是辦法，所以到五月中旬，就將我們送到南昌地方法院的看守所裏面交正式法院審判。但是正式法院對我們找不出絲毫犯罪事實，也無從起訴，這個案子自然就擱下來。共党分子當然不肯甘休，於是乎另外想出置我們於死地的辦法。那時，五卅慘案紀念日快到了，共党分子準備在那天群衆大會上，嗾使若干黨徒，做反帝國主義和反新軍閥激昂慷慨的演說。等到群衆情緒達到高潮以後，只要一個人講：「新軍閥的走狗程某等，現在還關在看守所裏，讓我們提出來打死他們。」一呼百應。立刻就可以鼓動若干暴徒，衝進看守所。看守所一共只幾個法警，有什麽力量可以抵禦暴徒，自然他們可以將我們押到會場，在群衆面前活活打死了。共党分子這種陰謀，當時我們在看守所裏一點也不知道，更談不到有什麽防備。直到江西反共以後，才有接近共黨的人將此項陰謀傳說出來，我們才知道當時處境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