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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党分子決定了這個陰謀,以爲這次我們決不能倖免了,不料天下事出乎他們意外,當時武漢偽國府控制兩湖和江西。這三省軍隊的政治部,都由共党分子把持,可是帶兵官長,極大多數是反共的。他們看見共黨清算鬥爭,使得民不聊生,大家都十分厭惡。何鍵的部下許克祥團長首先發難,五月二十一日在長沙逮捕共党分子(這就是所謂「馬日事件」),人心大快。這個消息傳到武漢和南昌。兩地的軍官都想起來回應。在這種情形下,朱培德感覺到非表示態度不可,所以就在五月廿九日早晨,將南昌主要共党分子,朱克靖、鄧鶴鳴、劉一峰、劉九峰等統統邀集在一處,然後派專車送往九江,再派輪船送往武漢,同時下令取消五月卅日的五卅慘案紀念大會,這樣一來,共党分子危害我們的陰謀,又成爲泡影了。
朱培德表示了反共態度後,南昌形勢自然一變。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長陳義騰君,本來就非常同情我們,現在更給我們很多優待,因此我和巫啟聖同志就在五月三十日早晨走出了看守所。啟聖回他贛東原籍,我也返回離南昌百里的鄉間。當時江西省政府雖然對我們還通緝,那只是虛應故事而已。我在鄉間住了幾天,就化裝易名由水路往吳城、湖口、安慶、蕪湖,而到達南京,繼續參加革命。那時李協和先生、段鍚朋、洪軌各同志,都早到南京,相見有如隔世。我離南昌後不久,曾華英、羅時實、王冠英等同志,也相繼脫險。所有在南昌被拘的同志都恢復了自由,沒有一個人犧牲於共黨。我本人四次瀕於死亡邊緣而依然無恙。都可算不幸中的大幸。
四二事變,在我們個人看來,只是幾十年生命中的短期挫折,算不了什麽,可是就整個革命歷史和國家前途來講,却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如我在前面所講,十六年春季儘管共党分子和國民黨忠實同志,暗中鬥爭,已經劍拔弩張,可是表面上彼此還是虛與委蛇,講合作、講團結。直到四二那天,共党分子才取下他們的假面具,正式和國民黨決裂,因此也促成了國民黨中央的決心,在四月十二日實行清黨,將黨裏的顛覆分子統統清除出去。國民黨由此才恢復了整個性,才能在蔣總司令領導下完成北伐。四二事變既然有如此重大的影響,那末我們幾個同志因事變而受了兩個月的拘禁,度過短時期的災難,也就很值得,很有代價了。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我所親歷的四二事變》,原刊中華民國五十年《今日大陸》雜誌總第146期,發佈文本是以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初版之《程天放早年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獨立評論◆及◆◆罕見奇談◆,收入◆析世鑒◆時對原首發文本失校的若干訛誤作了訂正。
程天放(1899—1967),江西省新建縣人。早年留學美國、加拿大。歸國後,曾任中華民國大學教授、大學校長、江西省教育廳長、駐德國大使、教育部長、國民黨中宣部長等職。1967年在美國紐約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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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天放: 我所親歷的四二事變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上一页][目前是第2页] 此文于2007年02月0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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