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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廣眞正統一之後，擺在本党同志前面的另一個艱巨的任務，便是北伐。十五年三月兩廣統一委員會剛成立的時候，總裁便同時向國民政府提議「早定北伐大計」；四月初又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

    他認爲我們既受帝國主義及軍閥重重包圍，愈退縮便愈危險，只有向前沖去，方有生路。同時，他更認爲北伐是總理留給我們的一大任務，無論環境如何艱苦，一定要努力完成，在他告軍校同學書中說：

   「北伐未成，爲總理畢生之遺憾，且以此重托於中正者。故囘省以來，竭力提倡，中正以爲無論何事，皆可捐棄成見，惟此北伐問題，非貫徹主張，則昔日同志之犧牲，皆成爲無意義之舉動。」

    此時適吳佩孚勢力，壓迫湖南，湖南省省長唐生智退守衡陽，向國民政府求救。如果吳佩孚侵湘得手，勢力增大，本黨必受威脅，所以，爲了援助唐生智，爲了本黨之自救，在民國十五年六月四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全體會議，一致通過刻期北伐，推蔣介石同志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七月九日在廣州誓師，北伐序幕自是揭開。

    湖南的民衆，久受軍閥壓迫，盼望北伐，如大旱之望雲霓，所以北伐炮聲甫響，民衆立起響應，予我軍以種種協助，戰事進展異常迅速，各軍分在萍鄉、永豐、衡山、湘鄉等處獲勝。八月十二日，克復湖南省會長沙。八月底，汀泗橋與賀勝橋兩次大戰，我軍猛烈攻擊，衝破敵軍主力，進逼武漢，終於十月十日，攻克武昌。乘勝北上，於十一月七日一鼓下南昌，吳佩孚、孫傳芳之兵力，於此二大戰役中，殲滅殆盡，北伐得以暫告段落。

    在北伐過程中，共產黨雖然口說參加工作，實際上卻受蘇俄的指使，對北伐多方破壞。當北伐尚在準備時，共產黨魁陳獨秀、俄國顧問鮑羅廷等，均發表文章，大肆叫囂，反對北伐，說什麽「以宣傳爲主，靜待民衆覺悟，以後即可不戰而勝」。其實，則完全由於怕本黨力量增大，其推翻本黨之任務不能達成。當時，蔣總司令之堅持北伐及北伐時進展之神速更引起其惶惑、嫉妒與反對，乃不惜以種種卑劣手段破壞北伐。

    自民國十三年本党允共產黨黨員以私人資格加入本黨，共党即利用此機會企圖篡奪党權。所以當時中央委員中，跨黨者甚多，政府中亦有人受共黨影響，如當時之鄧演達、陳公博、徐謙等均暗中與共黨勾結，甚至有一時期各省市黨部爲共黨操縱。

    以江西爲例，省党部委員即多爲跨黨份子，十五年十二月之執監委改選，由於本党忠實同志之多方努力，選出之執監委中，始能有三分之二爲忠實同志，段鍚朋、王禮錫、洪軌、周利生、賀其燊、劉伯倫、王鎮寰、姜伯彰及本人等分別當選爲執監委。江西之党權，得歸忠實同志之手，共黨不能逞其所欲爲，自然異常憤恨。

    當時適值蔣總司令督師北上，停駐南昌，國民政府、中央黨部由穗北遷亦暫停該地，天放於十五年八月底返國，十一月中旬囘南昌，十二月於江西省黨部全省代表大會中當選爲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故有機會時與李協和、陳果夫、丁惟汾、葉楚傖等黨內各先進共同研究對策。但吾人之工作愈努力，則共匪之忌憤愈深，破壞也愈狠。他們除了利用跨黨份子篡奪党權以外，並謀奪軍政大權，政工人員乃組織民衆爲共黨工具，同時挑撥人民對本黨及政府之惡感，甚至公開誹謗本党及蔣總司令，如在武漢雙十節宣言中，即公開詆毀本黨，並同時利用鄧演達、徐謙等，把持武漢中央執監聯席會議，控制兵工廠，斷絕武器接濟，阻撓北伐進展，成爲國民革命軍後顧之憂，心腹之患。

    是時本黨環境甚爲險惡，但軍事進展，在各地人民之擁護及全體戰士戮力同心之奮闘下，仍得飛速進展，除中部克湘、鄂、贛等省外，何應欽將軍之東路軍由廣東東口出發，橫掃閩、浙，於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克上海，廿四日第六軍又克南京。共党見國民革命成功在即，乃發動陰謀，促使第六軍政治部主任，鼓動士兵燒毀外僑房屋，槍殺外國僑民，意在造成恐怖，使外國人出面干涉而阻撓北伐，幸蔣總司令及時趕到，當即恢愎秩序。是爲共產黨企圖阻撓北伐暴行之一，亦即所謂「南京事變」。

    十六年二月，江西省政府成立，李協和先生被推爲主席，天放奉令爲省府委員兼教育廳廳長，民政廳是楊賡笙、財政廳是周雍能、委員周利生、王鎮寰均爲忠實同志，共產無人參加，愈表不滿，與本黨之闘爭乃日趨尖銳化。當時形勢：省黨部在本黨之手，縣市黨部則有許多尚未改組，仍爲共黨所把持，同時共党利用各種人民團體如工會、學生會、農民協會等這其週邊與本黨搗亂，故十六年春，本黨與共黨之闘爭，可雲在江西最爲激烈。

    十六年三月初，蔣總司令因軍事之推進而駐節安慶，江西之共產黨乃更思乘機蠢動，一般同志認爲當時之局面非與共黨破裂，不能進行革命工作，乃推天放代表至安慶謁蔣總司令報告同志意見，並請示方針。總司令力勸大家忍耐，勿發生事故，以渡難關，俟北伐完成後，再定辦法。孰知共黨變本加厲，決不讓國民革命成功，乃於三月京、滬克復後，鮑羅廷勾結徐謙、鄧演達、陳公博等人在武漢突然宣佈黨政軍最高機關之改組，並免蔣先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意圖使國民革命功敗垂成。

    本党忠實同志，見共匪之肆無忌憚，知清黨之不可再緩，遂由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先生臚列共產黨破壞本黨事實，於十六年四月一日呈請該會依法制裁，原文謂：

   「竊總理於前年改組國民黨，容納共產份子，當時加入國民黨之共產黨員李大釗亦曾聲明，此等黨員止以各個人之資格，服從國民黨主義，並非國民黨與整個共產黨作。今者共產黨有謀逆之整備，遂喧騰其聯共之口號，誣罔總理，挾制輿論，合以圖大逞。按總理容納共產黨份子，有兩個用意：（一）總理於學說向主自由研究，共產黨若無背叛國民黨行爲，僅研究學說者，可與研究任何並無背叛行爲之學說，一同聽其研究。（二）因總理知共產必不適宜於中國，尤其是階級闘爭之共產主義，故自創三民主義，以適合中國；且允許共產黨份子之有覺悟者，服從國民黨主義，使之隱銷其逆謀。不料自共產黨份子加入國民黨後，共產黨積漸謀逆，迨總理逝世，尤逐步日肆陰謀，本黨乃忍痛疊予以最大之庇護，且瘏口以致其多方之忠告，終望得遂總理銷其逆謀之願。而不知終究適予得步送步之披猖，遂使帝國主義之國及國內軍隊謀傾本黨者，皆借赤化爲口實，淆亂世界之衆聽。北伐軍興以來，其所到之地，皆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之怨聲。去年國慶後，本委員接得漢口寄來中國共產黨湖北區執行委員會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北區執行委員會雙十節敬告同志宣言，請本委員以監察委員資格，有所注意，或加彈劾以止叛亂。本委員因諸如此類之叛逆印刷物，近年來時有發見，非密加訪察其眞相，不欲輕爲口舌之爭。蓋彼輩凶狡無賴，若不到澈底解決之時期，彼輩必騰爲『老朽昏庸』、『思想落後』、『反動份子』、『反革命派』等之標語，極其惝恍迷離，一犬吠影，衆犬吠聲，函電紛紜，詈罵交閧，使成獸闘泥中之形，以丐其虎據要津之助（如俄人鮑羅廷之類），一擊不中，更張其燄。近半年中本委員以中央所派江蘇特務委員會委員，隨鈕委員永建之後，同在上海注意時局，乃爲若輩包圍，離奇逆跡，隨在呈露。鈕委員焦頭爛額，痛苦逾常，窮於應付，迫而謝病，本委員於本年三月六日晚八時，偕同鈕委員及上海特別市党部執行委員楊委員銓，晤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中國共產黨上海首領羅亦農，於上海環龍路二十六號鈕委員辦公處，談話甚多。……本委員親自在陳獨秀口中得到二十年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一語，乃核以去年雙十節湖北共產黨敬告同志宣言，其扼要之言曰：『雙十節本當慶賀，而無慶賀之價值。……因爲內部奸賊仍未澈底剷除，那裏趕得上蘇俄革命紀念日，值得我們眞誠的慶賀呵。同志們，無產階級人們！……我們最近決議案，是有辦法的，是有步驟的，只須放大膽量秘密進行，圖我們的新生命，自有剷除奸賊眞正成功之一日，那眞值得熱烈的慶賀，我們的步驟就是：（一）第一步我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現在勢力未充，應該利用別人想做新軍閥的心理機會，貌合神離的幫助他，以打倒原來一般的舊軍閥；（二）第二步，我們根據最近決議的精神，以黨團監督政治，以政治監督軍事方案，切實督責想做新軍閥的人，倘若還要爲難，我們就用快刀斬亂麻手段，痛痛快快的來解決他，以求最後的澈底吧。現在我們的口號，是糾正辛亥革命之不澈底，製造新國慶紀念節，打倒新舊一切軍閥及資本家，剷除內部的奸賊，勞動罷工絕對自由，馬克斯主義萬歲，階級闘爭萬歲，無產階級人們萬歲！』於是而得兩結論，乃本委員所不能不舉發，而本會所不能不過問者。

   （一）共產黨決定剷除國民黨之步驟，有以黨團監督政治之言，則明明已受容納於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同預逆謀，此本黨不願亡黨，在內部即應當制止者也。

   （二）現在中國國民政府，已爲俄煽動員鮑羅廷個人支配而有餘，則將來中國果爲共產黨盜竊，豈能逃蘇俄直接之支配，乃在變相帝國主義下，爲變相之屬國。揆之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大相刺謬，此又應當防止不平等而早揭破一切賣國之陰謀者也。

    因此，本委員認爲情事非常重大，現在漢口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共產黨及附合共產黨之各員，奉俄國共產黨煽動員鮑羅廷而盤據，最近諸爲怪謬之改變，乘北伐軍攻堅肉搏之時，而肆其咎兵抑將之議，無非有意擾亂後方。蓋中國共產黨首領陳獨秀本有反對北伐之文，俄國共產黨鮑羅廷在廣州亦建緩取江、浙之議，即因他們老實不客氣，勢力未充；不欲國民黨羽毛驟豐，使共產黨難下摧殘之手段。似此逆謀昭著，舉凡中央執行委員會內叛逆有據之共產黨委員，及附逆委員應予查辦，未便尚聽其行使職權，恣爲顛倒，應再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或產生全國代表大會處分。但變故非常，一時不及等待，故本委員會不能不集合摘發，是以本委員特將亡黨賣國之逆謀，十分急迫，提呈本會，伏祈予以公決，得咨交中央委員中非共產黨委員及未附逆委員臨時討論，可否出以非常處置，護救非常之巨禍，則國民黨幸甚！中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