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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孫中山在北平逝世以後，廣州情形，最初頗陷於混亂，其後肅清楊劉等反側軍閥，成立國民政府，廣州時局，乃漸趨安定，而共黨亦漸得勢。八月二十日廖案發生以後，共黨在廣州國民政府內，勢力更爲增加。省港罷工一方面使國民政府的基礎，漸趨鞏固，另一方面亦增加共黨勢力。當時雖有一部分國民黨人反對與共黨合作（如北京之西山會議），但共黨仍頗得勢。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之中山艦事變，實爲廣州當局對共黨之初步打擊。

    三月二十日的早上，廣州的情形是和平時沒有多大的不同。北京段祺瑞大屠殺民衆的消息（三一八慘案），已經傳到了廣州，但是被濃厚的革命空氣興奮慣了的廣州民衆，對此實在引不起特殊的興味。在早上七八點鐘，正當細雨濛濛的時候，我同了才從上海到廣州的張秋人，到文明路七十五號的『神秘之樓』去會獨秀的兒子延年，因爲他是神秘之樓的王。神秘之樓在平時固然也是警衞森嚴，但是像我們這種熟人去會客，可以一往直前的登堂入室，決不會有赤色衞士來阻擋你，可是那天的情形似乎有點不同。二層樓上表現出非常混亂。後來會到穆青，才知道廣州發生了出人意外的政變，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省港罷工委員會被軍事常局派兵包圍，禁止一切人等出入，而被作爲太上總理的俄顧問鮑羅廷的公館附近也被軍警密佈包圍，禁止任何人出入。馬路上也到處佈滿了步哨，情形的確是不同了。

    我們從神秘之樓出來，就到長堤大東酒店去會高語罕，據高說，省港罷工委員會會址是越秀南路的惠州會館，本原有工人糾察隊武裝守衞，三月二十日上午三四點鐘（尚未黎明）的時候，突然來了大批武裝兵士（第一軍軍部特務營），將惠州會館周圍包圍，並將守衞糾察隊繳械，禁止一切人等出入。那時省港罷工委員會委員長蘇兆徵不在會內，而誤會實際負責人鄧中夏李森等則均在會內，乃由鄧以電話詢衞戍司令部，無如此時各處電話已均不通。至黎明七時，惠州會館附近形勢，始稍緩和。

    國民政府高等顧問鮑羅廷，他的公館即在大東路中央黨部對面，平時有衞兵數十人守衞，軍政黨各方面要人之出入其公館者頗多，以故門庭如市，一般人認此爲廣州政治中心。二十日上午三四時，大東路上突來大批武裝兵士（亦係一軍特務營）將鮑公館包圍，禁止出入，唯衞兵之械未繳，此鮑公館與省港罷工委員會不同之處。鮑公館面對中央黨部，左鄰東較場，斜對通黃花崗白雲山之大道，此時東較場及紅花崗附近，均密佈軍警，形勢極嚴重，至下午，情形始爲緩和。

    時汪精衞爲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爲廣州之政治重心人物，平日對政治頗多負責。乃三月二十日之後，汪忽稱病不出，未幾即赴法國。此蓋三月二十日事變之一結果也。

    當時政變之內容如何，初爲一般人所不知，或謂汪蔣衝突，或謂共產黨密圖異動，或謂蔣以實力懲共，傳說紛紜，莫衷一是。據蔣介石氏當時呈報軍事委員會述該時情形一節如下：

   『……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軍局所轄中山兵艦，駛抵黃埔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向教育長鄧演達聲稱。係奉校長命令，調遣該艦，特來守候等語。其時本校長因公在省，得此項報告，深以爲異，因事前並無調遣該艦之命令，中間亦無傳達之誤，而該艦露械升火，經一晝夜，停泊校前，及十九日晚又深夜開向省城，無故升火達旦，中正防其擾亂政府之舉，爲黨國計，不得不施行迅速之處置，一面令派海軍學校副校長歐陽格暫行權理艦隊事宜，並將該代理局長李之龍扣留嚴訊，一面派出軍隊於廣州附近，緊急戒嚴，以防不測。……』

    李之龍爲黃埔軍官學校第一期學生，共產黨也。李在未入黃埔軍校前，曾在烟台習海軍，時廣州海軍人才缺乏，故李任海軍局政治部主任兼代理海軍局局長，爲當時黃埔學生之地位最高者。三月二十日上午二時，被蔣派黃埔特務隊將其扣留於中山艦。當時共黨之被捕者，尚有多人，均係在軍隊方面任黨代表者。

    當時政變之眞相，已顯然爲對共黨之壓廹，共黨對此，初無絲毫準備，事變起後，除神秘之樓的重要文件運往他處外，乃密謀所以應付之方。時共黨內部意見，分爲兩派，一派主張對蔣表示堅決之反抗，其辦法一方面由鮑羅廷等威脅汪精衞下令免蔣一切職務，另一方面，嗾使工人宣佈罷工，嗾使軍隊中共黨設法反抗。但另一派意見，則以爲對蔣應表示屈服，使革命方得順流進行。結果，共黨表示對蔣作最大之讓步，蔣乃撤退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鮑公館之兵士，並交還工人糾察隊之械，廣州形勢，始漸回復常態。

    蔣氏直轄之第一軍中，自軍至連，均派有黨代表，任黨代表者十分之八係共黨，十分之二係接近共黨之左派。蔣在平時，對若輩頗示重用，但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蔣命共黨將各級黨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員撤回廣州，蓋第一軍隊伍，均在東江，此輩均在軍中。此輩黨代表政治工作人員回廣州後，第一軍中，幾已無共黨潛伏，但黃埔軍官舉校之共黨任政治工作者，仍任職如常。第一軍以外之政治工作人員，亦照常服務。

    中山艦事件，爲蔣校長裁制共黨之一種表現，固爲人所共知。原來蔣校長之蓄意裁制共黨，已非一日。自蔣校長辦黃埔軍校以來，共黨在廣東漸趨優勢，而在黃埔軍校爲尤甚。當時黃埔軍校方面，共黨頗爲猖獗，對於不同情共產主義之份子，動輒加以右派之惡名而加以壓廹。時學校方面儼然成左右對峙之勢，而且各有組織。共產分子除共產黨以外，尚組織有公開活動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而反共產分子，則組織有孫文主義學會，青會與孫會，暗鬥極烈。時共黨較爲得勢，故孫會頗受青會壓迫。孫會訴諸蔣校長，蔣校長以容共爲總理所決定，當時未便更改，但對共黨分子之猖獗，亦頗不滿，故當時曾下令學生之隸藉共黨者，須至特別黨部登記。但在事實上，共產分子無一人遵命登記。兩次東征凱旋後，左右兩派之衝突愈甚，蔣校長乃決定以實力制裁，此中山艦事件發生之由來也。

    中山艦事件之最重大的結果，即爲汪精衞氏之去國。汪斯時爲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與蔣校長同爲廣州政府之柱石。汪之去國，實由於與蔣之衝突。蓋三月二十號之中山艦事件，實爲一鮮明之反共政變，而汪氏當時，實爲同情於共黨之人物。當中山艦事件發生之初，汪絕不知情，僅由蔣在汪前表示裁制共黨之意，汪期期以爲不可，而中山艦事件，乃突然於三月二十日發生。此事予汪以打擊特深，蓋汪自以身爲國府主席，兼軍委會主席，爲政府最高負責人，而蔣之動作，事前並未得汪同意，頗引爲難堪也。但一時反共空氣，非常濃厚，汪亦無法挽回，汪氏處此，不能不出於一走。

    中山艦事件既爲對共之一種壓迫，故共黨頗受打擊，而高語罕則首當其衝。高爲留學德國之共黨，在共黨內初無顯赫地位，唯因其與陳獨秀同鄉之故，在共黨內亦有相當發言權。當彼於遊德歸來之際，適國民黨在廣州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高即代表留歐支部參加，頗出風頭，當選爲國民黨二屆中監委。時鄧演達任黃埔軍校教育長，鄧與高在德國認識，交誼頗深，故高即入黃埔軍校任事，任入伍生部黨代表，地位極爲重要。蔣校長之待遇高氏，亦優禮有加。但高爲人爽直，出言不慎，常有觸犯他人處，故中山艦事件發生後，高即首被免職，離粵至港。

    第一軍中之政治工作人員，大多係由共黨擔任，中山艦事件以後，第一軍之政治工作人員，全部撤回。但一時又無法安置此一批Ｃ字型大小英雄，不得已，乃於廣州市之大佛寺，創設高級政治訓練班。以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爲該班主任，第三師黨代表魯易爲該班秘書，實行開課訓練。

    當三月二十號事變消息傳出以後，其最喜悅者，爲香港之英帝國主義。蓋廣州之省港罷工，使香港受巨大打擊，香港方面，正在無可奈何之際，忽然廣州發生中山艦事件，帝國主義以爲共產黨既經打擊，解決罷工，自不成問題，故歡天喜地，自鳴得意。無如廣州雖經中山艦事件，而安定如常，政府基礎既不動搖，反帝亦仍照舊進行，故罷工之堅持如故，帝國主義僅空歡喜一場而已。

    廣州之中央黨部，在中山艦事件以前，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如五個常務委員，共黨占去二人（譚平山林祖涵），此外各部處之主持人，主要者皆係共黨分子，如秘書處在林祖涵支配之下，秘書處無秘書長，以書記長代秘書長職務，書記長一職，由共黨劉芬（伯垂）擔任。組織宣傳兩部，爲中央各部中之最重要者，乃組織由譚平山任部長，宣傳部由毛澤東任部長。此外，如農民部長爲林祖涵，工人部長胡漢民遠遊海外，部務實際由秘書馮菊坡負責；海外部部長彭澤民爲准共黨，而秘書許甦魂則共黨也；青年部由秘書黃日葵（共黨）主持；婦女部由共黨鄧穎超主持。總而言之，當時中央大權，全在共黨手中。中山艦事變以後，中央黨部首先改造，譚平山去職，組織部長由蔣校長自兼（以陳果夫代理）；宣傳部長代以顧孟餘；青年部長代以丁維汾；秘書處改書記長爲秘書長，以葉楚傖任秘書長。此後之中央黨部，共黨勢力乃大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