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聯俄容共政策，影饗廿世紀的世界，與其二十年代在中華民國執行陰謀傾覆的鮑羅廷，論者多矣。今年起傳記文學「每月人物專題座談會」，改為「民國史事與人物專欄」。劉紹唐社長知我與鮑羅廷曾經見面，囑我亦談談其人。茲聊書其二三事，以為續貂。

（一）鮑羅廷與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

    民國十四年秋末，由國民政府在廣州招考的留俄中山大學學生一百五十，與三個軍官學校各十名。先有約半數在赴俄途中，掀起了激烈的國、共兩黨之爭，餘留廣州先設補習班。並有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的設置，採學生自治制，暗中一切出自鮑羅廷的安排。鮑氏第一次到班授課（著中國長袍，儼然學者模樣），由張太雷口譯，講到帝國主義的定義，輪到問我那一國家為其先鋒，我對以西班牙。他又問我何所據，我舉國立東南大學教授社會學劉靜波老師所著上海商務印館出版的「大國家主義」以對。此非共黨書籍，他表示詫異，並說尚未見到此書。有一次我代表管理委員會訪鮑氏接洽赴俄事，他又問到劉老師的著作，他對北大的教學情形已很熟悉，而對南京東大很想了解。我想他是有心人，不願對他多談國內事，以只在該校讀書一年為辭，他留我隨便談談，仍由張太雷口譯，另由女秘書筆記。他明知我是反共，也許因此要和我多談談，我們談話的範圍很廣泛，我也強調了反共的理由。最後他問我學習的偏向，我說遵父命著重歷史，但入大學選擇政治、經濟系，父又囑至多重在政治。而鮑則勸我偏重經濟，但我以後的涉獵，決非他的影響，因為立場各異。

    又一次，我往鮑公館交涉赴俄事，爭辯很大，鮑一味敷衍支吾。又要和我談起來，翻譯、紀錄如前。他竟問到湖南第一師範的教學情形，我說那時的老師，大多數對我國學術思想經過科舉的訓練，具有精深的研究，再往日本接受西洋的研究和教授方法者。比之當時有些國學較遜，逕而留學西洋的大學教授，（我在莫斯科，有北大某教授夫人告訴我，「現代評論」的周鯁生先生經常為她丈夫等人大改文章，）教書透徹多了。他搶說：「他們！尤其那些留日的，都是反動份子！」我說：「李大釗、陳獨秀也都反動嗎？」他笑了，乃扯到了毛澤東。我說此人太不正常，必不得成正果，他又笑了。至此汪精衛來訪，我辭出，他還為我介紹，汪笑笑說明我們認識，並囑我翌日下午三時往國民政府見他。我按時前往，由副官長湖南人席楚霖引至樓上小客廳相見。汪細詢關於留俄學生管理委員會情形，時屆臘月，汪開了一張萬元港幣等於現金的無記名支票給我轉同學每人百元，添製冬季服裝外，餘作管理委員會年節之用。我說冬季服裝大家還夠，他說買些參考書帶往俄國罷，我乃照收照轉。（我帶一大箱書去，被留在中大圖書館。）汪並對我再三叮嚀，有謂：「鮑某為人貌似儒者，心實奸詐。」此刻言猶在耳。但從此未再見汪，蓋以三月廿日案不久即發。至於我在國民黨內的私交朋友，改組派的老幹部中，為數很多。他們對鮑氏，多有接觸和認識，也必各有一番感想。

（二）鮑羅廷與張靜江

    十五年三月廿日案被揭發之前，鮑羅廷在廣州，對青年學生固然另一副面孔，廣為結納，心存引誘。而對黨政幹部以至要人，則倨傲跋扈，目空一切。例如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他只是顧問身份列席，用供諮詢。然而開會必須委員們移樽就教，前往鮑的住宅（俗稱鮑公館顯赫不可一世），有失我國家體制，他倒滿不在乎。事後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班同學王某，曾任其翻譯（在廣州），他對我說，會議進行時，除李石曾、顧孟餘、宋子文發言，鮑氏靜聽外，其餘者，他充耳不聞，竟囑王不必翻譯。（共黨一切的胡作非為，皆由鮑發號施令，更不在話下。）三月廿日案發，鮑正返莫斯科述職，歸來後，張人傑（靜江）先生出任國民黨主席，政治委員會開會，已遷回中央黨部，其實兩者同在文德路斜對門，僅隔一條馬路。雖然當時青年人們，對靜江先生不利於行，必需用籐椅抬進抬出，乃至抬到會場，開會始終坐著，有些議論，加之共黨呼為「昏庸老朽」，然而大家對張此一舉措，無不歡欣鼓舞。鮑氏亦前倨後恭而屈服之。鮑氏返廣州後，我和已經粗通俄語現在臺灣的張民權學長，再往鮑公館接洽赴俄時，鮑氏出見，已不多談，事務上由其夫人出面週旋。只到我們赴俄臨行之前，再見鮑氏一面，全係禮貌細節，從此未再見面。

    三月廿日案揭發期中，廣州東山，一片沉寂，不無戒嚴氣氛，鮑公館頓形門可羅雀（此時鮑已托故返俄）。某日下午我們同學數人，散步到俄國軍事顧問住宅區，在該案執行人季山加將軍公館門前，見到在臺病故的國大代表李樹聲同志，任新調的守衛排長，相視微笑。昔日類似租界地帶，景像不同了。我們留俄同學，原住東山許崇智的公館兩大宅，靜江先生來到，分住一棟，隔窗相望，大聲相聞。常見國民政府代主席譚延闓先生來訪，以後鮑羅廷也來拜訪靜江先生。蔣先生城內住對面廖公館鄰宅，譚、鮑也常出入。有時且聽張宅有聲外揚，尤其是周覺（柏年）先生來時，聲音更大，常罵鮑羅廷。某日邵元沖來，與我路遇，帶我同入張宅，謁見張先生。他問我：「你說我是昏庸老朽嗎？」我不敢答。據他說，鮑氏氣燄，已經大減。且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桓亡，多媚外崇洋者國亦桓亡。我住法國很久，幸未失自尊心。好在我幼時讀了些中國古書。未見國學有根底者，一味崇洋媚外。其實留學生回國，再讀中國古書，更為透徹。你們赴俄求學，要明乎此！」當時諧聖吳稚暉先生在廣州，更有妙論，泛罵非共產黨員而捧鮑氏者為「鹹水妹」，罵他們不與洋人來往，就不過癮，即汪精衛亦不例外。稚老一生無私隙，外傳與汪難免，但屬少年故事，無傷大雅。我親聞稚老說過：「汪精衛的失敗，自與鮑羅廷週旋開始」，且深惜之。

（三）鮑羅廷害人多矣

    三月廿日案由鮑安排，眾所週知。其如此如此，係阻礙北伐，深知北伐迅速，不利於共黨的控制。故早在兩粵就有分田之議，北伐至武漢，更大唱分田，製造紛亂，破壞統一。汪精衛太可悲了！未能燭照其奸，竟受鮑氏之迷，以至寧漢分裂，汪精衛、陳獨秀的聯合宣言，足見鮑謀略之險狠。三月廿日案揭發，廣州市平靜如常，民間對於蔣公，且有「聰明正直而一」之稱。某日我到市區社仁坊，湘人聚會之處，湘軍副總司令陳嘉佑（護黃）先生，家住隔壁。芳二爹（陳原字護芳）從司令部回家，我隨老黨人劉伯倫（名況）、黃一歐往謁。芳二爹氣忿的說：「陳璧君那女人真潑辣，昨日蔣校長介石曾去訪汪，解釋諘�，她不讓見面。今天畏公（即譚延闓先生）急著再去勸解，亦不讓見面。畏公說：『那婆娘（湖南土語）既不可以情感，亦不可以理喻，調停乏術。』畏公做了魯子敬，這一切皆中了鮑羅廷的陰謀，汪氏夫婦真是可惜。」其實芳二爹始終是個親汪的左傾人物，對鮑亦視為可怕，當年國民黨聯俄的賢者，對鮑皆存有戒心。然終被共黨稱為左派而加以誣陷者多矣，如含冤莫伸的廖仲愷、徐謙，以下彼彼皆是，被誘惑的中國青年更是成千成萬，誠中國之大劫大難。而今自由世界混亂，惶惑不安之極，尚有洋人假和平、自由之名，想來臺灣作變相的鮑羅廷，效顰其幻夢。前車之鑑，有待記取。世上沒有那樣廉價的和平與自由，更不能靠洋人的施捨。

    關於徐謙先生的犧牲，就我所知，曾有敘述。至於廖仲愷先生，我實晤教太少，只在民國十三年春夏匆匆見了兩面。第一次是有人介紹往謁，我報告在南洋一帶與共黨的不睦。惹起廖先生嚴厲的教訓，責我不明聯俄、容共真諦，其態度嚴峻而誠摯，令人敬畏，但我心服口不服，暫不登記黨籍，真太幼稚。第二次是在嶺南大學相遇，他從黃埔到此，囑我稍等，同汽艇返廣州市，重到中央黨部，再加教訓，且有安撫。問我何適，我答往南京讀書，又問我學什麼，我因敬重他的事功，衝口而出，也想學財政。蒙加指點，並介紹我翌日見中山先生，囑我再去見他，我見中山先生後，適他因公外出，從此未能再親教澤。次年夏我返粵，過上海，報載廖先生被刺，悲憤不已。又在廣州將近一年，處處留心廖先生的德政懋績，更加欽仰。據我所知，他為了曾出面往日本與越飛開始接洽以及潛心執行聯俄事宜，加之言語逕通，不免與鮑羅廷最為接近。乃至對妻室兒女均不能露心跡，其苦心孤詣，誰能諒之！故有人除之而後快，其妻兒亦誤入共黨，是他死不瞑目的。對鮑來說，也算「我不殺伯仁，伯仁為我而死」，其實謂其「借刀殺人」，亦無不可。以鮑氏之陰險，焉能不知廖先生之忠黨愛國，除廖之計，只在遲早耳。後來鮑被斯達林囚死獄中，必曾問天。廖先生具有政治家風範且是財經大師，甘乃光所著「先秦經濟思想史」，那時甘尚年輕，外間曾誤傳為廖遺稿。在重慶中央黨部時，我與甘常相晤談，曾問到廖先生種種，甘同意我的看法，誤指廖為共黨或赤色傀儡者，罪莫大焉。「先秦經濟思想史」一書，上海商務印書館名著之一，甘確得廖的細加指點，但非其遺稿。曾晤甘嶺南同學立委高廷梓兄閒談到此，據稱甘出自書香世澤，具有國學根底，治學勤勉，該書既得廖先生指點，可優為之。甘為廖提攜的青年才俊。以師視廖，而未為鮑所迷，因其年齡比廖子承志長十幾歲，故能知廖先生遺志。即廖、蔣兩先生，對聯俄事有激辯，而始終合作無間，鮑羅廷亦嘆黔驢技窮。如廖不死，北伐之後，局面有所不同。至少上海金融，流氓幫會不能染指其間，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以致淪陷之前，由某聞人口令一出，發動搶溝風潮，金融大亂，促成巨禍。鮑氏之為害我國，既深且遠。

（四）鮑羅廷其人

    中國之聯俄政策，勢逼處此，鮑羅廷之為患，則罄筆難書。鮑之生平簡略，蒙蘇俄問題專家關素質教授特自鮑氏女秘書Vera Vladimirova的回憶錄、共產國際史、俄文百科全書摘要給我。茲照抄如下：

    鮑於一八八四年生於白俄羅斯拉脫維亞的Vitebsk，祖籍猶太，家貧。一九○○年初參加當地社會民主工黨十九歲加入布爾什維克派，開始地下工作。一九○四年抵瑞士，奉列寧命令前往俄國。翌年在拉脫維亞首都加里參加革命。旋出席該黨在芬蘭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以及一九○六年在瑞典首都召開的統一代表大會。同年抵倫敦，在俄國移民中工作，始用鮑羅廷（Borodin）之名，原名Mikhail Markovich黨內化名為Kirill。一九○七年抵美國，住波士頓和芝加哥，創辦「美國工人」雜誌，此時與其夫人結婚。一九一八年七月回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翌年初被派以蘇俄紅十字會代表名義前往紐約，負有政治和財務使命。嗣由美抵墨西哥，化名Brantwein，協助建立墨西哥共產黨，與印度共黨羅易已有來往。一九一九年末，出現在西班牙，翌年赴荷蘭阿姆斯特丹參加會議。一九二二年在英國被捕下獄，為期半年。一九二三年七月由莫斯科赴廣州，九月到達。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七月底回莫斯科，供職塔斯社兼辦英文「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一九四九年春天被捕，一九五二年死於獄中。鮑氏著作「中國問題」一書，未經出版。出版者，有英文編輯的「共黨國際」，和列寧的「左傾幼稚病」英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