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外到处发现中共夸耀「建军」「光荣」的书册文字，他们的夸耀宣传已成习惯，原可不值一顾，但对历史事实，加以歪曲，对赤色侵略者的苏俄，一味捧拍，则不能不根据事实，予以更正，想为真正的中国人士听乐闻。

　　渗透孕育下的中共地下武力

    中共在开始组党不久，即确定以渗透战术作为党、政、军三方面在国中发展的主要行动之一。在当时曾根据苏俄的指示：「必项【HGC：“必项”，原文如此，似为“必须”之误。】加入国民党，取得对国际和国内群众的信任。」（注：此项意见曾经一九二二年在杭州开第二次会议时激辩後才决定。）照史达林的意见，其作用在：「……要把国民党榨乾了，然後抛弃，像柠檬一样。」（注：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史达林在莫斯科对中共代表会议的演说。此原则今日正由俄共对中共实行中。）至於毛泽东的意见则认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组织表式是军队。」（注：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七页。）因此，在中俄共的这种共同目标下，他们决定了在中国活动的道路和发展路线。当他们渗透入国民党才一年的时间内，除了在最重要的军官学校内吸收干部发展组织——公开的名称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之外，便是以李之龙为首的袭取中山舰，拟用武力推翻当时革命政府的事件。这个行动的结果，李被扣留，同时在国民党中任职的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人，也随之解职，这是他们的首次的公开失败。

    但由苏联顾问加伦等对国民党所建议的军事组织，亦即北伐时的武装组织，除沿用中国固有的军、师、团、营、连等编制外，在同级里则增入了党部组织和党代表与政治部。当时革命军的党代表是汪精卫，总政治都主任是邓演达，这即是苏俄共产党意图侵蚀国民党的初期经过。

    革命军北伐到达武汉，共产党这时利用国民党的掩护，在军队、工人、农人、学生中尽量发展力量与组织，企图在武汉地区发动推翻国民党篡窃国民政府的阴谋，并且由共产国际代表洛伊（ROG）正式把在莫斯科第七次大会关於中国问题提纲，要汪精卫照办，於是国民党才实行清党，国共正式破裂。中共在俄人罗明那（LOMINADZE）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指挥下，乃先後发动南昌兵变、两湖暴动等，在中国实行武装流血的叛乱。（注：见「三十年中共」第三十三页。）这时他们的军队编制，因为甫由国民党中蜕变出来，所以仍是沿用旧制，只是在最高指挥系统上另成立一个「前敌委员会」。起初是由毛泽东任主席，以後改派周恩来接充，即开始用「工农军」名称，把军队的精绅与行动也公开接受俄化，而正式使用俄国的镰刀铁锤旗。

　　井冈山扎寨时期中共军方和组织

    毛泽东虽非中共军人，但他很迷信「以枪杆子制造政权」的俄式教条。尤其对亲自统兵——掌握部队的瘾也很大。在朱德、贺龙等一九二七年八月南昌兵变後一个多月——九月八日，毛氏本人也在湖南把汉阳失业工人和溃兵民团矿工二千多人组织了一股自称为工农第一师的部队，从事「两湖暴动」。失败後被俘，幸中途逃脱，十月才上了井冈山，与土匪王佐、袁文才两部合夥，一个月後，朱德率领剩下的五百人也逃到山上，经过一年的啸聚，集合了三千多人，再由苏联新派的德籍军事顾问李特的指导「建军」，他们才正式把散在各地的游散部队，都改编为「红军」，井岗山的则编为「红四军」。此时的指挥系统是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机构，前敌委员会为临时指挥组织，下设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团、军、师（独立师、旅、团等）组织，各级主官，不设副手，而以参谋长为指挥员的第一代理人。部队编制，仍与国军大同小异，只是把党代表改为政治委员，在军、师、团级设「党委员会」，由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兼任书记。团以上设政治都，团以下设列宁室（一九四七年由营改设指导员，以下则设文化干事，取销列宁室）。党和政治对军的控制也更进一步。（注：见龚楚著「我与红军」。）

    这时除毛朱自率的红四军外。另委由何健部变逃的彭德怀、黄公异【HGC：“黄公异”，原文如此，当为误植。】部一个团为红五军，皖北徐向前所部三千余人为红一军，湘西贺龙所部二千余人为红二军，赣南罗炳辉部八百人为红三军，湘西北石首、监利地区段德昌部七百人为红六军，桂东北俞作柏、李明瑞所部千余人为红七军，桂东邓小平、张云逸所部七百余人为红八军，彭德怀的部属李灿部五百余人为红九军，闽赣边界方志敏、邵式平所部六百余人为红十军，粤东暴动的叶挺、彭湃所部千余人为红十一军，闽西张鼎丞、邓子恢部八百余人为红十二军，由兵运工作诱变的赵博生为十三军，董振堂兼十四军，陕北刘子丹、高岗所部千余人为红二十军。

    在部队的编制上，因急於扩大江西的苏区，时间紧廹，加以武器弹药缺乏，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抵抗第四次围剿後，此时中共正奉到共产国际「迅速建立优秀红军二十万」的指示，乃按照苏俄步兵操典的战术要求，配合当时情况，以及国军火力比较，拟订以师及团为战略单位，以营为战术单位，以连排为战斗单位的编制。把团的编制扩大，下辖三步兵营，一野战炮营，一特务营，步兵营辖三步兵连，一步兵炮连，一特务连。特务营辖搜索、工兵、运输、三个连又一个卫生队。已放弃三三制的编制。（注：见龚楚著「我与红军」第三六○页。）实际上由於武器不敷，这个编制并未做到，而国军第五次围剿已开始。

　　抵抗围剿长大军力

    这时中共军的兵力编组已在抵抗四次围剿中逐渐长大，指挥系统则由中央苏维埃的「红军」总司令部，指挥直接在江西编组由朱德自兼的第一军团，彭德怀的第三军团，董振堂兼任的第五军团和粤赣军区司令部，湘黔边区的第二军团（贺龙部），川东北的第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部，川西的第四军团邝纪勋部，闽浙边区的「红军」总指挥方志敏部（全部约三十万人）。但在江西的所谓「中央红军」，虽极力挣扎仍不能抵抗政府军的进剿，在不得不作突围流窜之计，乃改组「红军」为野战军，预备打军事政治兼具的运动战与游击战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中旬开始准备，在十月即正式实施的军事编组。从此一泻千里，到处无法立足，原定在湘西箫克、贺龙盘据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先被国军粉碎，乃向贵州西逃，遵义会议後，打算入川去和张国焘呼应，也在川南被川军所败，而不得不退沿长江南岸西向逃入西康。最後连川西都立不住脚，只好冒越过草地的艰难而趋陕北与刘子丹，高岗合股了。

    在战争和逃亡的艰险中，所恃以为维持和团结军心的重要法门，值得研究的是政工制度。

　　政工三大本领

    在中共军队中与党分不开的政工制度，是军队中最主要的一环。在中共的文件中，对於军中政工制度，曾有这样的解释：「……政治工作是掌握部队、巩固部队、维系士气的工作，其重要性不在作战指挥之下。我们的三大本领：一打仗、二生产、三群运（即群众运动）。这三大本领是要政治工作来做好。……」（注：一九四七年九月中共冀热辽中央分局对出关增援林彪部队的指示，原件系油印小册子分发部队，曾为国军俘获传播并刊载当时华北报刊。）但因政工人员多为知识份子，日久玩生工作作风发生，下列缺点：一、军阀主义倾向（吊打、侮辱逃兵及其家属）。二、缺少民主作风，官兵间存有隔阂。三、深入下层工作不够。四、对党的决议，决而不行，行而不果。五、普遍疲倦现象，缺乏雷厉风行精神。为了改正此项缺点，中共特别提出：

    一、开展部队「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改善士兵生活。

    二、加强党部工作，严格党的生活。

    三、参加土地改革，进行土改教育，加深官兵的阶级性。

    四、改善部队教育，贯澈群众路线。

    上述所谓「加深官兵只阶级性」【HGC：“「加深官兵只阶级性」”，原文如此。】，即尽量牺牲淘汰非无产阶级份子，所谓群众路线即以斗争方式消灭阶级敌人而上下发扬同阶级的友爱。另外即是集中士兵意见，变成领导意见，使官教官、兵教官、兵教兵。

　　五评与三查

    同时根据群众路线创造下列运动：一、对新补入主力的地方部队，提出「丢背运动」，即以班为单位，相互检讨、说服丢掉逃亡思家情绪。二、在进行作战前，展开士兵「想办法运动」，使勇气与技术相结合。三、在官兵关系上，展开「五评运动」（评功、评过、评战斗、评干部、评思想）。启发士兵积极性与克服军官干部自骄自满脱离士兵现象。四、在土改学习上提出「三查运动」（查阶级、查思想、查立场）。与「诉苦、坦白、立功运动」。

    中共军队，经过这类由党控制下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各种运动之後，尽管他们在江西和延安所裹胁的乌合之众，与未经训练教育的纯朴农民，甚至曾经受过共党迫害的农工与国军俘虏，也都不得不在他们的组织下去效死拼命和立功获「奖」。

　　参谋制度

    有人以为他们一向就无健全的教育制度，也无良好的参谋制度，即不会编组出健全的现代化军队，其实他们把一切军事作战的调度计划，皆由苏俄有经验的军事人员作顾问，透过军队里的「党」来筹划决定，只把有关技术性的问题和临阵指挥，才交由职业性的中共军人提意见和负责，也就圆满达成任务。他们在井冈山才开始设置训练机构，曾在「红大」内设「参谋人员训练班」，但事实上的基本方针和参谋作业，早就是以俄国的「教程」和「条令」为标准，参谋人员除部份是俘掳国军干部临时利用外，主要的人员即以陆续归自莫斯科的训干部接替。

　　动员与参军

    在军事动员的业务上，由江西建立「红军」起，他们即已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事把握阶级路线，以农村基本群众——贫雇农为基础，由党的干部为核心，而推行地方性的煽动与强廹的「参军」运动——所谓「志愿兵役制」在当时并无此名称，更无所谓制度。一定要如中共今日说有「兵役制度」，则只有由农村起的清算斗争与「分土」「翻身」……等过程而被逼加入共军的「参军制」。凡此工作，皆赖政治工作配合党的指导而推进。

    一九三一年中共在江西农村与城镇成立俄式「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各个地方「苏维埃」时，正与外蒙、东蒙（呼伦贝尔）、新疆（盛世才）的俄式自治政权，先後遥遥相对而成为俄人在中国的第三个孪生子（这即俄国侵略中国领土、干涉中国内政的铁证）。这时中共的党和青年团与地方行政组织，在正规的红军之外，曾全面性的动员人民，编成各地方性的「赤卫队」（後扩充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十四至十八岁青年）、儿童队、妇女队（以後又增编情报队、破坏队、运输队、担架队），以及全面普通性的戒严组织——递步哨（凡属道路交通、关卡隘口……不分距离，全面设哨盘查行人及搜身与逮捕所谓可疑份子）。由少先队、儿童团、妇女队、或老翁老妇不能参军的农、工等抽调轮任，自备伙食（这时还无正式的民兵制，以後即由民兵代替）。当军事甫定或军情紧急时，更为残忍严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