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秋间，日本少壮军人在中国东北寻仇构衅，已野蛮至不可理喻的程度！日本政府当时对所谓「万宝山事件」、「中村震太郎事件」虽能冷静地打开僵局，寻有解决途径，但仍任令驻外军人，撕毁国际盟约，掀起远东事变，而无术制止！在当时，实为中国当局所不及料。　

　　——信赖国联调停

    「九一八」沈阳事变传至南京时，已是九月十九日下午。当时国民政府蒋主席因处理江西剿共军务，先两日乘兵舰赴九江，方在中途。国民党中央党部执委会乃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至夜深，决定如下三点：

    一、由外交部对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向国际联盟提出声诉，并通知美国。

    二、促蒋主席速返南京主持大计。

    三、电劝广州方面所搞出的非常会议，撤销粤府组织，约集同志来南京，共赴国难。

    蒋主席乘兵舰驶至湖口闻耗，立即改乘飞机赶回南京。廿一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首要，磋商应付方略，又作出四点决定：

    一、外交方面：加设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机关。

    二、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并将攻粤部队，剿共计划，悉予停缓。

    三、政治方面：推出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专程赴广州，磋商统一团结御侮办法。

    四、民众方面：由国府及中央党部分别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作公理处断。

    九月廿二日，蒋主席在南京市党部发表演说，仍指出：取暂持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明。

    十月廿三日，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上演说，亦强调说明拥护公理，抗御强敌之必要。

    由是可知当日国民政府应付「九一八」事变，实不外「信赖国联，准备抵抗」八个字。但信赖与准备之限度至何止境，则非检读当年「特外委会」最机密之报告不能了悉。当时之「特种外交委员会」以戴传贤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顾维钧为秘书长，蒋主席、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丁惟汾、颜惠庆等，皆为委员。每日午前七时开会，听取报告，处理公务，一切外交之方针，步骤之规划，皆於会中议定之；文电稿件亦於其中公同决定。

    对外策略：

    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

    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

    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惟至万不得已时，军事牺牲，亦所不恤；但必须筹划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於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已。

    第四、应尽力表示中国政府完全信任国联之调停，因具有三重利益：甲、对於国内可减少人民责备政府之心理。乙、不致伤各国之感情。丙、将来运用九国条约，对美较易说话。

    对日外交除声诉国联请予调停外，本来尚有宣战、绝交，或直接交涉之三种途径可循。宣战一途，格於国力不能采用，当时除青年学生外，无人作此主张；绝交之议，孙科、陈友仁皆曾提及，但为汪精卫、陈铭枢、张继所反驳；直接交涉，胡汉民似为最早提议之一人，而宋子文则为最早试办之尝试者。宋子文与日使重光葵於「九一八」事变之翌日，即在上海密议，宋氏提出由中日政府各派高级委员三人，组织共同委员会，赴沈阳制止事变扩大，并就地觅取满蒙问题解决之办法。重光葵一日两电币原外相，建议同意。币原於九月二十日专电核准。而中国民气己经沸腾，国府顾虑低调外交将使青年群众更易接受共产党之指导，此议遂胎死腹中！

    是年十一月中旬，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中国准备实力收回东三省」。同月二十日，四全代会通过议决案，请蒋主席迅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廿一日再作决议，授权国府采取一切必要防卫之手段。然其时锦州已被炸（十月八日）；日本已拒绝限期撤兵（十月卅日）；蛰居天津的清逊帝溥仪已被劫出关（十一月十二日）；国际联盟已决议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十一月廿一日）；「九一八」事变已大非本来面目。

    十二月初旬，锦州告急，顾维钧拟设「锦州中立区」之方案虽已得中央核准，其时广州方面之陈济棠等人正以全力逼蒋主席下野，所以「特外委会」原定之「锦州抵抗方略」，与顾氏之「锦州中立区方案」，皆因中枢无人负责主持而无形葬送。蒋主席於三年後追论此事，犹致责备，其言曰：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回却顾，坚持日方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候，也还有使日本止於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致造成此後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和战两难窘局形成之因素，可从三方面分析之：其一、学生运动方面；其二、中共方面；其三、广州方面。

　　——学生请愿示威

    自五四运动以来，学运团体每为国共争取领导之对象。民十三年（一九二四）国民党改组时，党中央设青年部，以邹鲁主其事，学运遂接受国民党之领导。民十四年（一九二五）五卅惨案爆发，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上海成立，共产党之恽代英鼓动学生参加工农运动，学运遂渗入中共之势力。此後「全国学联会」亦分亲共、反共两派。民十七年（一九二八）南京国府成立，禁止学生会，作「纵」的组织，中央党部以青年纯洁天真，不宜使参与政治斗争，因将学运指导置诸民众运动训练之外，学生会乃改为学生自治会，学运气氛，一时宁谧。济南惨案发生，各地学生自动排日，宗旨方法，完全对外。到了民十八年夏间，上海租界发现共产党青年团，同时租界当局破获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及其分支部，牵涉十四间学校，学生因而被捕者十人。此时所谓「普罗文学」运动流行南北，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对於政府制定之宣传品审查条例、出版法登记手续，皆认为太过烦苛，中共地下份子於是乘机渗透，由联盟而入於学运，藉此为其工作之掩蔽，学生团体内容遂更趋复杂。

    「九一八」事变起後，全国青年激於爱国热忱，争作抗日救国运动，动机本甚纯洁。但历时稍久，中共之职业学生，与国家主义青年团之一部份分子立即加入，学运目标既由外交而转为内政，示威手段亦由对日宣战之请愿转为颠覆政府之煽动。综其八十余日之经过，可分四期：

    第一期为请愿潮：由上海沪江大学开始。是年九月廿日，全国抗日救国会在该大学成立，参加学校达三十单位，代表人数约一百余人，推出五十人赴京请愿。九月廿一日，学生会要求对日宣战及军事训练，自制义勇军编制纲要。北京方面，由清华、燕京两大学开始。九月廿七日，北京各界发起民众抗日大会，游行示威，并决定分批南下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南京方面，由中央大学开始。九月廿八日中大学生纠集学生四千余人，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在群众情绪激动之下，捣毁外交部，殴伤王正廷。教育部事前（廿五日）曾向学生劝告，勿作罢课及轨外行动。中学生一部份接受此意，大学生则不听命。游行群众经蒋主席亲自接见抚慰後，始满意散去，未生事端。

    第二期亦为请愿潮：以上海复旦大学为中心，参加学生数达四千，由周孝伯领队，数百人分乘火车到南京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及经济绝交。复旦大学师生中，有渗入共产党者，为政府所知，捕去四人。南京中大抗日会主席杨德尧亦因共党嫌疑被捕。学生情绪愈转激昂。上海学生到南京时，南京警备部队疑其有粤方政治背景，对待态度较严厉，学生大表不满。然复旦大学校园中确贴出有「全国民众武装起来」之各种口号，共党渗入学运显有证据。

    第三期为示威潮：以北大学生南下之示威团为中心。其时国际联盟根本无力制裁日本，已甚显著，故学生请愿情绪较激，人数亦加多。然北大示威团之组织与南下，本未得北大学生会之同意。此批人数虽仅二百人，而纪律整饬，组织周密，一望可知其实受中共职业学生之指导与训练。南京军警在该团抵步以前，已得北大学生会电告，否认该团有请愿之身份，故该团到南京，即受军警检查，搜得煽动宣传品多种，概予没收，限令该团即日北返。该团学生不服，暗中求援於中央大学，中大学生出面援助。十二月六日，该团由中大整队出发，游行示威，手持纸旗，上书共产党口号，沿途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打倒卖国政府」、「全国无产阶级暴动起来」各口号。军警干涉，将学生一百八十五人移送孝陵卫，不准自由行动，因此南京中大学生亦与军警发生冲突。

    第四期为示威潮之最高峰：其时日军迫近锦州，形势危急，国府虽有设置「中立区」计划；学生则表示反对，不同意直接交涉。请愿人数多至万余人，并要求国府：一、退出国联；二、对日宣战；三、恢复民众运动；四、以和平手段谋取南京、广州分裂之统一。蒋主席於十二月七日在军校广场中演说一小时，对所提四点，皆有切实答覆；又劝学生勿受共产党利用。国府乃再发「告学生书」。但此批学生散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所组织之示威团，又到南京。十二月十日下午，学生大游行，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打倒国民政府」口号，抗日目的转为反抗政府，於是军警奉令干涉，徐秀岑、江学乾两学生被捕。

    上海学生闻讯，立即应援，集众三千人包围上海市政府，要求市长张群惩办制止游行之公安局长。被捕之徐秀岑、江学乾释放後，南京示威团又於十二月十五日整队示威，手持红旗，臂缠红布，纷涌至外交部，大事捣毁，伤职员多人；另一队三百余人，则赴中央党部，蔡元培、陈铭枢出见，学生拖拥蔡元培出，曾受微伤，幸得军警救出，当场夺得所持旗帜，上书「共产党万岁」。中央日报翌日将此旗帜以锌版印出，学生迁怒该报，於十七日涌至中央日报社，捣毁铅字版、卷筒机，高呼打倒卖国政府。卫戍司令部乃开始取缔，学生被拘捕者达六十五人。

    但学生内部，并非一致。当北京各校南下请愿时，学生会已预防共党暗中鼓煽，北大示威团之行动，以及十二月十五、十七两日之南京示威游行，不特未得社会之同情，且亦为各校多数学生所不满。济南学生首欲离南京北返，而北大示威团竟加以监视，不令北归；中大学生五百廿八人，曾登报否认中大参加十五、十七两日之暴动。此风潮直至军警将北大示威团押送离南京後，始告平息。戴傅贤文存中曾记其事云：

    「青年学生，一则多数盲目为爱国热情所冲动；一则为借事造乱之党徒所利用。罢课请愿，遍於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行政院，几於无办事之地方，人员无进出之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