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欣逢国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前，中共红军已在江西瑞金、赤坪设立苏维埃中央政权根据地，朱德、毛泽东分掌军政，项英主持中央政治局，与1.赣闽边区之彭德怀，2.鄂豫皖边区之许继慎（後为张国焘），3.川陕边区之徐向前、张国焘，4.湘鄂西区之贺龙、周逸群，5.广西左右江区之李明瑞、张云逸，6.赣东区之方志敏，7.鄂豫边区之蔡承逸，8.陕甘边区之杜衡、刘子丹各红军相呼应。中共军队号称十个军，而其实力不足十万，编制分正式红军与地方部队；而地方部队中，则又分设有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红军补充团诸名目，枪枝不全，重武器尤缺。然因其熟悉地形，善用间谍与游击战术，遂使国军动用优势之兵员与火器，经三度之围剿，犹未能得手。此为一九三一年秋间之事。中共在井岗山时代，原与「水泊梁山」性质无异，徒以南京国府自完成北伐後，党争迭起，内讧时闻，一九二八年有讨桂之役，一九二九年有讨冯之役，一九三○年有讨伐阎冯中原大战之役，一九三一年又有广州非常会议自组粤府之役，剿共工作，因此多受牵制，红军遂至坐大！

    中共当时尚系共产国际之支部，而苏联则为共产国际之指导人，故苏联透过共产国际，对於中共之指示，中共在党纪上有不得不遵守之义务；更无论中共中央曾直接月得苏联七万元（美金）之津贴也。九一八事变起後，中国南北舆论界皆有国共应即消除内战共赴国难之呼吁；江西围剿红军之军队，亦己奉令停进，而中共则於九月二十日密令红军乘机反击，九月卅日竟宣布「国民党是中共永久之敌人」；但若详细分析中共之性质，与国共斗争之经历，则国共之不能合流，殆有其必然之结果。

    九一八事变，自中国视之，自系日本对华之侵略；自苏联言之，则认为系日本侵苏之先兆；而自中共观之，则又可认为此将促使南京与广州方面之团结，乃合力剿共之先声。因各方看法有如此之不同，故当时史太林对於九一八事变之反应，认为第一、宜保苏联；第二、宜保中共。而国际共产党执委会第十二次会议所通过之六点指示中，曾明白指出：宜乘日本侵略之机会，扩大中国红军，推翻国民政府。说得尤其坦白！

    当时中共奉到莫斯科指示之後，於九月廿二日作一决议，指出日本侵略东北，具有两种意义：一、此是帝国主义者进攻苏联之信号；二、此是促成国民党团结，并力剿共之警钟。因此呼吁党中同志，要一面保卫苏联，一面推翻国民党统治。

    中共自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四月被国民党清算後，其党员与组织，每受国府军警之捕杀或破获。因此，中共乃将整个组织转入地下；但为指挥便利起见，仍将中共党中央潜行迁回上海租界，冀藉带国主义者作护符。国民党方面，为应付此段局势计，乃在中央党部组织部内特设调查科，以徐恩曾为科长，选干员四十余人，使其与中共地下工作人员作暗斗。於是，中共长江局书记陈延年（陈独秀长子）、助手陈士炎先後被逮处死；中共中委兼组织部长陈乔年（陈独秀次子）、上海总团书记许白昊、中央局主持人项英亦被获。农运要角、海陆丰暴动主持人澎湃被捕，除项英贿通捕房脱逃外，余皆处死。「九一八」事变之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尤多，顾顺章（中共特务科长）、向忠发（中共总书记）、罗绮园、杨匏安（皆中共中委、农运要角）、杨子庄（江苏省军委）皆於是年先後被捕杀。北方局之河北省省委、市党委阮肃仙、潘闻友、廖划平等，则连同机关，一并遭捕获。其他失踪或自首者，更指不胜屈。

    「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民国十九年（一九三○），中共中央已拟在是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纪念日），举行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先由在沪之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互济会、上海总工会、自由大同盟、反带大同盟、社会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等八团体组织准备委员会，各苏区、各红军、各地工会均许派代表一人参加。此段准备工作，於一九三一年秋间粗见完备。「九一八」事变适发，中共中央乃乘国难严重及国府围剿军事停顿之时，於是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瑞金之叶坪地方，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改瑞金为瑞京，为新生共和国之首都。代表大会中，选出毛泽东、项英、张国焘等六十三人为中委；更选出毛泽东为中执委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并发出三种文告：

    一、告全国工农劳苦大众书。

    二、告全国工人与劳动民众书。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对外宣言。

    第一种文告中，指出九一八事变之後，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南京、广东虽对立，但同为压迫反帝运动之政权，故惟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始能解放中国。

    第二种文告中，声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要与全世界无产阶级，一同拥护苏联祖国。

    第三种文告中，声称反对国际战争与国内内战；但对国民政府则仍应作战到底。

    三种文告，皆将反日与反国民党之工作，等视齐观，故其仇视国民党与仇视日本无异，而有时且过之。张国焘虽在此次大会中当选为第二名之副主席，但他未到会，且於苏维埃全代会开幕之日，即在其所驻辖之鄂豫皖边区，召集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大有与毛泽东分庭抗礼之意味。毛泽东在此会中，固曾确定其政治领袖之地位，然倘使是年无九一八事变发生，则国军在江西之三次围剿，绝不至半途而废，瑞金之会根本开不成，毛泽东之地位更何由得？

    中共乘国军北调之时机，分遣红军，出赣南，攻闽西，彭德怀则攻赣州。一九三二年一月，红军则占上杭、武平。四月更占漳州。不及数月，苏区扩大至三十万方里。一九三二年秋间，国联调查团来华，查及此点，证出若使当时无九一八事变，国军必能於是年荡平中共之军队。

　　——广州意见多多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党内部分裂正极剧烈。国民党之分裂，自北伐完成以来，己非一次，然多半出自党外之离间与挑拨；而一九三一年之分裂，则纯出於党中之内讧。内讧原因，起於是年三月胡汉民幽居汤山事件。胡氏於四月虽返南京私寓，而广州之国民党执监委非常会议，则藉党中粤派诸元老之号召、与陈济棠实力之支持，於是年五月廿八日自组粤府，与南京相抗衡。粤方外交部长陈友仁，并於六月间亲往东京，与日外相币原喜重郎密谈二次，谋以中国承认日本在我东北既得权益之条件，为广州国府委托「泰平组合」购买日本武器之交换。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粤军图窥湘赣，国军准备讨粤，皆是实情。但事变起後，蒋主席在途次即令讨粤部队停止前进；返南京後，又立遣陈铭枢、蔡元培、张继携亲笔函赴粤，劝粤中同志，取消粤府组织，一致对外。函内措词，甚为恳挚。其略云：

    「最近东北横被侵略，师熸国蹇，危亡无日：……环顾国内，方激於意气之争，各走极端，悲哀曷极！当今同胞，涕泣相告，谓非举国同心戮力，无以救亡；吾辈共负革命使命，有何不可牺牲？……弟当国三年，愆尤丛集，过去之是非曲直，弟愿一人承之，惟望诸同志以党国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

    陈铭枢等三人持函南下，九月廿八日到香港，汪精卫、孙科、李文范自广州来港相会，双方当夜深谈，拟出宁粤双方合作基础如次：

    一、蒋主席引咎，通电声明俟统一政府成立，即行下野。

    二、粤府亦通电引咎，声明非统一无以救国，愿即取消粤府，并不以蒋主席之下野为条件。

    三、通电双方同时发表，目下先彼此停止攻讦。

    四、变更京沪卫戍组织，俾粤方同志安心赴南京，在总理陵前宣誓开会，议决统一政府办法。

    陈铭枢等离京，蒋主席曾嘱以三原则提示粤方：

    （一）如粤方自忖能负应付国难责任，则全体来南京，改组国府，南京同人无不相让。

    （二）如粤方自忖不能担此重责，则粤府应即撤销，粤中同志应即来京共赴国难。

    （三）粤方意在合作，则南京尤为欢迎，即请同志联袂来京面商参加政府办法。

    今在港所商，虽不以蒋主席个人进退为合作条件，但蒋氏下野通电发出之後，统一政府未成立以前，政府已成真空，应有如何办法足以内系人心，外维政统。於是，乃决定一面照粤方希望，即派陈铭枢率领十九路军卫戍京沪；一面电催粤中首要早日北来，蒋主席在电中并有「诸公朝到，下野通电即可夕发」之语。至此，粤方亦派出代表五人（汪精卫、孙科、伍朝枢、李文范、陈友仁），但声明须俟胡汉民离京抵沪後，即当启程。

    胡汉民於十月十四日抵沪，到达後，电告粤方，谓：「国难至此，非各方各自觉悟已往之误失，无以求党内之团结；非党内有坚固之团结，亦不能集中国力以对外。」

    粤方五代表於十月廿二日抵沪，蒋主席亦於十月廿三日来上海，在孙科寓中会晤汪、胡诸人，欢迎来京，共赴国难。谈次，并有「尊重前辈意见」之语。粤方先有在沪开会之请，由蔡元培来京转达，南京方面乃派代表五人（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张继、陈铭枢）赴沪与议。上海统一会议，遂以产生。

    上海统一会议自十月廿七日开始，十一月四日结束，会议共六次。议题归纳，实只两类：一为政制改革；一为党务推行。在政制改革案中，虽列有军政制度（如设置国防委员会，腹地各省不驻军队），财政制度（如实行预算，设置财政委员会），地方制度（如均权共治）等，但中心目的，则在国府主席资格之限制（军人不得为国府主席），权责之剔除（主席不负实际政治权责），总司令职位之废弃，及军人不得出任五院院长等等（其时蒋主席正兼行政院院长）。

    粤方主张，对人重於对事，其对人目标，除蒋主席外，尚有张学良。蒋氏虽愿下野，然抗日剿共诸大事，蒋主席去後谁可担当？则汪、胡诸氏皆不计及；张学良丧师失地，虽有可去之理由，但在锦州、热河、华北之奉军，尚有数十万，张去谁可指挥？粤方亦不理会。九一八事变起後，陈友仁曾告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谓：「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因此，当时重光葵曾电告币原外相谓：「粤府同人，志在倒蒋；蒋倒之後，粤府自掌中央政权，则将依照孙中山一九二五年神户演说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

    於是，京沪华北谣诼纷纷，陈调元、何应钦等既发拥蒋之通电，张学良亦於十月底秘密来南京，劝蒋主席勿退。十月卅日，上海统一会议虽通过政制改革案之原则，而十一月二日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上报告沪会内情，则有「後辈失礼，咎在前辈」之公开表示。统一会议，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