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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在神化毛澤東的運動中，有一句慣用的宣傳術語：「毛主席是當代的列寧。」在毛澤東及其信徒的眼中看來，列寧是個聖人。但這位共產主義的「聖人」却另有其見不得人的一面。本文系根據一批最權威的第一手資料，深入剖析列寧的另一面。

    一九一七年三月（俄曆二月），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成功地迫使沙皇遜位，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東綫俄軍兵敗如山倒，國內饑民暴動四起，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無法號令全國。就在這時，德國皇室政府派了一輛秘密專車把列寧及一小撮布爾塞維克黨人從他們的流亡地瑞士接到德國，再把他們安置在一節密封的火車車卡中，經瑞典和芬蘭潛回俄國。這批人回到俄國後，大搞其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終於在這年十一月（俄曆十月）間，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而建立蘇聯。

    從列寧乘德皇政府的專車返回俄國的一天起，歐洲政壇己議論紛紜，大家都在談論布爾塞維克究竟是否德國的御用間諜？德皇政府把這批人運回俄國的動機是顯而易見的，當時的德國政府（尤其是參謀總部）渴望儘早與俄國單獨媾和，以便使東綫的德軍脫身，得以調往西綫發動擬議中的攻勢。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已斬釘截鐵表示決心遵守與盟國的協約，拒絕與德國單獨簽訂和約，因此德皇政府爲謀取東綫停火，必須先搞掉俄國的臨時政府。而當時流亡在歐洲各地的各種各樣俄國革命派之中，只有布爾塞維克熱中於立即締和，他們願意借道德國回到俄國去領導「革命」，因爲他們害怕如果取道盟國領土的話，將會被盟國政府扣留。

    美國政府在一九一八年十月公佈了一批檔案資料，即在現代史上極受重視的「西遜文獻」（Sisson Documents），企圖證明列寧是奉德國的命令行事的，是德皇政府的一個工具。自從「西遜文獻」公佈以來，歐美政界及史學界曾不斷辯論一項根本的問題：列寧的秘密旅程及其回國後極力鼓吹締結片面和約的政策，是否足以證明他是個德國間諜，他在瑞士期間以及回國之後是否曾不斷接受德國的津貼？

    但在距今十一年之前，西方世界享譽最隆的共產主義運動史學者喬治·肯南博士（曾任美國駐蘇大使，現任普林斯頓大學現代史教授）搜集了許多資料，指出「西遜文獻」中的一部份檔案是查無實據的。他在「俄國退出大戰始末」一書（一九五六年倫敦費邊出版社出版）中，製版刊出了列寧等人回國之後到「十月革命」前夕爲止，與一些名不見經傳的神秘人物之間的通信原稿。肯南的結論中說：

   「布爾塞維克黨人在一九一七年春夏之間究竟獲得一些甚麽樣的外來援助，至今仍是一個懸疑難決的問題……在這幾個月間，布爾塞維克領袖們頻繁地與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中的人士通信；從本書所列出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其中提及的許多人名，信件中隱晦的字句極可能是安排如何把來自某些外國的經費轉交袷布爾塞維克。這些都是可以肯定的，但德國政府是否直接參與這些活動，以及這些經費是否由外國的社會黨人和同情者所捐助，則尚待進一步考證。從這些信件中，也許可以獲得一鱗半爪的綫索……」

    肯南的調子與「西遜文獻」顯然頗有出入，對於「列寧究竟是否德國間諜」的問題仍未能解決，因此我們必須從德皇政府的檔案資料中去找證據。

    德皇政府的這批珍貴資料，已於數年前由英國學者齊曼（Z. A. B, Zeman）編纂，並由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爲「俄國革命與德國——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的檔案資料」。

    德皇政府的這批資料中，列出了德國爲支持俄國革命運動所花的欵項，德皇政府與布爾塞維克及其他俄國革命政團之間的關係。

    但這批資料也像任何官方資料一樣有其不夠完善之處，因爲凡屬官方資料皆爲一面之詞，只能供我們參考而不能作爲解決問題的根據。這批文件中提到德皇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付出數額極爲龐大的欵項，給各種各樣的俄國革命分子在俄國境內進行顛覆沙皇政府的宣傳活動。但是文件中並沒有說明這筆偌大的欵項中究竟有多少用在俄國境內？接受此種津貼的究竟是誰？他們如何用法？

    這種用作顛覆活動的津貼，不論德皇政府或俄國的收受者皆不會保留詳細的賬目。使人驚奇的却是德皇政府竟願意花用如此巨額的欵頂來推行一些毫無把握的計劃，當時並無任何保證使這筆巨欵的花用能達到德皇政府所希冀的收穫，甚至也不能保證收受這種津貼的人一定會把錢用在對德國有利的活動上。

    從這批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德皇政府已撥出二百萬馬克供俄國革命分子作宣傳經費。這筆錢之中的極大部份，由一個名叫海爾芬博士 （Dr. Alexander Helphand ）的德皇政府特務交給俄國革命分子。說起這位海爾芬博士，來頭非同小可，他是托洛茨基的好朋友，在早期的共產國際中顯赫一時的巴伏斯（Parvus ），就是他的化名。在一九一五年底，德國政府又撥給他一百萬馬克。他在一九一五年三月寫給德國政府的報告書中說：「唯有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下，方有可能在俄國組織政治性的大罷工。社會民主黨中的極端激進派（按：指布爾塞維克）已經投入行動，但我們必須使該党的溫和少數派也參加行動……」他接着提到列寧及其他一些布爾塞維克領導人的名字，主強應該首先邀請這批人參加擬議中在德國召開的俄國各革命黨派聯合大會，以便立即發動反對沙皇政府的行動。

    巴伏斯（海爾芬博士）以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爲其活動中心，經常與流亡在當地的一些布爾塞維克黨人如拉迪克等人接觸，但由於大家都知道他是德國的特務，因此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返國秘密旅程中途經斯德哥爾摩時，拒絕和他當面晤談，並且故意當着許多人的面表示不願會見巴伏斯。列寧一向是個細心謹慎而滿腹密圈的人，他知道他在國內的政敵將會利用他借道德國返國一事對他大肆攻擊，因此他不願與巴伏斯會晤，以免給其政敵更大的攻擊藉口。但是列寧手下的一些黨羽却不必有這樣的顧忌。當時在斯德哥爾摩的主要布爾塞維克黨人有拉迪克、漢尼基及伏洛夫斯基等人，他們仍肆無忌憚地繼續與巴伏斯會晤，漢尼基在事實上根本是受巴伏斯雇用的。

    一九一七年底（布爾塞維克已在俄國執政），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許達曼訪問斯德哥爾摩時曾稱：「伏洛夫斯基每天謁見巴伏斯。」雖然當時伏洛夫斯基已出任蘇聯駐瑞典公使。

    這些布爾塞維克要員與巴伏斯之間的聯繫，列寧不可能不知道，如果列寧反對這種接觸的話，他們就根本無法保持這種聯繫。

    列寧必定知道這種勾搭所爲何事，爲了他的黨的利益，他容許這種勾勾搭搭的活動繼續下去，而爲他自己的「名譽」，他不願親自出面與巴伏斯勾搭。雖然沒有具體證據證明巴伏斯曾把金錢交給布爾塞維克，但從這種密切的勾搭關係看來，巴伏斯之津貼布爾塞維克殆無疑義。

    當時大家都認爲這是毫無疑問的事，甚至連德皇政府的外交官也都知道此事。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國駐瑞典公使致柏林外交部的報告書中證實了這一點。這位公使表示反對任命巴伏斯爲德國駐彼得格勒公使（按：蘇聯立國之初，首都仍在彼得格勒，即今之列寧格勒），他在報告書中說：「這項任命將會使布爾塞維克的政敵們獲得攻擊這個新政權的大好藉口，任命一個曾以大量金錢供應布爾塞維克的人爲德國公使，將會使俄國人士認爲這個新政權是根據我們的命令行事的。」（見齊曼編纂的文件集第八十七頁）

    列寧親自從巴伏斯手中領取大量經費，也並非困難的事，只要他自己小心將事，根本不會有人知道，也不會留載史籍，因爲德國當局對這種事絕對守秘，而付錢之慷慨更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從齊曼編的「俄國革命與德國」一書第五十五至五十六頁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德國是如何熱中於支持布爾塞維克的造反。

    這段記載，是一九一七年五月四日德國駐瑞士首都伯爾尼的軍事參贊向德國參謀總部提出的一篇報告書，其主要內容是引述一個名叫赫爾·佩亞的德國特務向這名軍事參贊提出的報告。佩亞報告他在伯爾尼召集了俄國各革命黨派流亡人士的秘密會議，當然有布爾塞維克黨人的參加。他向軍事參贊報告這次會議的情況說：

   「他們欣然表示願意接受津貼以策動和平運動之後，我就強調說明我的立場，我樂於以大量金錢來支持這種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的高尚運動。當我說到我願不計代價支持俄國革命來促使和平早日實現時，他們報以熱烈的鼓掌和歡呼。我還說明凡接受這種津貼的人皆不受任何約束，只要是在俄國國內擁有相當數量的同志和朋友的人，都有權利獲得巨額經費……我以人格擔保這筆錢是我個人捐助的，接受津貼者決不會在政治上蒙受不利影響……」

    由此可見當時列寧要籌措經費不僅毫無困難，而且德國人還唯恐他們不肯接受。

    在克倫斯基領導的民主革命爆發之後，由於臨時政府的抗德決心比沙皇政府更爲堅決，因此德國變本加厲賄賂（美其名曰津貼）布爾塞維克在俄國國內展開宣傳活動，一九一七年四月間撥了五百萬馬克，十一月初又撥了一千五百萬馬克（見齊曼編的德皇政府文件集第二十四及第七十五頁）。甚至到一九一八年三月德蘇片面和約（即所謂布里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之後，德國仍繼續「津貼」蘇維埃政府。據一九一八年六月德國駐蘇聯公使（當時首都已遷至莫斯科）米巴哈伯爵從莫斯科發回柏林的密電中說：「由於協約國極力拉攏這個新政權，我認爲每月的津貼增加到三百萬馬克是必需的……」柏林當局接納了這項意見，直至一九一八年七月米巴哈伯爵在莫斯科被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俄國革命派分子謀殺及德國撤回公使團時止，總共給了蘇聯政府四千萬馬克（見上述文件集第一三○、一三三及一三七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