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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革命末期，蔣先生大舉清党而演成國共分裂。此後，在中國共產黨內亦分裂爲兩派：一派秉承共產國際的旨意，主張以城市工人起義來奪取政權；另一派則主張以農民戰爭來奪取政權。雙方經一段時期的明爭暗鬥，終於各走各路，毛澤東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跑到江西井崗山去開創根據地，實現他們的「農民革命」的路線。從這時起，蘇聯對中共之態度即大爲改變。毛澤東在一九二七年上井崗山，但直至一九三○年初才正式宣佈江西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至一九三四年「長征」開始後，此政權才告結束。在這段時期內，蘇聯對中共態度的大轉變，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中蘇共關係。

    自一九三○年以後，蘇聯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完全改變了。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史大林與托洛茨基皆認爲共產主義革命是可以在中國很迅速地成功的。中國革命與蘇聯有切身關係，不僅可以使世界革命向前推展一步，而且使蘇聯在當時外交孤立的環境中可以獲得一個重要的盟友。因此，蘇聯在二十年代曾不遺餘力地推展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第三國際的建立，主要也爲了這個目標（見托洛茨基回憶錄）。但是自一九三○年起，蘇聯突然鬆懈了此種努力，主要是因爲蘇聯認爲中共已走上了不正確的革命道路，因此對中共革命的前途失去了信心。

    在一九三一年初中共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成爲蘇聯對華政策大轉變的里程碑。本文就從這次會議談起。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於一九三一年一月舉行，距離一九三○年十月的三中全會前後不滿四個月。四中全會在上海梵皇渡路的一所工人棚戶內秘密舉行，參加的有二十九人，包括向忠發，他自一九二八年以來担任中共總書記，但因他的知識水準極低（此人是中共歷來領袖之中唯一眞正工人階級出身的，其他皆爲知識份子），因此一向是有名無權的；陸長龍，他是當時上海工人運動的領袖，大部份黨員都聽他指揮，劉少奇及陳雲當時皆是他手下的小工棍；瞿秋白，他在一九二七年八月推翻陳獨秀的領導之後，一度担任領導人，但此時巳失勢，且剛自莫斯科受訓斥後歸來；周恩來，他自一九二七年就成爲中共政治局委員，而毛澤東在當時只是個中央委員；一批以陳紹禹爲首的剛自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受訓歸來的學生，其中有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等；此外還有其他一些人。

    但是當時事實上的領袖李立三却並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他在三中全會受到批評後即被召赴莫斯科受檢討。另一中委張國燾亦未參加，他在四中全會結束後不久才從莫斯科歸來。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崗山上，他們雖爲中委，但已與中委會內的大部份委員發生了歧見。

    要知道這次會議的眞相，可以從一九五一年中共公佈的官方黨史中窺見一斑。這篇由胡喬木執筆的題爲「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之黨史中說：「一九三○年十月，李立三同志的錯誤受到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的糾正。但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兩同志爲首的以教條主義爲特徵的一個新的左傾派別，又利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外衣，起來攻擊三中全會沒有糾正立三路線的『右』傾，並經過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而取得了中央領導地位。」

    在二十年後所作的這種評論，當然是加上了毛澤東的主觀意見，並且故意貶低毛澤東之前的歷任党領袖，並不足以代表當時黨內的眞實情況。事實上，根據共產國際的刊物在一九三一年初的報導，三中全會不僅沒有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而且相反地是擁護李立三的領導。據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出版的第六期「共產國際」雜誌（Communist International）上，登載著Kuchymov 的一篇文章，題爲「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化鬥爭」，這篇文章批評瞿秋白未能實現共產國際所交托的任務，共產國際要他在三中全會內推翻李立三，但李立三却在三中全會內獲得了大多數委員的支持。直至三中全會舉行後一個半月，即一九三○年十一月底，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向中共發出一封激烈攻擊李立三的信，才迫使李立三下台。關於此事，詳載於Schwartz所著「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1920—1932」一書中。

    李立三下台後不久，就被召赴莫斯科受檢討，這一去，就是十五年。李立三走後，黨內領導權呈現眞空狀態，因此，四中全會的倉促召集，主要是爲了選舉新領袖。但事實上，自李立三走後，領導權已落在「返國學生集團」手中，四中全會的召開只是使他們的領導正式化而已。所謂返國學生集團，在Schwartz的書中稱爲「廿八個布爾什維克」，這廿八人於一九三一年元旦後不久從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歸來，共產國際特派他們前來協助陳紹禹奪取領導權，在這廿八人中，現尚生存的只有張聞天（洛甫）與王稼祥。

    召集及主持四中全會的，既不是陳紹禹也不是向忠發，而是共產國際的俄籍代表密夫(Pavel Mif），他曾任莫斯科孫逸仙大學教育長，一九三○年後担任共產國際秘密派駐中國的首席代表，在上海法租界的霞飛路開設一家舊書店以資掩護。由於他之親臨主持四中全會，使他的學生們未經任何阻撓而取得了中共的領導權。他在這次會議上指責瞿秋白未能在三中全會上罷免李立三的領導，並怒駡瞿秋白未把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議在事前交給他審閱。據Isaacs所著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一書第四○七頁稱，瞿秋白在會上檢討了自己的「懦弱荒謬的機會主義」，四中全會完全罷黜了瞿秋白所負的職務，此後他在上海過了兩年賣文生活，一九三三年逃往江西蘇維埃區投靠毛澤東，直至長征開始時，他因體弱多病而被遺留在江西，一九三五年三月被國民黨逮捕，三個月後被槍斃。周恩來在四中全會上也受到密夫的批評，周恩來是參加四中全會的唯一在李立三當權期內的重要人物，他向密夫檢討了自己在三中全會上的發言，但是他却比瞿秋白幸運，並未被密夫趕出政治局，因此當他在一九三二年初赴江西蘇維埃區時，他的地位也比瞿秋白高得多。

    在四中全會受到打擊最慘的是陸長龍，他被控應對工人革命之失敗負全責，因此被開除出黨，但他心有不甘，另組了一個「中國共產黨緊急委員會」與陳紹禹的「中央委員會」相對抗。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當他的「緊急委員會」在上海靜安寺路的一所屋子中集會時，由陳紹禹向英租界的巡捕房告密，與會的二十四名「緊急委員」被一網打盡，租界當局把這二十四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三星期後被全體槍斃。

    至一九三一年三月初，掛名的總書記向忠發也被陳紹禹出賣，遭國民黨槍殺，於是「返國學生集團」就完全控制了中央委員會，只有在江西一隅之地的毛澤東集團不受這個黨中央的控制，陳紹禹集團的領導權，一直保持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長征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才被毛澤東正式推翻。

    四中全會之所以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不僅是因爲它改變了党的領導機構，而且是因爲它是蘇聯最後一次直接干涉中共的內部黨務。在這一點上，四中全會標誌著莫斯科與中共關係的一個階段之結束。自中共在二十年代初期醞釀成立時起，直至六屆四中全會結束時止，中共的一切重要決策及黨內領導權的改變，皆是直接受命於莫斯科的。在這段時期內，共產國際曾不斷派遣代表前來中國監督中共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第一個來到中國的是伏丁斯基（Grigorii Voitinskii ），他在一九二○年春來到中國，與各地的共產主義小組及讀書會之類的組織聯絡，協助他們統一起來，在一九二一年正式建立中國共產黨。中共第一屆大會舉行之後的一年中，由荷蘭籍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Maring）來華督導中共。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國共合作期內，共產國際先後派遣了鮑羅廷及印度籍的勞埃（M·N·Roy）來華協助中共，至於在軍事上協助北伐軍的加侖將軍，並非共產國際代表，而且此人也並無權力。一九二七年共產國際派羅明納茲（Besso Lominadze）到漢口，召集「八七會議」，推翻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領導。同年冬季，德國籍的共產國際代表紐曼（Heinz Neumann）到廣州，協助張太雷與彭湃領導的暴動。這些只是較著名的一部份而已，此外尚有許多短期逗留的共產國際代表。密夫之來華，也完全是與上述這些人的身份相等，他雖不是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的最後一個代表，可是他却是最後一個能夠對中共產生重大影響的共產國際代表。據蔣總統在他所著的「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羅明納茲曾在一九三二或三三年再度來華，視察江西蘇維埃區（見「蘇俄在中國」英文版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但這一情報可能有錯，事實上羅明納茲於一九三二至三四年在倫敦活動，而有一個中文名字叫「李德」（Li Teh）的德國共產黨黨員於一九三三年至三九年担任著毛澤東的軍事顧問，曾隨「長征」隊伍經過雪山草原而至陝北。但這人對中共並無任何影響力，只是史大林派來探測中共動向的間諜（見史諾著「二萬五千里長征」英文本第四一六頁）。事實上，毛澤東之獲得黨內領導權，完全未依靠共產國際的支持，相反地，他是在擊敗了受共產國際所支持的陳紹禹集團之後中取得領導權的，他之不受及不願受共產國際的控制，是理所當然的事。

    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一九三一年初的四中全會之後共產國際的勢力在中共黨內大退却？

    最主要也最明顯的一個原因，是因爲共產國際認爲毛澤東路線永遠不可能有成功的機會，當毛澤東的「農民戰爭」路線在中國共產黨內漸占主流地位之後，史大林就一心認定中共已經變質，不再是一個國際工人階級的政黨，因此他認爲「中國革命」的前途已告無望，烏合之衆的赤貧農民決無法對抗正規的國民黨軍隊。雖然毛澤東不要共產國際的支持，但即使毛澤東要求共產國際支持他，史大林也不會同意。在此情況之下，共產國際當然沒有必要再保持在中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