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這些宣傳完全是誇大及捏造的，特別是關於政府區內的工人運動的描述，與事實恰好相反。上海「大公報」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連續發表中共工會領導之一陳少文著的「工人運動簡史」一文，指出一九三一至三五年，正是「我國工人運動的最低潮」。共產國際之所以耍編造這些謊言，有許多原因。一方面是因爲毛澤東「遺棄」工人階級而完全依賴農工，史大林希望藉這些謊言來激起中國工人階級的鬥志，史大林已明知「中國革命」的前途已非常黯淡，却不願因毛澤東的錯誤路線而使中國革命絕望。

    蘇聯愈是誇大「中國革命」的成就，就愈證明共產國際對中共之無可奈何。這話怎講？且看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黨員大批大批地被捕被殺，「革命」力量大受打擊，但蘇聯並未渲染中共之成就，却默默地協助中共重整旗鼓，因此有同年十二月的廣州公社暴動之發生，當廣州暴動失敗後，共產國際仍捨不得就此罷手，不斷地在中共內部進行改組革新，企圖捲土重來。但當毛澤東路線抬頭之後，史大林認爲共產國際在中國已無能爲力，因此一方面大舉退却，一方面則大放其馬後炮，吹噓中國「革命高潮」之來到。如果蘇聯對華政策沒有改變的話，史大林決不會唱這些高調。

    促成共產國際勢力退出中共內部的另一主要因素，是蘇聯外交政策之改變。史大林以放棄對中共的支持，作爲貫撤他的新外交政策之代價。蘇聯新外交政策之目標爲與西方修好，因此必須表示它無意攫取中國，這就促成了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的大退却。而促成蘇聯採取這種新外交政策之原因，是日本之攫奪東三省及希特勒在德國之崛起，這兩件事皆構成了對蘇聯的嚴重威脅，蘇聯必須與其他國家敦睦邦交以應付這種新局勢。因此在一九三二年與中國政府建立了外交關係，一九三三年與美國建立，一年後又加入了國際聯盟，一九三五年與法國及捷克締訂軍事同盟條約。爲了在國際上之爭取友誼及同情，莫斯科當然須修改其以前的政策，不得再或明或暗地支持外國的共黨革命活動。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史大林之所以要解散共產國際也正是這個原因，因當時蘇聯正亟需美國同情與支持。

    當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張而威脅蘇聯安全之際，史大林急於和南京當局取得諒解，而同時毛澤東的路線又不合他的心意，因此他乾脆地撤回了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支持。這是三十年代初期共產國際勢力在中國大退却的主要原因。

    但這並不是說蘇聯不希望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獲得勝利。蘇聯對江西蘇維埃區的一切動態仍是非常關切的（這在本文第三節中將加敍述），只是因爲蘇聯本身的安全，不得不撤退共產國際的勢力。當陳紹禹的「黨中央」在一九三三年時無法再在上海或其他城市立足後，也撤退到江西蘇維埃區，而江西蘇區被政府軍重重包圍，區內又無現代化的通訊設備，與共產國際已毫無連絡，共產國際當然沒有再派人員前來中團的必要。

    反觀當時的中共，也不想再受共產國際的操縱，在毛澤東領導下的江西蘇維埃區不願受共產國際操縱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江西蘇區主要是由農民所構成的，在二十年代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領導中，曾一再強調城市工人起義的重要性，以致造成中共實力之大受損失，現在毛澤東從農民運動中找到了新出路，怎肯再讓共產國際的低能領導來削弱他的實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三十年代初期，毛澤東所主張的農民革命路線，已成爲中共的思想主流，毛澤東路線並非師承蘇聯，他有自己的想法與做法，他不願受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莫斯科當局之干涉。共產國際再要像控制以前在城市內的中共中央一樣來控制毛澤東的中央，當然是要遭到抗拒的。

    正是因爲有這些客觀的條件及主觀的想法之存在，使共產國際的勢力不得不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中退却。至於這種退却究竟是從什麽時候開始的，任何人都無法說出一個確切的日期，但我們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作爲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的轉摒點，這並不是因爲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任何要把共產國際勢力趕出中國的決議，而是因爲正如上文所述，這次會議是共產國際的重要政治代表在中國的最後一次出現。

上文曾約畧提到史大林反對毛澤東以「農民戰爭」奪取政權的革命方式，這系指一九二七年春蔣先生清党時期而言。史大林反對當時在中國境內建立蘇維埃區，因爲他認爲此種方式將引起武漢汪精衞政府對共產黨之不滿。在國共分裂之際，國民黨內部亦分裂爲左右兩派，以汪精衞爲首之左派在武漢獨樹一幟，與共產黨保持密切關係。鮑羅廷奉史大林之命從廣州跑到武漢去支持汪派。此時共產國際對華政策之要旨是支持武漢政權以圖打倒南京政府。因此史大林極力反對中共採取任何足以觸怒武漢政府之行動。

    但在這年夏末秋初之際，共產黨與武漢政府之間的聯合狀態即告崩潰，寧漢復合之結果，使中共成爲無主孤魂，史大林至此才對中國局勢的看法採取迥然不同的觀點。史大林從這時開始認爲農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唯一正確途徑，並認爲唯有發動農民戰爭，才能在中國製造革命高潮。終於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他正式號召中共立即建立武裝的蘇維埃區。

    但毛澤東早在史大林「思想轉變」前一個月，在湖南領導的秋收暴動中已經正式宣佈要建立蘇維埃區。毛澤東當時完全明白他的政策是受到共產國際反對的，也受到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王明（陳紹禹）集團之反對，而這個集團正領導着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據毛澤東事後對美國記者史諾說，他的建立蘇維埃之主張，使他被開除出政治局（見史諾著Red Star Over China 第一六七及一六九頁）。

    但是毛澤東領導的湖南秋收暴動迅即失敗，他雖有建立蘇維埃政權的雄心，却苦無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實力。中共的主要力量仍掌握在王明控制的中央委員會內，而這個黨中央是受命於莫斯科，並且對毛澤東百般歧視的。

    依照史大林的主張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並不是毛澤東所建立的，而是由王明的「歸國學生集團」所建立，而且其性質也與日後在江西出現的蘇維埃政權完全不同。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系由廣州工人所建立，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的廣州公社暴動，由共產國際通過王明集團指揮，而由張太雷、彭湃等人直接領導，但這個「政權」的壽命共僅三天。

    另一方面，農村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二七年底及一九二八年初迅速發展，這主要是受到史大林在九月間所發表的新路線之鼓勵。由武裝農民所建立的一些小型蘇維埃政權，紛紛出現在湖南、江西及廣東的山區，但這些農民蘇維埃幾乎全是獨立的，彼此間缺乏聯繫，也完全不受在上海進行地下活動的黨中央機構之控制。但一九二八年八月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第六次全國黨代表大會之後，再度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城市暴動作爲黨的中心任務。這是因爲共產國際認爲中國革命高潮已經到來，一方面努力使各地分散的蘇維埃運動聯合起來，一方面加強城市鬥爭的力量，希望藉農民力量的支持來迅速奪取城市政權。

    密夫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的「共產國際」月刊上著文稱：「中國革命的特色之一，是依靠農民對工人的支持來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意味着共產國際已不再否認農村蘇維埃政權的價值，但仍認爲要在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仍須以工人爲領導及以城市鬥爭爲中心，莫斯科支援的主要對象，仍是以奪取城市政權爲任務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而並不是已經建立了相當武裝力量的各個農村蘇維埃政權。因爲馬列主義革命的基礎是建立在城市工人階級領導上的，農村蘇維埃政權在理論上說來只能作爲城市革命的助手。同時，在上海及莫斯科，皆有強烈的呼聲反對「盲目」發展農村蘇維埃勢力。工人出身的中共總書記向忠發，曾把在湘西建立蘇維埃政權的賀龍稱爲土匪，指責這種土匪活動有損共產主義的聲威（見八月五日「共產國際」月刊密夫文）。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內的印度籍要員勞埃指責毛澤東及朱德領導的紅軍是毫無意義的冒險（見一九二九年三月勞埃著Revolution and Counter Revolution in China 第六二八頁）。

    史大林雖然認爲中國革命的中心任務是城市暴動，但他並不同意向忠發及勞埃的意見，他繼續表示農村蘇維埃政權有其存在價值，這具有兩點原因：第一、史大林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年間，一直認爲中國革命的高潮即將來到，在全國性大革命的情況之下，農村蘇維埃及新建立的農民武裝所代表的力量，是具有無比價值的；第二、由於許多農村蘇維埃政權可以不依靠外力支持而生存，較共產國際在中國各地城市中所進行的毫無成就的冒險更爲有效，因此他認爲可以修改列寧的必須以城市工人階級爲基礎的革命方針。

    史大林的這種觀點，一直保持到一九三○年秋季爲止。從這時以後，他開始承認在中國建立農村蘇維埃政權比進行城市暴動更爲重要。

    這是史大林對中國革命問題的又一次「思想轉變」。這是由於「立三路線」的失敗，使農村蘇維埃的地位顯得更爲重要。李立三的失敗，使農村蘇維埃政權更趨獨立，黨中央委員會已完全無法對他們加以有效控制。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七月發動的長沙暴動中，曾動用附近各地的農村蘇維埃人員及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長沙暴動的慘敗使各蘇維埃區對黨中央完全失去了信心。

    李立三在長沙暴動中，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命令紅軍第五軍開入長沙市內協同武裝工人作戰，他們一度佔領了長沙，但在三天之後就被擊退，而且遭受嚴重損失，預定的「無產階級起義」終告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