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掩饰屠殺的共黨文告

    『中國革命鬥爭是最殘酷的鬥爭。鬥爭愈加深入，则階級分化愈急劇，鬥爭内容也就愈形殘酷，不僅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势力更加猛烈的以最殘酷的方法對於革命势力進攻，而且一股小資產階段以至叁加在革命營壘中的份子，因為受革命激烈發展的威嚇，必然使這一部分份子中發生動搖，以致脫離革命，跑到反革命隊伍中去，尤其是在蘇維埃區××土地革命的深入，不但富農份子必成爲AB團，改組派，取消派等，在贛西南及其他蘇區發展的羣眾基礎，而且一部分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更加動搖，以致走向反革命的道路。……自然半封建的最反動的代表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以及富農的A B團取消派等反動組織，企圖以各種反動陰謀舆白軍進攻來破壞紅軍，消滅革命勢力，因此，在富田事變之前，赣西南各地黨部和政府，以及紅軍中連接破獲A B團組織，及屢次暴動陰謀，並且因為革命戰爭這樣緊張形势中，一般搖動小資產階級份子，更受革命威嚇，愈加動搖，甚至認爲革命前途無望，由失望而入反革命道路。這在客觀上給AB團及取消派在蘇區及紅軍中以思想上及組織，發展的基礎，富田事變正是反動AB團取消派等及黨內一切動搖份子相匯合的一種反黨與反茧命的陰謀的總爆發。』（偽中共蘇維埃中央局第二號通告——對富田事變的决議。）

▲ 西南特委與富田事變

    同時，他還認定：『贛西南土地革命和蘇維埃政權建立，雖有二三年的鬥爭歷史，但是贛西南黨的基礎，始終是智識份子，這些份子是包含富農豪紳地主的子弟佔主要成分。……過去黨對土地革命是不堅决執行的，更不是使這一鬥爭日益深入，甚至大多數地方有政權建立一年或二年者還沒有分土地，一切工作路線，完全是代表富農路線……二七會議（一九三○年紅軍□軍五軍六軍的黨與赣西南特委聯席會議）之後，沒有運用分田鬥爭，建立在雇農貧農廣大羣眾基礎上，堅决執行反富農鬥爭的正確路線，反AB團的宣傳與鬥爭沒有造成廣大羣衆的鬥爭行動，使各級蘇維埃致權機關仍充满一般富農和黨内一般不正確傾向和動搖份子。……』（同上）這也是富田事變產生的要因。

▲ 反毛派對事變的論調

    然而，中共蘇維埃中央局的這種分析，顯然是不正確的，而且是站在某種偏私立場上的玄空飾詞，因為我們在文子動（贛南行委致南路行委，蕭鹏飛郭承祿等）的密緘中，可以得到一個有力的反據，密函上說：

    『富田事變完全是毛泽東屠殺贛西南的幹部，造成個人系統的反革命大陰謀，幸二十軍中真正布爾什維克的同志劉敵同志等毅然决然的率領二十軍，將這一批幹部救出，于是第一個屠殺計劃沒有完全實现，所以他暫時用政治手段來和緩一部份有羣眾幹部，專打擊幾個沒羣眾的段，謝，劉，李，金等數人，曾炳春，段起鳳，已經他們脅迫發表宣言，分配技術工作，這當然不是老毛就這樣丢手，當然還要進行第二倜屠殺計劃。尤其是中央馬上要派人來赣西南組織中央局，當然他不利。他更加耍積極在最短期間完成他的計劃，所以，他對付這一方面除積極在組織上佈置他的走狗，造成個人的势力外，並要用武装來解决西路和赣南的問題，這一方面已經把機關撤銷二十軍積極整頓，我們這一部份幹部暫時随二十軍行動，……』

    『赣南問题準備派狗尾巴羅壽南來解决，並有一以上之武裝來準備，若三十五軍不屈服，實行以武裝解决。赣南行委將改為兩個分委，一為東河分委，一為西河分委赣西河分委由羅壽南負責改組。並且陳毅對西南的負責人特別注意調查，郭承祿蕭鹏飛陳致中蕭國璋蕭大鹏等比較傾向我們的幹部都有問題，蕭芬亦有問题，羅壽南是什麼人，是一個無所不為的。若你們應付不好，一落在他們手裹，就該殺了。你們祇有把三十五軍積極整頓拉住手，若他們來了亦不要和他們打，可拖開一部份。……』

    『中央委員項英同志，只是一個人在此被毛澤東等包圍，當然是有很多困難的地方，所以中央局組織已經被毛澤東拉到了。他現在更加好借用這塊招牌來佈置他個人的工作，更加好精極向布爾什維克黨員進攻，造成赣西南純毛份子的势力，所以，現在中央局所發的通告信件，不過是用項英同志的名義，其實是毛澤東個人的意見，項英同志决不會與老毛一樣的，不過現在無法應付，他看老毛這樣的佈置，不但與赣西南黨鬥爭恐怕很快的還耍進行其反抗中央的陰謀。』

▲ 富田事變是狗爭骨頭

    文子動這封密函，已經被赣西南特區委所發覺，翻印公佈，呈報赤黨中央。後來文子動與薛鹏飛等不獨遭了開除的處分，而且被槍斃！從他這一事變與密函中的文字，我們可以了解到富田事變的發生並不是如赤黨中央蘇維埃中央局的那般分析，恰恰相反，這完全是一種赤黨内部互相傾軋的分化鬥爭，據我們上面的論斷。並無所謂革命與反革命，而是一種狗爭骨頭的玩意兒。所謂富農路線，右倾左傾，這都不過是一塊欺騙民眾的擋箭牌，一方面掩饰自己，一方面加罪他人！在文子動的密函中，已經充分的將土著派與外來派，軍權派與政權派對抗的意義表現出來，而毛澤東支配下的赤黨中央局通告，其為偏私，飾詞，亦屬顯然。

▲ 匪黨中央說是AB團

    现在我再進一步，而從這一事變的經過情況上來研究研究。中共中央局第二號通告内，關於富田事變的經過 是這樣的說明：

    『富田事變的導火線，是由第一方面軍大批破獲AB團，發现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伯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均為AB團要犯，總前委為鎮壓反革命的陰謀，鞏固黨與革命的發展，協同省蘇維埃負責同志，將段等拘獲，二十軍劉敵即率一營兵，於東固叛變，將二十軍劉軍長及前委派去之李韶九同志捉起，開兵到富田包圍省蘇維埃，释放已被拘獲的段等要犯，省蘇主席曾山同志，倉卒脫險，段等隨即竊省行委省蘇名義通告各地方黨部及蘇維埃機關，實行對紅軍封鎖，並到處派遣專人濫散謠言，甚至說毛澤東同志勾引白軍反水，鼓惑民衆，企圖使紅軍脫離群衆，使革命戰爭歸于失敗。尤其以使用各種無恥方法，揑造假言，企圖挑撥朱毛彭黄惡感，來分裂革命势力。繼後即將二十軍一部份抛過河西，進攻紅軍學校，極力進行欺騙群衆的反革命活動。』（見中央蘇維埃中央局第二號通告内）

▲ 匪黨所指AB團組織

    其次，江西省行委特派員陳正人，在其緊急通告中，關於各地破獲AB團經過概況，有如此記述：

    『一、最近破獲AB團最多的莫過於赣南及一方面軍，贛東的CY幹部除趙錦元同志外，其餘大批是A B團份子（這是贛東行委書記胡克同志的報告）黨的幹部有少數亦係AB團，特別赣東行委捕獲AB團之巡視員林某，更取得極大的線索。紅軍AB團自總團部（設在一方面軍總政治部）起一直到團部，師團部以及下級整個組織，幾全部破獲，甚至於總司令部傳令排，工農革命委員會之特務排，都有AB團小組織企圖謀害負責同志，（現在破獲無遺了）從贛東行委及總前委所破獲之AB團供出，找到了地方黨與政權機關中的AB團組織的線索。因此，地方黨與政權機關中的A B團亦相繼的破獲。』

▲ AB團在匪區軍隊組織

    據赤匪中央政治局又一通告上，能見到當AB團在匪區的軍隊組織：從AB團重要份子口供中知道他們企圖於十二月八號夜晚九時舉行反革命暴動，幸而事前先己將AB團組織全部打坍，以故他們反革命陰謀不能得逞，A B團反革命企圖，是要藉這回軍閥進攻革命，實行以内應外合政策，一舉消滅紅軍，根本推翻蘇維埃。AB團鼓動羣衆的主要口號就是說：「現在不得了！」等，以藉口發五分伙食錢，鼓動紅軍士兵開小差，AB團在紅軍中居然設了什麼總司令，軍長，師長等，他們的目的是要殺死紅軍的長官，據總前委來信說！【HGC： 此处标点“！”，原文如此。】AB團之總司令為陳樹基，他原在總政治部工作，他平日表面上反A B團最激烈，在紅軍中之AB團總團長為劉天岳。

▲ 共黨所供的周冕問題

    『這回省行委機關中之AB團及赣東破獲之AB團，是總前委及中央長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來信通知，才開始捕捉。如李伯芳周冕等皆省行委，開始捉這些AB團份子時，都曾根據AB團份子可靠口供，加以極科學的分析。如捉周冕時，一面是根據AB團份子幾次供稱，一面考察他最近的表演，周冕本係省蘇財政部長，當省蘇在吉時，曾經省行委擴大會决定對吉安採取堅壁清野戰略，應付敵人，那時决定在一星期前就要財政部把吉安的洋油（價值十萬元）及鹽布等日常必需品，完全搬開，並要實行捉大商作抵，以免敵人將來對革命羣眾大肆屠殺。同時省行總前為應階級决戰的需要，决定財部要續在吉作第二期之籌款（三十萬元），結果敌人到了吉安，而洋油品只搬到極少許，食鹽亦丢下許多未搬，布匹日常用品，更未搬開絲毫，大商亦多數未捉，第二期籌款為期甚久，亦祇獲得極少數目，這樣一來，一面對付敵人的策略不能達到，一面自己在决戰中物質條件上受了不少的打擊。同志們！經濟給養一項是取得階級決戰勝利的主要條件，可是周冕却放棄不顧（為的忙於找爱人），這自然是有意障這一階級，這是如何嚴重的問題啊！省行根據上面這些主要事實，故相信周冕為AB團。加以省行正當捉拿A B團李伯芳等時，周竟敢私自集合省蘇政府保衛隊，企圖爆發反革命的暴動，幸曾山同志，當場壓止，省行攷察上面的事實，同時分析周冕的經濟背景及社會地位與當前所處的環境，故毅然站在階級利益上將周捉起，這樣來捉AB團，當是十分慎重了的……』（見赤黨江西省行委特派員陳正人緊急通告内）。

▲ 事實上排除異己而已

    在以上節錄的幾段文字當中看來，似乎赤區内部的AB團確實是陰謀重重，煞有介事！尤其是陳正人的幾段描寫中，更形容得維妙維肖，好像山雨欲來風满樓！但是，我們從多方面的謫查來比较，其實這都是一些莫須有的唯心論調，借此以作毛派的擋箭牌，排除異己，殺戮民眾。事實上的真像却並不是如此單純！這一事變的發端，還是在一九三○年八月間，赣西南特委在陂頭舉行了偽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執委會（簡稱二全會），當時參加會議者，不僅是特委，而且有贛西南各縣區的負責幹部，此會的主要精神，即在接受共黨中央對赣西南工作的指示，反對農民意識的保守觀念，反對遊擊路線，集中兵力奪取中心區市，開除特委書記劉士奇（毛澤東心腹）。而這幾種主要動機的發生，却顯然都是向毛澤東派進攻的一種威脅，並且一舉一動都是針對着毛澤東而發。所以，毛派就立即有所謂『二全會議是富農的反攻』口號提出，同時湘東南行委第十五號通告内，亦有『由赣西南二全會議的動機與表現不好，引起了毛澤東及其他一般同志的不滿與懷疑，認為是地主富農小組織傾向而反攻。』的語句。這，實質就是土著派與外來派，軍權派與政權派互不相聯的具體表徽。由這事件的發展推進，當然是積纍而成為一種不能調協的局勢，爆發了這一幕驚心動魂的血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