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农历正月初六日）辰时，出生於中国湖北省汉川县同仁区西王家村（今改为丁集乡八大村）一个富裕的家庭。

    汉川县位於汉水之滨，汉水穿县而过，应属於云梦古泽的范围。县境内湖汊纵横，原野一片，是一个鱼米之乡。其景物颇似宜兰县的兰阳平原，而远为开展辽阔平坦。每次我到宜兰，都颇有回到家乡的感觉，也很想在那里买块小土地盖屋终老。我所住村庄前後都有湖，大门前的湖更可通舟楫直达著名的洪湖与长江。居民以务农为业，傍湖而居者，则兼以捕鱼为生。主要物产有米、棉、豆、麦、油菜、鱼鲜。由於人口繁衍快，耕地便不免狭小，因而人民平均收入不高，生活相当艰难。农闲时，有小手工业为副业。如无大的天灾兵燹，人民可以得个温饱，整个农村亦显得和平安详。但不幸在我行记忆之年起，便天灾兵燹不断，人民生活陷於水深火热，这是我一九四六年五月离开家乡时的情形。

    在我十岁时，全家迁居汉口，即是三国演义上的夏口。汉口、汉阳与武昌合称「武汉三镇」，现称武汉市。中国古时四大名川，江、淮、河、汉，就有两条在武汉三镇合流，那即是长江与汉水，合构成江汉平原。登高远望，无论陪衬的是朝阳夕晖，但见浩浩江河，莽莽大地；而夜阑人静则是星垂平野，月涌大江，都给人—种宇宙庄严苍茫的感觉，不能不兴起「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情，心胸为之一宽，意气为之一振。尤其我们读过一点古书，号称知识份子的人，缅怀五千年国家民族的兴衰历史，面对如此壮丽的河山，而屡受外人的侵略，国亡无日，便自然兴起家国之痛，而思有所作为。

    我便是在这样一个地理环境中成长的。地理环境对於一个人的人格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南方山明水秀，所产人物聪明灵杰，多文人谋士；北方河山雄壮，所产人物厚重沈稳，多帝王将相。而无论南北，是一个杰出人物（不论官阶大小），就一定会有相当宽广的格局与器量，足以成就一番事业。迁台以来，阅人多矣，不胜感慨系之，益信地理环境对人格形成之影响。语云：「人杰地灵」，人杰与地灵是分不开的，而且是先有地灵，然後有人杰，然後成就丰功伟绩。

    我读中学时，祖父已接近八十高龄，每追忆往事，常流泪一再重复告诉我两个故事：一是他十二岁时，即恳求乡人带他去远地湖中割茅柴（芦苇），人小跟不上大人脚步，不但被抛在後面很远，还不时挨駡，说他拖累别人。返程时，想多担一点柴，又不胜负荷，常连人带柴摔倒在田沟中、山坡下，无人相助，自己爬起来赶路，仍然要挨骂。

    另一则故事也是他十多岁时的事。每趁冬闲出远门，为麦芽糖场做工，一方面减轻家中吃食负担，另一方面可以赚取极微薄工资帮助家中度过冬寒。一年除夕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我祖父急急赶回家过年，经过小集，买了一点猪肉、豆腐及香烛、纸钱等过年之物。赶到家时，已将近半夜。时家家户户都已贴出红纸对联，祭过祖，吃过团圆饭，掩门度岁。唯独我曾祖母，家中一无所有，携幼女倚门望我祖父归来，才算祭了祖过年。

    我祖父靠他的刻苦勤劳，以耕田为主业，兼在农闲时做佣工，後来又做点小生意，到了中年，竟然成了富农，而且还有余力让他的两个儿子读书。我伯父考秀才未中，废科举後教蒙馆，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父亲读了不到一年的书就逃学，去学做生意，所以是白丁。中共得到政权後，对於富农除没收土地外，还清算斗争，使其家破人亡，列为黑五类，子孙不得翻身，我常想，像我祖父这样，有罪吗？

    我祖父个性刚强正直，喜欢管别人的事，看不惯就要说话。别人家田里荒草未除，他也要管。但他无私心，也不妒嫉人，常是为别人好，所以不招人怨，晚年邻居们都很尊敬他，即使土匪与土共也没有杀害他。我的个性得自他的遗传很多，无论身材与面貌都很像他。

    他五十岁时即退休，不再做事。将家产分成三份，两子各得一份，他自己保留一份收租，手上还有一点储蓄放帐收利息，所以生活十分宽裕。我的六年中学学费都由他负担，他也高兴有长孙读洋学堂，这在我们家乡是少有的事。他无不良嗜好，仅喜欢饮高粱酒，每日四次，天亮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酒，睡觉以前又是喝酒。他买酒是用大坛子装，用两个箩筐挑回家，不是一瓶一瓶买，所以他很懂得享受人生。

    在那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毫无顾忌地駡革命党，駡蒋介石，駡北洋军阀，駡共产党，駡日本鬼子，认为都是他们把天下搞乱的，结论总是大清皇帝好，因为他可以安居乐业，过太平日子。在我於一九三九年初挥别他去重庆读大学，做流亡学生时，他流著泪送我很远一程，似乎知道祖孙再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果然就在那年的春夏之交，祖父因小病而去世，享寿八十整，大我整六十岁。他是老羊，我是小小羊。

    总结我祖父一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刻苦、勤劳、老实、厚道、守分、知足，而上天待他也不薄，让他过了三十年宽裕悠闲岁月，寿终正寝。他的葬地也是好风水。破土之後，掘地数尺，在穴道正中央有一如洗脸盆大小及形状之整齐圆洞，四周光滑，界线分明，有如人造，推想是野生动物穴居之地，棺木即放在圆洞上。有几位著名风水师路过墓旁，远远望去说这座墓风水真好，走近看墓碑上文字，知是我家，同声说：「原来是这一家，果然不错」，可惜後来被中共铲掉了。我家所有祖坟都被铲，一个不剩。所以我常说，我这一辈子之所以没出息，就是因为没有祖坟风水。

    我的父母亲智商都高，精明能干，反应敏捷，决断力强，见识手腕都超过同侪，我的母亲尤胜过我的父亲。我常想，假如他们受过适当教育，处在今日台湾，一定是成功的企业家和女强人。在我有知识之年，已经知道我家是收租谷和租银的。母亲主持家务，掌握财产权。父亲做行商，在鄂西收购山货，运至汉口透过商行卖给洋人，获利颇丰。在我读中学时，我家已经是富甲一乡的首富，土地阡陌相连，还有流动资本。可惜连年战乱，四处迁徙，不能安居，我父亲很早就收手不做生意，有些年连地租也收不到，还不断地被抢，被勒索，被要求乐捐，财富不能继续增加，反而衰减。所以止於中共所说的「土豪」而已，不能成巨富。

    我是家里的长子长孙，父母生我时已三十岁，祖父六十岁，在我们乡下算是很迟得子抱孙了，所以我是家中的宝贝。根据算命先生的建议，若要我长命百岁，便必须要过继给许多人做义子，因而好几个邻居我都叫他们亲爷、亲娘；又说我要吃百家饭（乞丐），因而我的继祖母抱著我吃遍附近的邻居，得了一个好吃的名声；又说我不能叫我父母为爸妈，因而我叫父亲为伯伯，叫母亲为婶娘，真是不伦不类。我这一生从未叫过父亲、母亲或爸爸、妈妈；又说我必须男扮女装，因而我尚在襁褓时便已穿双耳洞，戴了一对金耳环，後来一只被人偷走，另一只是下大雨戏水弄丢了，但现在抚摸两耳，犹可感觉出痕迹。我现在偶尔在台北街头看到男人戴耳环，我便暗中说有什么神气，我七十几年前就已开风气之先了；又说我必须戴项圈到十岁，我就真的被迫戴一个银项圈到十岁生日那天才取下。我儿时天天希望快长大，为的就是可以不戴这个捞什子项圈，因为与人打架时，对手只要—拉我的项圈，我就输定了。儿时冬天戴大红缎风帽，帽前额当中绣一王字，表示老虎之意，两旁有白毛耳朵，王字下面横缝银质四个大字「长命富贵」，帽尾系有银铃，头一动，便会叮当作响，这整套装备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

    为了我的长大，我的父母又向神明许愿，满周岁及十岁时，愿意搭戏台说善书各三天，而且招待听书的人吃「寿」面，这是我生平最风光的两个快乐生日了，以後就一次不如一次。

    不过，不要以为我父母会溺爱我，我是天之骄子，童年生活十分愉快，事实恰好相反。我们家乡有一句话：「财不发三代」，後来我发现到处都有这句话，连外国都有。如果从我祖父算起，到我这一代恰好三代，我父母怕我成为败家之子，管教特别严。不过，人算不如天算，中共到来，全部财产没收，根本没让我们兄弟有机会来败，我弟弟连性命都丢掉了。我父母望子成龙心切，也是管教严的主因之一。

    我父母都是典型的一般中国善良老百姓，一生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累积一点财富，维持一家温饱，善尽做父母的责任，安分守己，完粮纳税，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安居乐业，将子女养大成人。但是在中国这个环境里，就是难得做到；一生不知吃过多少不必有的苦，受过多少不必有的气，经历多少的危险。而我父母还算是幸运的，还不知有多少中国人遭遇了多少悲惨的命运，这些中国人真不如一只外国的狗，这真是中国人的悲哀。

    我父母都能知足，都有一套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大约在不到四十五岁就告歇手，不再积极经营财富，守著那点产业，希望过一个平安愉快的晚年，安享人生。我父亲年轻时有点爱打麻将，常输钱，这点我也完全遗传到了。晚年不大打牌，改抽旱菸管的菸。我们兄弟同在重庆做流亡学生，他曾远道冒重重危险来探望两次。第二次在途中染上霍乱症，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即抗战胜利那年死於途中，享年五十六岁。灵柩运返家乡安葬，坟墓後为中共铲平。我母於一九四九年随我来台，於一九六一年初以胃癌病逝，享寿七十岁，葬於阳明山第一公墓。我父母夫妻感情甚笃，老而弥坚，晚年都以十分礼貌的语气互相称呼，相敬如宾。

    中华民国政府举行各大学联合招生，不是始於台湾，而是始於一九三八年夏季在大陆所举行的联考。由於对日作战，各沿海及内陆重要城市俱已沦陷，几乎大部分著名大学都向内地搬迁，不能安定，大部分流亡学生则集中在未沦陷的几个大都市中。这种情形之下，各大学分别招生，十分困难，乃想出联合招生，统一报名，分填入学志愿的办法。时保卫大武汉防卫战已在外围激烈进行，仍在武汉设有考区，考场设在汉口邻近法租界的青年会，我亦报名前往应考。後来以第一志愿录取中央大学政治系，後转经济系。

    武汉撤守时，我退居汉川原籍，至年底经友人告知，我已考取中央大学，并到系马口镇上的一家商店楼上秘密看到榜单证实。遂与我弟王中乘内湖小船抵沙市，转轮船至宜昌，再经万县至重庆沙坪坝学校报到。而学校编级试验已过，只能注册上课并领取流亡学生贷金，但不能计学分。我即办理注册手续，注册证号码为一六三七。

    我弟王中经我在沙坪坝补习半年，考取设在长寿县专为容纳湖北籍流亡学生之国立十二中学初三级。一年後毕业，考取设在江津县之国立九中高中二年级，故六年中学他只读了三年便毕业。随即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後复考取特种考试司法官考试及格。大陆撤守时任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被中共以反革命罪名送青海省海西州二○一劳改农场，劳改二十七年，据说因脑溢血病逝，葬於青海省第八劳动改造营管教支队，直属七大队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