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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中央政府时期中华民国省情与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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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套用狄更生在《双城记》中的语调,我所生的这个时代,是最混乱的时代,也是最伟大的时代;是最黑暗的时代,也是最有希望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最容易时势造英雄,只可惜英雄不多,草寇流氓专制独裁型人物倒是不少,以致生灵涂炭。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最容易英雄造时势,只可惜造出来的时势,混乱与黑暗的居多,伟大与光明的很少,以致时势总在苦难中。

    我出生於一九一九年,距离民国肇建已有八年。推翻帝制,肇建民国,在中华民族史上便是一件画时代的大事,将永垂青史。而且我们并没有像法国、美国、俄国,或其他若干国家,经过长期的战事或极大的屠杀,才达成建立民国的目标。虽然我们也有一些起义,也有一些杀身成仁的烈士,但都微不足道。不料随之而来的战祸,时间之长,杀戮之众,却远远超过那些国家。

    至於国内一般情势,大局是外侮不断,内战不已,地方则土匪如毛,民不聊生。我刚出生不久,家就遭到土匪的侵犯,为躲避土匪,我家在下房堆满一捆捆稻草,中间留很大一个空间及一个出口,土匪来了,便全家躲入其中,再用几捆稻草将出口堵塞,外面看不出痕迹,不易被发现,以保一家安全。我母告诉我,当时唯一恐惧的就是怕我哭闹,声音外泄,全家都会被逮著,但每次都是天保佑,我很合作。当时的土匪都有古代之风,不杀人,不放火,不强奸妇女,很少掳人勒索,但会抢夺财物及打人勒索财物。所以,我一出生就是在这种恐怖不安的环境中长大。

    约在一九二七年左右,我不到十岁,国民革命军已占领武汉,随即发生宁汉分裂,国共分家,不少枪械流入民间,地方秩序崩溃,土共横行。所谓土共,就是本地无业无产人民所组成的共产党,有时也出现外地来的有组织的共产党正规军。一般而言,共产党正规军比较有纪律,虽然徵粮,徵夫,但不乱杀人。土共就不然。他们熟知地方情形,知道哪家是土豪(富农),哪家是劣绅(认识几个字的地方知识领袖)。每趁半夜至那些家,杀尽全家,连摇篮里的婴儿都不放过,要斩草除根,然後拿走可以拿的财物,放一把火将房屋烧掉。今天太阳下山还是一个快乐的家庭,明早太阳升起这一家就从世界永远消失了。我本有左倾思想,极端同情穷人生活,痛恨那些官与兵欺压无知的老百姓,但就是因为这些土共的恶行,使我不接受共产党。

    可以想像得到,我家是最大的目标之一。於是每天都急急吃完晚饭,先是投奔邻居或附近亲戚家借住一宿,天亮後回家。後来不受欢迎,因为若被发现,会连累这些家也被杀,所以是可以谅解的。我家於是每晚分成二、三组,在荒郊野外,或特定地点躲避一夜,常是露宿在深沟中、田坡下,冬天寒冷,有时飞雪,其苦可知。一家人晚上分散时,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能否再团聚,那种生离死别的凄惨景象,我虽不满十岁,迄今记忆犹存、印象深刻。

    我总是带著我的二弟(王作华,後染时疫早死)一组,躲在家附近的田坡下。听到远远某一方犬吠甚急,人声嘈杂,随而火光烛天,便知这代表某一家可能完了,第二天消息传来也果然如此。宁静的乡下,半夜里的火光、人声、犬吠的这种情景,我现在也还记得。

    在这样恐怖的情况下生活了一段很短时期,便全家移居鄂城县乡下,後又移居住家附近大镇系马口,该镇被共军攻占一次,又移居汉口。在汉口住了约三年多,於一九三二年再移居系马口,直至一九三八年,日军占领该镇,我家才又迁回家乡。

    土共在乡下杀人放火期间,地方人士也组织团队自卫,权力极大,只要认定某人是土共,抓来就抢毙【HGC: “抢毙”,原文如此。】。驻系马口的官军也时常下乡清乡。於是今天土共夜晚来杀一阵,明天白天清乡军又来剿匪杀一阵,如此杀来杀去,最後目的都在搜括钱财。土共力量小,夜晚急急来,急急去,所得有限;清乡军白天堂堂正正来,慢慢搜括而去。乡人称前者为梳子梳,後者为篦子篦。除此以外,我们还要逃避打内战溃散的大批逃兵及正规军,他们不杀人放火,但要抢劫财物及强奸妇女。

    无论是哪一种兵,到了乡下,他们就是老百姓的主宰,生杀予夺,生命财产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在乡下房子住的大一点,家具摆设好一点,他们就认定是富户。冲进门来,抓著大人就是一顿打,打过以後就说是要搜查这家富户所窩藏的土匪,或是藏有违禁品如雅片之类的,然後全屋搜查,值钱的东西能拿走的都拿走,现钱当然更不放过。这就是小说上常说的「洗劫一空」。如果这些兵认为所得不多,便将主人五花大绑带往部队,等这家人拿钱来赎,如稍有反抗或不来赎人,便可正法,就是枪毙掉。

    因此乡民怕兵更甚於怕土匪与土共。每听说有兵来,便吓得四处乱躲乱窜。小儿哭闹,便说兵来了,兵来了,小儿便不敢哭。我亲眼见到我祖父被打与被绑、我伯父被关。我一直到很大的年龄,见到穿军服的人仍怕怕的,因为警察穿制服,所以见到警察也怕。直到我自己当学生兵以後,怕的程度才减少,但仍是怕。现在好像不怕了。但我的个性是喜欢当军人的。

    在这里,我要附带讲一则小故事。乡下的狗很凶,常成群咬人,追逐不放。我儿时在门前玩耍,一路过陌生人被狗追咬,便用砖块打狗,正打中我眼角旁眉毛下的地方,流血不止,差一点被打瞎,以後留下一个疤。因此我见狗就怕,直到现在,我见到狗迎面而来,必定恭立路旁,让它先过。如果狗是跟在我的後面,我会一步一回头,唯恐它突袭。我任考选部长时,有一次与记者谈及儿时心理印象会终生不忘,便举怕军人、警察与狗的例子,记者以花边新闻刊出,结果被「军人退伍协会」大刊广告,栽诬我侮辱军人与警察。这种栽诬实在没有格调,他们真正的用意是因为我逐步废除军人参加国家文官考试,种种不合理的优待办法,想藉口要我下台。

    我的另一只眼角在相对称的地方,也有一道疤痕,那是邻居小孩打架,丢砖块打成的,结果形成两只眼睛、两道眉毛、两个疤痕。我儿时眼睛大,炯炯有神,一次相命先生相我的面,说我的眼神有英锐之气,主贵,惜太强,主凶,不得善终,幸好有这一对疤痕,破了相,可保平安。现在,年老了,这一对相对称的疤痕也模糊了,两眼也不再炯炯有神了,穿的两个耳洞也没了,我的青春小鸟也一去不回来了,富贵也早已於我如浮云了,思之怅然。

    在前面所叙述的土匪、土共、官兵杀来抢去之後,又继之以天灾大水,乡民连草根、树皮、观音土都吃,吃了会死人,不吃也会死人。杀、抢与天灾之後,即是瘟疫流行,我的二弟、堂侄、表侄及邻居一些玩伴,都是在一次大瘟疫中死去。在乡中无法生存,投奔他乡者更是妻离子散,死亡相继。自我出生时起,约至一九三二年清乡完以後止,我的家乡就是处在这种环境下,诚如我祖父所说的,还是满清皇帝好。这时乡下所剩的人口已经不多了,不久又经一次日本人占领的浩劫,每读白居易「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寄兄弟妹」诗:「田园寥落干戈後,骨肉流离道路中」,都有切身之感,痛恨中国人命运为何总是如此悲惨。

    读者也许要问,人民生活在如此水深火热之中,地方政府呢?中央政府呢?那些官难道不管事吗?他们管事,但只管两件事:打仗的时候徵兵,平时徵粮课税。我在乡下生活约到十岁,只远远地望见一次县太爷下乡,坐的是大轿,前後是身挂盒子炮的卫兵,乡下人都跟我一样,远望。只有读过书的「仕绅」才有资格陪驾,而且系一阵风一样地过去了,留下给乡民的印象是做官真好,祖上有德。我的家乡地窄人稠,佃农求块耕地都难。耕种用的都是祖传若干代的老方法,种籽也是年复一年的老种籽,肥料都是有机肥。有古老的灌溉系统,平时尚可应付,一遇较严重的天乾水旱,便只有看天了。至於病虫害,则更是束手无策。农民生产力之低可想而知,正是孟子所说的:「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从未听说有什么农业改良、农业试验推广、农村金融、农村建设。遇到天灾人祸,也从未听说有什么官方救济、补偿。我的家乡冬天十分寒冷,万物都为冰雪封冻,连草根树皮都难找,如果遇上凶年,则冬天真正是十室九饥,惨不忍睹。然而一般农民除了怨天之外,都只有认命,很少想到去抢劫,更不会去搞革命。

    也许有人要问,像这种情形,中国农民如何能一代传一代地传下去呢?原来旧的农村社会也有一套古老的生存制度或方法。例如重大基本建设,如主干的灌溉系统、主干的交通运输道路、主要的防水系统,还是由政府来做或是由一些好官主动来做;遇有重大灾情,政府也赈灾,不过贪污的多,实际用在赈灾上的少而已。在一般情形下,多是由地主与富户出钱,一般人民出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个别土地的灌溉设施,种田所需要的流动资金,则由地主负担;冬季对贫民及老弱鳏寡的生活照顾,也多由一族的富户负责。乡村多是聚族而居,颇有组织,负责一族治安、伦理秩序的维持、社会福利的给与,有些大族群甚至包括婚丧教育的补贴,而且一家有事,邻居戚族都来帮忙。所有这些优良传统与组织,都禁不起人口迅速增加的压力,及重大而连续的天灾人祸,如战乱之类。我儿时就是遭遇到这样的环境,才目睹了上述的惨状。我亲眼见到富者变穷或迁居城市,穷者饿死或散之四方,整个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福利措施完全解体。

    以上是我在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时,家乡的情形。其他全国各地广大的乡村,除江南一带外,大都差不多,而内地山区,则贫苦尤甚於我的家乡。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接到乡人来信或听曾经回乡的友人说,情况已有重大改善,前面已经引述过。但愿天佑中华,使中国人民早日脱离贫困、饥饿、疾病、愚昧的苦海。

■■■■■■■■■■■■■■■■■■■■【以上摘录内容完】

    以上《故乡·天下·黎民》,标题为HGC所拟,是以《壮志未酬——王作荣自传》内同名两节内容为选录底本完成数字化处理。

    首发析世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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