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制——民国十四年六月毕业於河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因经济困难无力升学，适此时中学校长常师寿祺荣膺获嘉县知事，邀我到县公署任收发员，於七月初随常师到署。为期三个月，贡师沛诚，认为在署工作无前途，经常师同意，随贡师至新乡佐史师长宗法戎幕并办社会教育。

    依旧制，县公署的编制甚小，正式经费亦甚有限。县公署只有知事是督办河南军事善後事宜兼省长所委派，为机关首长，其余人员都是知事所延聘的幕僚。首要幕僚是红笔师爷，在大县则聘用两位，一是法律专家，名『刑名师爷』，又曰『绍兴师爷』。一是财政专家，名『钱谷师爷』，又曰『桐城师爷』。在小县则为节省开支，仅用一位，兼管二事，曰『刑钱师爷』。获嘉县公署当时用了一位『刑钱师爷』，月俸三百至五百银圆。师爷不是知事的部属或雇员，而是其上宾。师爷称知事为『东家』。另一重要幕僚为『账房师爷』。这一职位率由与知事有深切关系的私人担任，自然他须懂得账务，并靠得住。他的任务犹如今日的会计兼出纳。至於办理财务收支及田赋徵收公文及报销，则是刑钱师爷的任务。收发员是县公署的最小职员，月薪仅三十银圆，但工作亦相当的繁重。当时县知事兼理司法，所以县公署内设有一位承审员，由法院委派，具半独立性，亦非知事的部属。

    县公署只有这些人，如何办得了全县政务呢？其实办理县务的实作机关，则为『六房』与『三班』。房由书吏构成之。六房者一曰吏房，二曰户房，三曰礼房，四曰兵房，五曰刑房，六曰工房。地位犹如县公署的六科，受知事之指挥，处理有关事务，并办理其文书，保管其档案。班由『衙役』构成之。三班者一曰步班，二曰快班，三曰皂班。步班亦曰壮班，以少壮之人组织之，犹如司法警察。快班亦曰捕班，系马队组织，犹如县侦缉队。皂班系服杂役的组织。六房是中国自唐宋迄明清的重要的县行政机构，是『胥吏制度』的骨干。至北伐成功後，县政府改采科局的组织，『房吏』经完全废除。而我却与这将死的胥吏制度发生过直接的关系。『衙役』与『房吏』或『书吏』同命运，同时为国民政府所取消。

    署、房、班均无足够的正式预算，有之亦仅是象徵性的。县知事靠经徵田赋的提成以维持开支。大县的田赋多提成随之而高，故为『肥缺』。房吏与衙役的收入，就是靠向当事人收手续费或『勒索』，普通称此为『陋规』，实在说无异『变相贪污』。县知事不仅有田赋提成的好处，且在向上解送库款时，可以搭配一半钞票。向人民徵收者全是现洋。解库则有一半钞票。当时的钞票价值只及现洋的七成或八成。这一收入算起了则大有可观。

    二、任务——实际上我在县公署的任务有三：一是教师，二是学生，三是收发员。常师有子女四人，长女韵琴，长男友仁，次友文，三友民，均在年幼。常师命我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常师恐我将来升学无望不能不作长期的职业打算，命我拜刑钱师爷陈聚澜先生为师『学幕』。拜师时行跪拜礼，送衣料一件贽敬二十圆。学幕的第一步令我对诉状或公文试拟批语，写在一纸条上，供其批改。可惜时间太短，陈师只告诉过两个原则。㈠对问题的处理，总要以上、中、下三策的角度衡量之。㈡对非命案的诉状，不可率尔批『传讯』，以息讼事，轻民累，以先批『和解』或调查为宜。

    我的前任收发员是一位冬烘先生，办事毫无科学管理方法。他的收发文簿上仅写某月某日收文几件，发文几件，并无其他记载。这如何查考。我乃自行创制我的新收发簿。先将收发文分开，一为收文簿，一为发文簿。自裁白纸订立成簿，长约一尺，横约一尺半。每页划为若干行，分编号、收发文日期、来文及去文机关名称、事由、附件、备考栏，一目了然，查考方便。今日各机关所使用的收发文簿，和我约伍十年前所设计者竟无区别，足证英雄所见略同，足证我自幼即具有科学头脑。以後我攻读科学管理及讲究效率的行政学，实有其本源。

    收发员同时是县知事的交际秘书或传达，替知事引见宾客，并代为会见次要的宾客，将其意见转达。照规定，县知事应该每隔十天或半月亲至看守所和监狱点查囚犯。但是县知事常认为这是照例的工作，不关重要，就派我代为至监所作『查监』及『阅囚』的工作。县知事兼理司法，有些刑事案件，应由知事或承审员作『验伤』或『验尸』工作。他们每偷懒不去，便派我代表。好在有专家的『忤作』会作实际的检验与纪录，我只在傍边作作样子。有一次把一个冒充军官的犯人斩首示众，我还陪同承审员去『监斩』，真是怕人。我以二十三岁的年青人来应付这教书、学幕、收发、传达，会客、查监、阅囚、验伤、验尸、监斩等工作，亦云繁杂矣。幸好我在中学时代历事尚多，有相当经验，堪以应付。

    三、生活——小小收发员被称为『张师爷』，派有专用听差一人，自用房舍两间。赴宴作客有听差代拿衣帽，若在晚间，他还给我打灯笼引路。县知事招待伙食，不需付款。早点在自己房间食用，常有变换，或为炸馍片配甜汤，或为合泡蛋，或为莲子汤或为肉丝面，真是样样可口。午饭晚饭与同仁同席共食。知事是东家坐主人位，刑钱师爷坐首席，承审员次之，账房先生又次之，我则敬陪末座。我的月俸虽仅有三十圆，但依『陋规』，可以分领『和解费』，月有几十圆。以一个中学毕业生有此生活享受与收入，可算幸运了！

    四、事件——在获嘉任收发员的三个月中有下列三大事件发生：㈠死囚越狱——某夜睡眠难成梦，风声甚大，纸门呼呼作响，心生畏惧，突衙役急叩门，启之，得悉有死囚越狱，急禀告知事，立即发动警卫人员追捕之，一囚尚未逃出城外，因以就捕；一囚已跳出城外，以带有刑具跑不快，亦捉到了。有惊无险，亦云幸矣。否则，知事要受到重大处分。㈡选举纠纷——十四年北京政府要召开国民会议，各县选举国民代表。获嘉之候选人为岳昌龄。省议员贺晴波及中区区长张绍先一派支持之。岳星五一派反对之。岳派以衙役卜某送选票有舞弊确证，至收发室要我禀明知事，当夜升堂审理之。而知事不愿受此威胁，既不接见他们，亦不开庭。他们大闹，有的说要上吊，死在收发室；有的咆哮叫骂，使我在中间为难。我没法，亦哭了起来，他们才离去。㈢承审员之死——获嘉县城北宽南狭，如一棺材形，因之该县有一种流行的迷信，凡姓『任』（叶音人）的任获嘉知事，未能不死於任者。过去事实，屡验不爽。当时的承审员姓任，体格魁梧，精神饱满，正在壮年，新婚未久，竟以暴病死於任所，亦云怪矣。

    一、国民第二军参谋——贡师沛诚为忠实的革命党员，热心国民革命，受知於胡督办景翼之师刘守中先生，与国民军第二军第一师师长史宗法友谊甚笃。史部驻新乡，贡师促我离开获嘉县公署至新乡任史氏之参谋，担任政治宣传及组训民众工作。贡师居於客卿地位，备史氏之谘询。与我同时在史部担任政治工作者，尚有张隐韬、马元白二人，思想急进，干练有为。到新乡的时间是十四年十月初，记得曾参加双十节新乡车站的群众庆祝大会，我登台演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史师长对我甚有礼貌，常以其座车接送。我第一次乘坐汽车，即在此时。

    我的名义虽是参谋，但作的事务则是下列几端：㈠向军队的官兵讲说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及为什么要实行国民革命的道理。㈡督促区长保卫局长训练民团及清乡工作。㈢劝导民众推行植树及识字运动。㈣辅助地方推行教育改革。当时新乡县教育局长系由一老绅士王莲塘担任。史师长宗法与贡师沛诚以其思想陈旧，年纪高迈不能配合时代进步及革命需要，经向县公署施压力，予以更换，而挽该县青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杨一峰兄接任。杨现任立法委员原名世清，以字行，自此时订交，迄今近五十年矣。

    二、社会教育促进会——到新乡任参谋月余，史部奉命他调，贡师沛诚亦衔密命，远赴东北，策划郭松龄反正，以响应国民革命。这样使我在新乡失去工作的凭藉与依靠，自不便留下去。但史贡二氏认为我所担任的任务，具有重要性，为我作了另外安排，促请新乡县知事聘我为新乡县社会教育指导员，配合工作，指拨经费。这时我亦由师部招待所迁居於县立第一小学内居住，校长张慎修兄，热心照顾，拨给一独立的小楼阁使用，生活颇为舒适。

    为集中力量开展工作，经成立『新乡县社会教育促进会』，以县知事任会长，县内的重要绅士及有关机关的首长均罗致为委员，我任秘书兼总务组组长；贡师另延何国暹任指导兼宣传组组长。何系商城人，河南省立开封师范学校毕业，亦是贡师的学生。促进会曾推行以下的工作：㈠设立民众补习学校，对失学民众施以补习教育于晚间上课，免学费，供教材。㈡成立民众宣讲处，每周于白日作几次定期讲演，聘朝阳大学毕业的田楚青任专任宣讲员。㈢出版『新社会』周刊，以石印为之，每周出四开版，我负责主编及印行。会址设在新乡县城内西大街路南义合坊。会址与房舍尚合用，民众学校及宣讲处均设在会址内。因工作关系结识了若干当地士绅，如田仲韬、张静轩、王彦青等即是。

    一、返乡服务——温师良儒原任河南省督办兼省长岳维峻之机要秘书，民国十五年一月被任命为安阳县知事。我在中学时即得温师器重，此时邀我返乡服务。他又知我在获嘉县曾任收发员，仍使任收发员之职。当时在新乡的工作亦不理想，因贡师他去，史部亦调离，凭藉无力，经费不济，所谓『社会教育』亦不易开展，故决心辞职返乡。金县长福海，坚决挽留，乃假托『家有要事』，方蒙批准。直奉系军队联合攻击国民军，吴佩孚命寇英杰攻河南，十五年三月间岳维峻败退洛阳。不久，安阳亦被吴军攻占，温师离职前赴北京。承审员苗德垕接任知事，仍留我任收发员，维持至九月，辞职赴北京大学读书。时温师因涉嫌策动张家口史宗法部之兵变，系於北京街戍司令部狱中，情形严重，奔走营救之。

    二、班房规制——在中国吏治制度史上，一向是『官』『吏』分途的。官由正式仕途，如选举、科举等出身，而任州县首长，有一定任期。吏则在『学徒制』下培养其知能经验，为终身职，甚而形成『世袭制』。官负政务责任，但不知实务，於是受到『吏』的挟制。远在宋朝，叶适即叹称『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为免除吏的欺骗与胁制，乃延聘专家的刑名及钱谷师爷以为自己的幕僚，替代自己处理专门的法制与财税的业务。房吏的设置在北伐以前，各县是一律的，普遍的，为全国通行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