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知事是文官，无权指挥军队。但县公署不能无警卫力量及供差使的『衙役』，於是有所谓『三班』的组织：一曰步班，又名壮班，由壮年人组织之，犹如县之警卫队。二曰快班，亦曰马班，乃系马队，犹如县之侦辑队，在追捕罪犯，故亦名捕班。三曰皂班，乃供差遣，服杂役的支应队，穿黑衣，故称之为皂役。兹所述者乃是规制之常态，但降至清末，已大退化，名实不符，壮班不壮，快班无马，捕班不捕。三班至此不足以言警卫，仅为供差使之衙役，办事无能，扰民有余。

    县衙门的建筑是制式化的。辕门（临街）内为一大空院，院之两傍有两排房舍，供六房办公之用。衙门皆为坐北向南。大院正北建有『大堂』，有重大诉讼案件，知事或承审坐此堂审理之。其後为二堂，普通讼案在此审理。其後为知事之『签押房』。二堂及後院两傍为东花厅及西花厅，均有房舍，供知事眷属之用。二堂西首有房两间，为收发员的办公室及寝室。大堂东首有房一大间，住『喊大堂的』。县署召呼「房」「班」既无电话，亦无扩音器，就靠这『喊大堂的』高喊『户房』！礼房！或头步！二步！头马！或二马！安阳为大县，三班采双重制，一班分两队，故有头、二之分。

    三、青年作风——收发员虽是低微职务，但位居衝要，可以上下其手，故为出入，故有玩弄及拖延或提前的机会；加以县署兼理司法，说『官司』的络绎不绝，且有『陋规』掩护，大可营私舞弊。温师认为：『最黑暗的事，要以最光明的人担任之。』我是一位二十四岁的纯洁无邪的中学毕业，不会贪污，不知舞弊，故选我任收发员，确具卓见。我受此知遇，感激图报，更不能不有一番良好表现。我在辉县百泉拓有岳飞书『天地正气』碑文，每字约二尺见方，长共八尺，悬挂办公室，以示凭天良作事，决不营私舞弊的决心。凡遇绅士或亲友来会，均房门大开，高声交谈，声达户外，不作低声私话，以示光明磊落毫无鬼祟心情。

    陕军中不少人具有鸦片烟嗜好。温师为陕军中人，本人虽无此嗜好，随之到公署的亲友或职员，仍有不免此习者。县署中因之大烟灯不止一盏。同事在礼貌上竟有强我吸此者，我断然拒绝，并严辞斥之。知事之表弟王某留县署，常至收发室与我攀谈，渠亦有鸦片烟嗜好。一日突发现提讯囚犯的『提单簿』失去一页，急找经管『提囚』的衙役询之，知系王某所窃为，乃立刻饬衙役将己释放的犯人抓回。事禀於温师，知事将王某驱之离署。少年气壮不懂圆滑，乃能出此。

    四、大举剿匪——安阳土匪猖獗，为害乡里，人民不克安居乐业。温师莅任，一方面要树立自己的声誉与威望，决定纠合全县十区的民团力量，清剿东乡的土匪。时我之表叔兼塾师程翰臣先生任西一区区长，因我与温知事有师生关系，对剿匪事宜特别卖力支持。程师对安阳匪情及地理十分熟悉，事实上无异是县知事剿匪的参谋长。大部份团队在指定地点集中，一部份在县署前广场集合。整师出动，浩浩荡荡，温师在後骑马督队，出发时大发鞭炮，声势壮观而感人。在东乡作七日的剿匪扫荡，大获胜利。在剿匪进行中我在城内筹集及输送粮饷，决无不济，亦十分忙碌与辛苦，有时忙到彻夜不能休息。

    五、旧习陋规——北伐以前（民国十七年前）的县公署，承袭了满清末年的旧习与陋规，充满腐败及不合理的现象。就编制言，并无正式的县公署组织法或组织规程，县知事幕宾地位的刑名师爷，钱谷师爷及房与班的机构，都是长期的陈陈相因的习惯。因无明确条文可资遵循事权不清，责任不明，漏洞百出，弊端丛生。就经费言，亦无预算案以为收支的依据。知事收入靠徵收赋税的提成，班、房的收入靠规费或『陋规』，收取无客观标准，常流於变象贪污。就供应言，行会分摊，扰害商民。县署家俱，非由公款购买，既未编列清册，亦不列入交代。旧官卸任，家俱被『班长』、『衙役』搬窃而去。新官上任，所需家俱向木器行会索求之。过年过节，肉行、盐行、油行尚须供应相当数字的实物以『孝敬』知事及各位『师爷』。

    六、小小方便——我在安阳县公署服务时，以『师爷』的地位曾得到以下的小小方便：㈠岳父免传——北曲沟村与董家车村为争水利，发生械斗及抢水情事，岳父董鹄来在被告之列，名列第四，县知事核判传票文稿我说不必多所牵连。知事说传五人如何？我说传三人够了。因而岳父得免遭传讯。乡人视之为一大光荣。㈡同学受益——私塾同学王藎臣嗜睹，被其父以忤逆控於官。如传讯，此人必受责罚。王至署申请撤销。但依陋规须交撤销费银洋贰拾圆。渠实无力缴此数，禀於知事，获准免缴。㈢未赔损失——同村农夫王喜全推棉花车进城，不慎撞倒一『卖粉浆饭』的小摊子。贩者坚索赔偿费，二者闹至『班房』。经询明王系我之同村，未给赔偿了事。㈣免抓官车——乡间牛车、骡车、马车进城，常有被『抓官车』之虞。这就是民车被无偿的抓去，去拉『官差』。一次我家的马车进城被抓『官车』，经告知衙役，这是张师爷家的车，即被放走。

    七、作事疏忽——在安阳县公署服务期间，曾因作事疏忽，发生过以下的三件错误：㈠装错信封——开封有县署的两个上司衙门，一是督办公署，一是省长公署。一件公文每同时分呈两呈。一次，我将致省长的公文装入致督办的信封内，将致督办的公文装入致省长的信封内。所幸两个省公署的收发员颇为客气。原文退还，只附具一个小纸条，上边写了两句挖苦的话。㈡附件误发——河南督办公署发现直系军阀吴佩孚企图在豫北图谋不轨的计划文件，令饬安阳县署加意防范，并公布其不轨计划，唤起民众注意。照规矩，此项附件应附贴於布告正文後，加盖骑缝县印。那知『兵房』偷懒，附件与正文未黏贴一起，我亦有所疏忽，即发交『衙役』张贴，且被分贴两处。当地驻军发现，派人到收发室怒冲冲的称县署内有吴军奸细，因反动文件系由县署人员贴出的。一方面予以解释，一方面将贴出文件刷毁，一场误会，始告结束。㈢串票盖印——串票者徵收田赋之收据也，须加盏县印方属有效。全数串票加盖县印後，我一起饬『衙役』，交还户房。事後，户房掌案硬说衙役未缴齐，短少五百张，另编临时号加盖县印。我亦未深察，竟应允之。在盖县印时，温师发现此事，知事知系户房掌案捣鬼，大责之，亦不予盖印。

    八、仇人报复——我任彰德学生联合会会长时为索还会款，曾率学生强迫劣绅李X尘吐出所借会款，当众受辱，怀惧在心。我任收发员时，族叔张秉直族兄张金铭因涉及吾村一命案早经系以狱中。承审员袁吉枚，提讯二人加以审讯，以罪证不足，当堂朱笔批谕，予以释放。此系承审所判，与我无干。但仇人李X尘串通苦主董双仔出名，向县知事苗德垕告我一状，控我徇情舞弊，擅自释放命案要犯。县知事不敢不敷衍劣绅，饬将二犯捉回重讯。结果，一人还押，一人释放。这是作官的圆滑手法，一方面可以应付劣绅，一方面不使我太难堪。其後被还押之族叔亦以无罪获释。

    九、开启城门——安阳县城有东西南北四城门，为维护城防治安，城门晨昏启闭。城门启闭的钥匙，存放於县署收发室由余经管。平时将之交由守更人按时使用，并无问题。民国十五年四月吴佩孚部击败国民军（陕军），余荫森部一旅攻至安阳城下，城门四闭，知事温师已离县署。敌军促启城门，否则将施以炮轰。此时无人作主，我亦不敢轻於把钥匙交出，擅开城门。无奈乃约集在城绅士（区长）计议，余将钥匙交给南区区长朱志道，由他转交守更人开启城门。这样我既对得起温师，未向敌人献城，保持他忠於国民军的志节，一方面不固执不通，免使地方生灵遭受涂炭。当时我仅廿四岁，这一决定可算是既明智又稳健。

    十、决志升学——县公署的收发员虽是一个微末职位，但在乡下人及世俗眼光看来尚属不差，位居关键，承转启闭之间，多少可以上下其手，意见传达，内外彼此之间，不无运用余地。故乡人称收发为『二知县』。收发员的正式薪俸，虽仅三十银圆，但『陋规』收入为数不少，月入近二百圆。此数在当时看来亦颇为可观。因之，一般亲友都望我久干下去。在我认为如此鬼混，不但无事业，无前途，且可能流於堕落与腐化，时间一久，必难以自拔，故决志离去，赴北京升学，并能一试成功，进入我一心向往的国立北京大学。

    一、教授科长——民国廿五年七月受聘为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兼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及导师。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金陵大学及宴阳初【HGC：“宴阳初”，原文如此；当为“晏阳初”之误。】主持之平民教育促进会、邹平乡政学院合作合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受有美国福特基金会补助，推行乡村建设工作。南开大学派我代表该校参加此会，并任民政组长，燕京大学教授张鸿钧任社会组组长，金陵大学教授章元玮任农业组组长，燕京大学教授杨开道任教育组组长，另有工程组及卫生组，由清华大学及平民教育促进会之代表，分任组长，人的姓名已不记得。

    协进会复与邹平乡政学院合作选定山东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济宁为实验县以试行农村建设工作，行政督察专员为梁仲华，河南孟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原任乡政学院院长，为乡治派的领袖人物。梁漱溟原在乡政学院任教授，继梁仲华任院长。漱溟具学术地位，仲华则为实力派。二人在大体上是合作的，但有不少地方亦不一致。因一人重理想，一人尚实际故也。济宁县长原由河南人王怡柯担任，王病逝於任内，由张教授鸿钧接充，我以南开大学教授先任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二科科长，兼济宁县政府第二科科长集中力量办理『土地陈报』，事成，改任第一科长，办理『编组保甲』，二者均为当时实验的新政。同时的第一科长是娄学熙教授辽宁人；第三科长于教授橹溪四川人；第四科长杨教授开道，湖南人。我於二十五年十二月到济宁二十六年十二月离去赴贵阳为期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