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九年，中原大戰結束後，我奉中央任命為寧夏省政府主席，經一再懇辭，不獲邀准，拖延年餘，嗣奉蔣公數次面諭催促到職；復由於寧夏連年兵災、匪禍，地方父老一再推派代表促駕。乃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間，準備赴任，時值隆冬，西北氣候酷寒，我部防寒裝備不足，難以成行。關於我部開拔費用與裝備，前於南京勵志社晤蔣公時，蔣公曾面告已交代何敬之部長（時何任軍政部長）準備，囑逕與何接洽。當為此事赴南京向何部長請示，何支吾其辭，似有為難之苦，蓋以我部官兵約三萬餘人，防寒服裝需費甚鉅，非咄嗟可辦，不得要領，只得謂何說，如委員長問及此事，請代為報告，說明不能赴任原因。後此事不知何人傳與東北張學良漢卿知道，承張概然以毛皮軍裝一萬餘份見贈，我軍藉此方能成行，真可謂雪中送炭，情意可感！

    我部由河南啟程開赴西北，必須經過閻錫山勢力範圍，初閻不准使用平綏路火車，要我部徒步前往，嗣經一再交涉，又以平綏路運量有限為藉口，不准大量使用火車運輸，規定以營為單位，每日運載一營，給養自行携帶，沿途各站不許官兵下車採購補給，閻於各站派駐重兵監視，多方留難，我軍官兵沿途所受痛苦，一言難盡，我為從速到達寧夏，完成中央交付使命，不惜屈辱、忍讓。經月餘運輸，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陸續抵達寧夏。沿途見村莊、鎮集，十室九空，田園荒蕪，遍地蒿蓬，有人煙處碉樓林立，少數無力逃亡他鄉者，則集居碉樓中，日以野生蕎麥果腹，與我八年前離去時之富庶繁榮，無殊天壤。此均為連年軍閥戰亂匪類為患之結果，百姓何辜？其不幸乃爾。

   軍次石嘴山鎮集，適值父親冥誕，我到禮拜堂唸經追悼，當地父老民眾，聞我歸來，齊集禮拜堂迎候，知父親亡故，無不痛哭失聲。我既痛父親之亡故，復傷故鄉之破敗凄慘，不禁百感交集，泣不成聲。及至夏縣銀川市，沿途男女老幼竚侯迎接，長達二十餘里，我即下車步行，趨前致意，與父老耆紳執手嘘唏，景况感人，難以盡述。

   我家房屋被青海叛兵燒毁，只剩外圍幾間車房，斷壁頹垣，已成廢墟，早已無人居住，受害尤甚其他居民。承堂弟馬鴻賓臨時修建民房三間，作為我臨時寓所，景狀至為狼狽。

    我到寧夏後，立即開始籌備組織寧夏省政府，並一面部署剿匪，恢復地方治安工作，逃亡外省外鄉的百姓，聞我主持省政，均紛紛回來重整家園舊業。

    關於省政府籌備工作，利用原有廳舍整修使用，我部工兵工作能力甚强，十餘日即將房舍、環境整修一新，頗具規模。至省府委員及各廳處首長人選，各方推荐頗不乏人，我除注重才幹外，首先攷慮品德問题，當即公開發表談話，說明省府人員選拔的標準。凡能廉介自守，具有革命精神，以服務為志職才幹之士均所歡迎，希望各方推介。但品德不修，以做官、發財為目的者，希其知難而退。否則，非但不能達其目的，反而有身敗名裂，甚至有坐牢喪生的危險。因此，省府委員及各廳處首長，除教育廳長係由中央派任外，其餘均由我提名保荐，報請中央任命，雖非一時之選，但均為具有革命、服務精神之士。中低級人員，借調我軍中優秀幹部充任，朝氣蓬勃，效率甚高，因此新省府各部門籌備迅速完成。

    寧夏省府籌組工作完成，我於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正式就任主席職務。當即提出：「實行三民主義」、「消滅煙毒土匪」兩大施政目標，舉凡一切政務措施，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再研究施行辦法與執行技術。萬變不離其宗，雖手段或方法可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或有所變，但最終目的，必須符合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要求。决不可變。至煙毒、土匪之害，為當時西北一切禍源，人民吸毒，不事生產，百業荒廢，民窮財盡，或淪為窃盗；或公然掠劫、掳人勒索，既成气候，攻占州县，盤據搜刮，民不堪命，無以為生，從而附匪從匪，以求生命生活的保障，因果循環，匪患日盛，匪患不除，一切興革建設都談不上。因此將消滅煙毒土匪列為施政重點，以二年為期，務求徹底清除。

    關於省縣各級公務人員，我也手訂了幾項要求：「以身作則」、「分層負責」、「接近民衆」、「講求效率」；「不貪污」、「不循私」、「不舞弊」、「不畏苦」。革除以注官僚、鄉願、敷衍、因循作風。規定省府員工每日昇旗、朝會，不得遲到早退，中午在廳處會餐，首長必須參加，員工衣着一律短装，不遵此要求者，輕則記過，重則革職。如犯有貪污舞弊等重大劣跡者，交軍法懲辦。

    我就任不及一月，省府氣象一新，朝氣勃勃，民衆對官府觀感為之改變。

    寧夏地勢高亢、氣侯乾燥，農耕用水，全賴渠道引注黃河流水灌溉。原有十大幹渠，因連年戰亂失修，渠床外高淤塞，渠岸殘缺，水量流失，不堪使用。我到任之初，正值春耕伊始，農田需水孔亟，乃利用兵工，並發動地方民眾，合力搶修十大幹渠，使能供應春耕灌溉用水，另以六團兵力，闢建總渠一條，全長二百四十里，灌溉荒地二十餘萬畝。此新建總渠，我命名為「民生渠」，軍、民盡五個月之力，十大幹渠及「民生渠」總渠，初步工程均告完成，達成春耕灌溉功用。其後，再陸續浚渫加深渠床，並漸及中渠、支渠之整修，由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八年間，修復原有十大幹渠及所有中渠、支渠、子渠外，新建民生渠總渠一條，共有主要渠道四十三條，長達二千六百九十二里，另中渠十三條、支渠二千九百四十三條、子渠近萬，合計全長五千餘里，縱横全省，灌溉農田約二百五十萬畝。

    民國二十二年，宋子文前來寧夏視察，以我到任不及一年，興修水利成績，能濟人民之急，至為讚許，並表示父親一生為國辛勞，國家應選一具有紀念性之建設命名，以資紀念，今寧省所建民生渠，對國計民生均有裨益，可將此渠改名為「雲亭渠」，由中央撥款二十萬元，作為補助經費。我對宋氏此番盛意，未便拒絕。當將民生渠改名為「雲亭渠」。

    按「雲亭渠」之興建，係由我親自勘察、規劃、設計，運用六個團兵力，每團負責四十里，以五個月時間，完成此一巨大工程，完全採用軍事作戰方式進行，官兵士氣高昂，效率驚人，出人意表。初不知為紀念父親之擧，豈父親在天之灵鼓勵，有以致之乎？

    「雲亭渠」中央補助款二十萬元，除支材料費六萬元及兵工獎金二萬元外，餘十二萬元購買德製測量儀器，對以後寧夏土地改革，地籍測量，助益甚多。

    寧夏地廣人稀，多數土地均集中族大地主【HGC： “集中族大地主”，原文如此，似為“集中於大地主”之罩病！浚�放租貧農耕種。過去地方當局亦曾規定，每畝土地每年佃租，不得超過三大斗，而地方私訂佃租，有高至四或五斗者，否則，寧可任由荒廢，亦不予放租。貧農為求取得耕作土地，只得忍痛接受，豐收之年，尚能勉得一飽，而荒歉之年，即求一飽，亦不可得。在無糧繳納佃租情况下，地主每以租折價，貸予耕農，利息高達五分以上。因此豐收之年，佃農除繳佃租及以前貸款本息，仍然一無所獲。如此反覆剝削，窮者愈窮，而富者愈富，尤其富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養尊處優，結納官府，形成特權，官府不聞不問，任令盤剝。佃農在些壓榨、盤剝之下，無可為活，乃鋌而走險，被迫淪為匪盗，破壞地方治安，擾亂社會秩序，此為地方匪患形成之主要原因。在此種惡性循環演變下，貧民固然苦不堪言，而富豪亦不得安身之命。乃將財產轉移於都市，農村則淪為被剝削、飢寒交迫的人間地獄矣。

    我到任後，鑑於此種惡性因果循環，若不加以改善，任何政治理想，均將落為空談，乃制訂土地改革政策，訂定土地法規及其實施細則多種。

    第一步首先減少佃租為每畝每年三升，地主將過去廢荒土地，加多佃農放租面積，以補減租損失，佃農承佃土地增多，又在減租之下，則其收益增加，耕作興趣濃厚，工作效率自然提高，土地亦得充份使用。一面依據法規規定，責成地方政府，嚴格督導施行；一面加强宣導，說明道理及用意所在，地主們亦覺悟前非，忠誠合作、支持。

    第二步規定佃農承佃土地，地主不得任意中途解租，佃農承佃六年後，地主放租土地，按照官定地價，售予佃農，佃農有能力者，一次繳付地價，其無力一次繳付者，得在政府督導、協調、仲裁下，分年分次繳付。但最長不得超過十年，佃農承購土地，依其家戶人口計算，每口六畝，亦不得多購，以免造成新的地主。地價、數量、繳款辦法確定後，地權轉移予佃農，使耕者有其田，漸次達到民生主義平均地權的理想。此項放租、減租辦法，經年餘的大力推行，至民國二十二年底，地主與佃農間租、佃關係，已大為改善。農民耕作勤奮，農村已回復生氣，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已有部分佃農，積有餘資，繳款收購承租農田，綜計各縣彙報申請轉移地權案件，有數仟件之多。可見其成效之一斑。

    關於減息辦法，計劃設立省銀行，由公家貸款，以應人民急需，嚴禁重利盤剝。惟當我接任伊始，財政絀拮，無力及此，乃以行政命令規定，私人間借貸利息，最高不得超過二分。否則，一經查覺，借貸雙方均予嚴懲。初頗收效，惟後來富戶消極抵抗，將資金藏匿，致使需款者，告貸無門。間有借貸雙方，由於實際需要，私下另訂暗盤，查無實據，無法過份干涉。而公設銀行一事，亦因抗戰開始，無力開辦，效果不如理想。嗣抗戰勝利，接着中共全面叛亂，軍事倥偬，又無力及此。其間雖迭以政府力量勸導鼓勵富商，每年提出資金若干，以借貸方式，作為賙濟貧民之用，又因保証手續繁複，效果不彰。然私人借貸行為，法所不禁，但亦不能强制執行，迄我離開寧夏，「高利貸」終未能澈底消滅，不無遺憾。

    民國三十二年，蔣公到寧夏視察，甘肅省主席谷正倫同來。蔣公對我推行之減租及平均地權政策，備極嘉許，讚揚不已，又面告谷正倫應仿照去做，並說：這才是真正實行三民主義，國父的忠誠信徒。蔣公對土地測量工作，亦頗重視，看到寧夏精確地圖，更為讚賞，當面囑谷正倫與我，將我處儀器與測量人員四百人，全部移借甘肅省政府，去做甘肅地籍整理工作，谷氏亦向我約好，借用人員及儀器。後不知為何，僅將儀器借去，不要人員。

    土地改革及田賦整理，首先必須建立正確的地籍資料。我推行減租的同時，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底，約兩年時間，用土法丈量各縣農田土地，唯土法未盡準確，暫時以此土法丈量的資料作依據，實施減租。二十三年決定利用中央補貼「雲亭渠」的節餘經費十二萬元，由德國購到新式測量儀器一批，攷選高中畢業優秀學生四百人，設立土地測量訓練班，施以短期訓練。訓練完成，派赴各縣担任土地測量工作，同時携帶舊有地籍資料，一面測量、一面校正整理。又分按私有土地與公有土地次序、先辦私有土地測量及整理，至二十四年私有土地測量全部完成，全省可耕的農地，較未測量前，數量多出三倍，約二百萬畝。土地面積增加，田賦亦隨之增加，為减輕人民負担，決定將田賦減半徵收。如此，省政財政經費財源增加，而人民應繳田賦反而減少，皆大歡喜。此項測量工作，賡續至民國二十五年，全省公私土地全部整理完成，全省二千分之一地圖亦隨之產生。繪製完成，對經濟、交通建設，裨益甚大，軍事行動方面，運用更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