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批德製測量儀器，後遵蔣公之命（民國三十二年蔣公巡視寧夏時指示），借與甘肅省政府使用。三十三年郭寄嶠接任甘肅省主席，我在蘭州晤郭，問到該批儀器使用情形，郭竟不知其事，該批儀器下落不明，殊屬可惜。

    父親前任職寧綏時，在寧朔縣置有薄產，以維生計。民國二十一年秋後，徵收田賦，財政廳長趙文甫告我謂我家田地由於山崩沙淹，無有生產，可免繳賦租。我即令縣長查報實情，嗣據縣長呈報說我家田地早被河崩沙淹，無有生產，歷年均免田賦，今年亦應循例免徵。我接到此項報告，甚為詫異，因多年來寧夏並無「河崩沙淹」災情，何以我家每年引用此一理由，依為免稅藉口，當即與趙廳長研商，如何處理。趙答謂俟往巡察後再定。我告趙說：如確因「河崩沙淹」，無所生息便罷，否則即將我家管家拘捕，處以仗勢抗租之罪，遊行各縣，以為烱戒，不得稍予姑息。嗣趙廳長親往巡視後報告，我家管家白華確有揑造「河崩沙淹」理由，申請免繳田糧之事，已囑寧朔縣政府照徵，至拘捕白華之事，似可姑免等語。我再告趙廳長查明，我家抗租是否我母親主使，抑係白華自做主張，如係我母親主使，我當代母受罰，拘押遊行全省各縣示衆；如是白華自做主張，仍應拘押，身揹佈告，解赴各縣鄉鎮遊行示眾，決不可姑息。否則寧朔縣長及財政廳，均予撤職議處。後再經查實，係白華自做主張，並未告知母親，經飭由寧朔縣政府予以拘押，揹佈告至各縣遊行示衆，並補繳歷年所未繳之田賦。事後，我叫管家白華前來訓誡說：你仗勢謊報「河崩沙淹」，抗繳田賦，表面上是忠心為主，實際上恃仗特權，不守法紀，破壞我威信；為主反而害主，真是愚不可及，得不償失。以後決不可為小利，而損大義。這次我處罰你，也是不得已，心裡非常難過，希望你好好檢討，改過自省。白華聆訓後，痛哭失聲，追悔不已。

    自此事件後，各縣田糧徽收，順利無礙，過去假借災害名義，企圖逃漏者，亦均自動報繳。全省田賦收入，較往年倍增，財政亦因此稍裕。

    民國十九年，馮玉祥在寧夏發行軍用票三百五十萬元，向民間搜購軍需物資，用作叛亂資本。時民間懾於馮之淫威，不敢不接受，隨收隨用，在民間流傳既廣且速，又其價值隨收受雙方議訂，造成地方經濟混亂現象，糾紛迭起，不可收拾。且是項軍票省府亦有少數儲存，不能强行使用，若不予收兌，公私均受損失。而其時省府財政枯竭，百廢待擧，應付經常行政支出，尚有困難，自無餘力替馮逆了此爛賬，必須另想辦法不可。

   其時，西北各省大煙遍地，吸食者甚眾，煙民鳩形鵠面，形容枯搞，猶如鬼魅，家產蕩然，不顧妻子，啼飢號寒，真如人間地獄。為害之烈，至此為極。民十二年底【HGC：“民十二年底”，原文如此，疑為“民二十二年底”之漏。 】，拒孫殿英戰事結束，地方初告平靖，民間煙苗大量播種，煙價甚低，每両賤至一角以下，如此時下令禁煙、剷除，不顧煙農血本，勢必造成民怨，實非所宜；如不予維持一定價格，根據「穀賤傷農」道理，煙農損失更大，尤且煙價逾低，吸食者逾多，人民健康及經濟均受其害。因此，我秘密向北京各銀行籌借三十萬元，發行新票一百萬元，專作收購大煙之用，令財政廳主持其事，轉飭各縣、鄉、鎮收購大煙一千萬兩，製成一両、五両、十両煙塊多種。二十三年秋，省府奉令全面禁種大煙，同時我又下令禁止大煙輸入，於是煙價大漲，每両升至二元，甚至有高達三、四元者。將前收購大煙售出，得款二千餘萬元，一時省庫充裕，除還北京貸款外，全面收兌馮玉祥軍票三百餘萬元。並修築石嘴山至中寧輕便鐵路以利交通，創辦中小型民生工業，如紡織廠、麵粉廠多所，以充民用，及其他中、小規模建設等，不下百餘項。另計劃修築青銅硖黄河大鐵橋，已與美國慎昌洋行簽訂規劃、設計合約，後因蘆溝橋七·七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此項計劃不得不停頓。

    收兌馮玉祥發行空頭軍票，係按票面數額，照實兌換新票，可隨時調換現洋。一般百姓感激之情，溢於言表，對我尤奉為神明，有開政令之推行，只要說：「是馬主席的意思」，無不暢行無礙。緊接着我下令全省禁煙，責令煙民限期戒絕，由於寧夏不准自種，又在四境設置關卡，嚴禁煙土輸入，大煙來源斷絕。禁煙工作，順利進行。其間雖有少數不法之徒，冒險走私進口，以及豪富之家，不惜以高價秘密吸食，經予查覺，辦了幾個人，就徹底禁除了。

    寧夏財政經此整理，已上軌道，即將金融業務，納入中央體系，通行中央銀行票券，省銀行不再發行鈔券。但我的此番努力，以後也同中央的銀元券、金元券之崩潰，化為烏有了，這是後話。

    按我到任之初，整理寧省財政，無中生有，不得已採用此項辦法，好事者不見有利用職權、壟斷煙價、圖利公家之譏。然則，取之少數煙民，而用之於大多數人民，尤且以收兌馮玉祥空頭軍票一事，穩定社會金融，建立起無上之行政力量，改善人民生活，收效至宏，可謂一擧數得，何樂不為，又何足為病呢？！

    中央頒佈地方自治法規，令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惟自治經費，須由地方自籌。寧夏各縣市自治經費，並無正式預算，於是各地方貪官、污吏，正好利用機會，向民間需索無止境，人民未蒙自治之福，反而先受自治之害，怨聲載道。我認為寧夏省實施地方自治，尚非其時，經提出省議會，決議暫緩實施，各縣停止徵收自治經費。至實施地方自治準備訓練工作，有所需要時，則納入田賦統一徵收，由省府統收統支，分配各縣、市使用。各縣市不得私自巧立名目，予取予求，增加人民負担。至於田賦之徵收，當時地籍資料不確實，徵收標準亦不統一，有良田賦租輕，而瘠田反而賦租重；面積大土地賦租少，面積小而賦租多等等不合理現象。還有地方土豪惡霸，利用權勢，勾結官府，謊報災情，不納田賦，情况至為紊亂，田賦收入既少，來源又不可靠，嗣經測量地籍，制訂田賦統一標準，嚴辦了幾個主管田糧貪凟人員，總算步入了正軌，田賦收大遽增，省府財政充裕。故我接任寧夏省主席後，始終未有地方自治經費之徵收，亦未實施地方自治，而自治訓練、準備工作，只是默默的進行，未嘗一日中斷。

    民國三十四年，我晋見蔣公時，口頭上曾將地方自治法令窒礙難行的狀况，提出了報告，說明由於此一法令之實施，因經費之籌措，增加了人民的負担，可能未見其功，反招民怨。現在寧夏地方，匪患雖稍平靖，但仍屬軍事時期，訓政時期工作，還談不到，人民對民主的認識不夠，行使民權的知識毫無，遽然實施地方自治，似有操之過急，不知所措之感。不如現在加强訓練工作，豫作準備，使人民知道為何行使民權時，再實施地方自治。此項意見當即獲蔣公首肯，但不為主管部門（內政部）所諒解。蓋其時中央各部門着重本身工作政績之表現，喜歡標新立異，每新創一制度，不問行不行得通，即令各省實施，緊接着要實施成果報告，不顧實際困難；地方自治亦係如此，內政部制訂地方自治法規，通令全國實施，對各省實際情形，毫不考慮，以為命令發佈，就是實施了。但據我所知，若干偏遠省份，亦如寧夏，地方主管官員，只熱中於自治經費的徵收，中飽私囊，或將自治經費移作別用，地方自治並未施行。至中央要報實施成果時，則由科員坐在辦公室裡揑造報告，報告做得好，甚至有奉中央嘉獎、記功者，真是天大笑話。

    寧夏地方自治，我既口頭向蔣公報告，自然没有成果報告，內政部一再催報，既不便說暫緩實施，又不願捏造報告，只得交代主管廳處不理，不再陳覆。後內政部簽報對我議處。惟此事蔣公知道實際情形，也就不了了之。

    寧夏於民國二十三年起，即開始清查戶口，經十餘年之努力，已完成精密之戶政制度。全省共編設一百四十個鄉鎮，一千一百零一保，一萬一千三百七十甲，每戶設有戶口册。戶口移動隨時申報登記，嚴格而認真，另利用地籍測量圖，繪製戶籍圖，此種戶籍圖，原濫觴歐美，是先將各戶宅標示於地籍（形）圖上，並製成目錄，某戶在某號圖上，檢查異常明晰便利，定期派人携圖分赴各鄉、鎮、保、甲實地查對，如有異動立予更正，此項作業，應歸功於地籍測量正確，由地籍圖而至戶籍圖，乃至全省地形圖，由甲、保、鄉、鎮、縣，均繪有不同比例尺之地圖，標明土地資料者為地籍圖，界址分明。過去以多報少，逃減賦稅情形，完全無法存在。因此，田賦收入較過去增加二倍有多，其標明戶籍資料者為戶籍圖。某人、某戶，居住何處，門牌號碼，登記明晰。並自民國二十九年，實施國民身份証辦法，凡本省籍，年在十六歲以上男子，均製發國民身份証，過境或外省籍商旅人士，則於入境之第一個警察局或督察處，申領「客籍國民居留証」。後又因應需要增製「外僑身份証」，凡十六歲以上之外國男子，均須領証入境，否則，以奸宄拘捕法辦。至婦女及十六歲以下兒童，以當時環境，不可能遍設女警，從事檢查，並由於婦女及兒童，作奸犯科者較少，故不予發証。列入管制，（但戶籍資料，登記詳實，其出事者，則由該戶戶長負責。）同時令各縣、市、鄉、鎮，通衢要道設置警察檢查站，過往民眾，均須接受驗証或檢查。一時奸宄、霄小及反動份子，均無法溷跡於寧夏。民國三十八年，中共竊據大陸，除以軍事佔領外，寧夏境內，各級政府未見一潛伏共黨份子出現，即因戶籍管理嚴密之故。

    寧夏地處偏遠，交通不便，除農、牧外，可以說談不上工商業。至農、牧產品運銷，過去都操縱在若干商賈手中。糧食或皮毛，向由商人按季節到各地收購，收購價格壓得甚低，執有此類產品之農人、牧人，為脫貨求現，忍痛受商賈剝削；而收購商賈，或運出省境，或稍予加工，即可獲利數倍。此種現象極不合理。我接任省府主席後，亟思有以改進，擬由省府設置貿易機構，收購農、牧產品，但苦於經費支絀，無力及此。至民國二十五六年間，自我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後，佃農有力量向地主收購耕地，佃農所繳之款，均存於省銀行，尚未發還地主。此批款數當時雖然不多，但，佃農收購耕地，日有增加，且此批款項發還地主，勢必又轉貸貧戶，重利盤剝。為了使地主售地之款，作正當之用途，經囑財政廳研究，籌設省企業公司，由政府投資一半，其餘一半即由地主，以售地之款投資。於此，省企業公司迅速組成，地主們一變而為公司股東，有紅利、股息可享，利益收入亦不在高利貸之下，且有保障。一時有錢地主縉紳，爭相投資，趨之若騖，迫得公司一再改組增資，企業公司資本雄厚，經營事業得心應手，大量收購農、牧產品。收購價格按生產成本計算，較以往商人收購價格，有高出三、四倍者，農民、牧民生產興趣大增，願意與政府交易。故而商人收購之事，無形消滅，減少了居間剝削。此項辦法，對公對私裨益甚大，對寧省地方經濟貢献至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