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後來在高雄煉油廠與我同事多年的戴步明兄，現在想不起來當時爲什麼給他起了個「戴小辮子」的綽號，可能跟他常喜歡上山豪賭的事迹有關。我們也不知不覺開口閉口自稱「我老爺如何如何……」成了口頭語。這不過是許多單身工程師在一起「言不及義」的一例。

    甘肅油礦局卡車、汽油使用起來方便，大夥也常結伴出遊，白揚河、河西走廊，乃至戈壁灘上的長城盡頭，都有我們的遊蹤。近年絲路之旅廣爲世人喜愛，我們當年也都去過了。當時張大千剛好也在千佛洞，他雇了許多青海的喇嘛畫工，替他描繪千佛洞裹壁畫的配件衣飾等，他自己則畫上臉、手足較重要的部分。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這對老君廟造成很大的衝擊。原本通貨膨脹十分嚴重，此刻物價卻一度大跌，有人說是以往囤積的物資因戰爭結束，紛紛倒出之故。但好景僅曇花一現。剛一勝利，共產黨就開始奪權，當時聽廣播，中央與共黨各說各話，許多鐵、公路都被共黨破壞，内戰一觸即發。

    短暫的勝利狂歡之後，老君廟許多同仁都接獲命令到各地如東北、京滬及沿海接收。當時金開英先生及劉魁餘、江齊恩和我均奉派東北，但因蘇聯軍隊阻撓接收，金先生改派至台灣接收日本留下來的煉油設施，我們也都改往台灣。

    原擬於酒泉搭中央航空公司飛機先去重慶，再由重慶去上海，由上海乘飛機赴台灣。怎知到酒泉，竟一票難求，只好改搭油礦局的卡車前往重慶。一開始，局方優待同仁坐前座，不巧前因伊犁事變，油礦局許多卡車派赴新疆支援，這批車子被拉官差，疏於保養維護，而司機在新疆缺少外快，現在放回來，真是窮極生瘋，一路大拉「黃魚」（即拉客），以致嚴重超載，車況又不佳，走走停停一路拋錨，從酒泉到蘭州共走了四、五天，常在荒山野地裏走不動，要停下來修車或推車，弄得大夥狼狽不堪。及至天水，同行的運輸段天水站站長才特別設法調來一輛車況較好的卡車。

    入川後在號稱水陸碼頭的廣元也出了點麻煩。當地袍哥（即四川的幫會組織）势力很大。我們一行人到一茶館喝茶，似乎是爲了茶房送來的茶具不乾淨，同行的無線電台劉台長與之起了衝突，還給對方一記耳光，這下可打出麻烦了，原來這茶房屬袍哥組織，挨了外地人一耳光，真是奇恥大辱。不久我們就發現桌子四周來了一批江湖人士，準備要討回公道，情势一時甚爲緊張，幸好同行的周亞興君略知江湖规矩，出面賠不是，並送了一筆錢給茶房，方將此事擺平，大家虛驚一場。

    到了重慶，飛機仍是一位難求，江輪又都給軍方封了，當時油礦局撥了一艘名爲「美江」輪的油驳，作爲運送同仁赴上海之用。我們覺得搭船太慢，決定改搭汽車。當時川湘公路局局長爲任顯羣，此君其時即顯露其管理才能，他能在極困難環境下，將該局所有的木炭汽車管理得十分有制度，準時開行；如果車子故障，不論多晚，食宿都有安排。從重慶出發時，另加入後來成爲董世芬夫人的吳春源。

    由長沙至武昌，我們改搭火車。到武昌後原以爲搭乘長江客輪到上海應該十分容易，怎知滿江的江輪均由軍方預先控制，等待還在幾百里處徒步行軍的部隊來搭乘。

   此時美江輪剛好到漢口，船上幾位會計、財務方面人員臨時接到北平敵偽產業處理局的命令，要他們儘速搭機至北平報到，我們剛好補了他們的缺登上駁船。船上十分擁擠，凡事都要排隊，加上許多人在路過九江時，買了很多景德鎮的瓷器，通道又窄，人來人往深怕別人碰壞了他們的寶貝。

    自二十四年八月離開老君廟，到達上海外灘，已是十二月初了。赴台仍然沒有交通工具，而赴台許可文件也須由當時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親自核批，十分麻煩。等待期間，我們每週到上海的高橋油庫幫忙。

    三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終於等到了赴台飛機。我們搭乘美國軍用機抵達松山機場，機場被破壞得很厲害，也沒有合格導航設備。從機場到城裹的道路，兩旁全是荒蕪的稻田，景色蕭然，石油事業接管委員會台北辦公室設在本町（今之重慶南路），爲一日式三層樓。主任潘九如爲甘肅油礦局舊人，他替我們買了南下火車票，還邀我們到太平町（今廷平北路）逛逛，那是當時最繁華的地方。

    到了左營，有兩位日本海軍燃料廠留用的總務人員來接車，左營市面還算繁榮，有三多：彈子房多、旅館多、咖啡館多。一到廠裏，住進日式宿舍，發現臥房有個極大的四方形蚊帳，後來才知，廠裏蚊子多，瘧疾流行。

    當時金開英擔任台灣區石油事業接管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沈覲泰爲高雄廠長。他們两人與张芳騫於三十四年十一月即到台灣。我到左營時，金先生適巧也在高雄。第二天，資委會聘請的美國環球油品公司（UOP）技術人員也抵達高雄，一同察看如何修復廠内設備。

    實際上，廠區因美軍轟炸，在戰爭末期已經癱瘓。我們初步觀察，發現滿目瘡痍，荒草蔓延，茅草都超過了一個人的高度。難怪當年英伊石油公司（Anglo Iranian）派來的一位工程師及一位船長，到左營實地觀察後，向該公司報告：「不知叢林將戰勝人力或人力将戰勝叢林。」由於我年輕氣盛，並不像他們那樣悲觀，還提出修復計畫，期望能一步步的將廠區修復開工。

    三十六年五月，高雄廠試爐完成，我因戰亂及就學，已有使十五年未曾回過東北家鄉，很想回去看看，就向廠長賓果提出願望，經賓先生同意，即從基隆搭乘中興輪到上海，後轉招商局的小快輪到天津。

    之後我從天津搭乘北寧鐵路，計畫先到瀋陽，其時共軍曾在冀東發動攻势，昌黎縣一度失守，鐵路中斷，等修復後，因路基不穩，車行極慢，正常只需十多小時的路程，竟走了一天兩夜，可見共軍將鐵軌及通訊系統破壞殆盡。

    到了瀋陽，住進資委會的特約旅館。偽滿時，瀋陽有許多建設，但在抗戰勝利前幾個星期，俄國對日宣戰，在東北趁火打劫，瀋陽郊區許多工廠的山牆部被開了大洞，爲的是將廠内的大件機器快速拆下裝上火車，連車運到北滿存放。我到瀋陽，所見滿目瘡痍，連旅館中的盥洗設備都不能倖免，據說是俄軍旋風式的搜刮所致。而由瀋陽乘中長鐵路回營口，連車廂内的沙發椅子都被人用刀劃破，可見秩序之亂。

    到了營口，住了幾天，由弟弟陪同到海城，主要去母親墳地祭拜。家母於民國三十三年過世，當時我人在甘肅，這是第一次上墳，也順便回老家拜訪叔祖等親戚。

    剛從海城回到營口，就有共軍要包圍營口的消息。當時電訊不通，火車班次又少，無法 馬上離開，家父已先避到瀋陽般若寺，當晚共軍包圍營口，圍了三天沒打進去，後包圍解除，我就到瀋陽去看家父，他勸我們離開東北，他自認已不任公職，父信佛爲居士，不離開東北比較沒關係。

    當年我本考慮在東北煉油廠工作，離家較近。勝利後東北煉油廠接收日人留下的煉油单位有四處之多，我在錦西煉油廠以客卿身分工作了兩個多月。

    然而東北局势並不樂觀，旅順、大連沒接收；長春到大連之間交通不暢；北滿（黑龍江、合江、嫩江）也沒接收，均在俄國势力的籠罩下。長春、吉林和哈爾濱三大城市有如孤島。加上中油公司的財力無法同時兼顧高雄廠及東北廠的建設，只能以高雄廠爲優先，東北廠若干剩餘器材原本計畫運往上海及台灣，但因地方人士的反對而作罷。

    三十六年九月，我從東北回台灣。其時葉樹滋任東北煉油廠廠長，他希望我能留在東北工作，公司原也希望等東北局势穩定後，派我回去服務。故我以爲不會在台灣工作太長久，因此還和同事計畫了一次環岛旅行，希望到各處多看看，多認識，才不虛此行。怎知三十七年初東北局勢快速惡化，東北煉油廠的同仁紛紛撤離到高雄，爾後大陸淪陷。

    在八年抗戰之前，中國並沒有自己的石油工業，歐美公司控制了整個中國的石油銷售市場。

    當時一般的作法都是在原油產地附近建煉油廠，再將生產的油品運銷各地，所以各大石油公司都沒有在中國沿海建煉油廠，僅將成品運至中國銷售。早年大陸石油市場由三個公司把持：標準石油（Standard Oil）、德士古石油（Texaco），以及殼牌石油的子公司亞細亞石油（Asia Oil）;各石油公司均視大陸爲一塊「肥肉」，公司的重要幹部均以在中國的經歷爲個人升遷的踏脚石。

    民國二十八年，甘肅油礦局籌備處成立，中國才真正開始有系統、有規模的石油工業。三十年，甘肅油礦局正式成立，其預算占當時資源委員會總預算將近五成的比例，遠超過煤礦、電力等事業，可見政府的重視。

    甘肅油礦局的成立奠定了中國石油工業的基礎，而玉門油礦更始終被視爲石油人才培訓基地，至今無論是在台灣或是大陸，只要有石油工業的地方，就有玉門人，且大多數都有優異的貢獻。

    抗戰勝利，當時國内石油資源尚未開發，設備奇缺，經費無著落，人才又不足，使歐美石油公司更加想在中國迅速擴張勢力並壟斷市場。美國石油公司因此利用關係在華府遊說，促使美國政府對華施加壓力，阻止中國建立自己的石油工業。

    當時的有識之士如翁文灏及其手下三員大將——孫越崎、金開英與張兹闓均認爲煤與石油爲中國兩大資源，必須建立國人獨立自營的事業。

    爲爭取時效，決定雙管齊下：一方面利用沿海各地如上海、天津、青島等處原有的港埠輸儲設施自行進口成品，建立自己的銷售網；另一方面借款向國外採購鑽井、煉油器材，以便在原已發現石油的甘肅、四川、新疆、青海等地進一步鑽探、提煉。

   在這幾位先生的堅持與策畫下，中國石油公司最後於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在上海成立。當時翁文灝正擔任經濟部長，但爲了抵擋各種阻力，毅然兼任中油董事長及總經理之職。即使後來他擔任行憲後第一任院長（三十七年五月至十一月），仍兼中油董事長，這安排本不合乎常規，但若不如此，當時行政院長宋子文受美國國務院的壓力，說不定中油未等正式批准就夭折了，因此必須要有一位有力人士來作中油主持人，方能挺得住壓力。可見翁文灏對發展中國石油事業的決心及定力。

    中油成立後即面臨兩大困難：一是如何突破英美石油公司的封鎖而買到原油，經多方努力，終於由英伊石油公司處買到伊朗原油；二是在何處建煉油廠。當時有兩派主張，一派主張上海，另一派如金開英等，則主張高雄。經過全盤考慮，最後決定在高雄設廠，這是一個關鍵性、有眼光的決定。因高雄先天環境優於上海，港口好，可利用的土地又大，煉好的油品可以很方便的運輸到沿海各地；而上海已高度開發，港埠條件差，黃浦江須經常挖泥疏濬，且不能停泊吃水深的大油輪，距市區又近，較不安全，僅適於作一儲存、摻配、轉運的基地，不適宜建煉油廠。當年這個決定，以今日眼光來看，仍然符合現代化煉油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