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说话之前，先有数语。余非反对农工政策者。总理推仁爱之心，为农工谋利益，固十分赞佩；吾人应本总理仁爱之心，推而广之，为全民谋利益。应公道的责任的，继续总理遗志，调剂社会之不平。若共产党利用农工，欺骗农工之手段，本党当审查明白而力避之。

    余非阻碍本党进步者，余为防范本党失败也。

    余非不反对帝国主义，不打倒军阀者。余为本党谋，欲本党以合乎国情，顺乎人情，得乎人心之方法，培植伟大之团结力，以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若用违背国情，拂逆人情，丧失人心的做法，是为军阀驱民，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本党欲求存在而不可得，何能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耶？此余说话之前提也。

    牺牲工厂地主铺东之财产，买好工人农夫铺夥，使为我用，是共产党乘私产制度之空隙及人心利己之缺点，而利用农工，做自己的打手之不正行为。本党以大义言，不当利用；以全民政治之党义言，不可利用；以中国社会之事实言，不能利用；以打倒军阀贪官劣绅土棍之目的言，不必利用。若强而利用之，是为军阀驱民，为共产党作嫁，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结果是本党自杀，兼杀国人也。本党在中国革命，与中国人建设中国，应审查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状况。当以主义裨益社会，救济社会状况之穷；不当以主义笼罩社会，强行社会主义。古人学道，尚且由仁义行，不敢行仁义。况乎行政必须合乎中国国情，得乎中国人之同情，始能成功。此余讲话之旨趣也。

    日来津浦路战事稍有失败，此不足虑。盖革命的基础在党，只要党的行为不失败，则军事虽小有失败，亦不关紧要。国民革命，是以主义医国，药方须适合病情，主义须切合国情，而实施主义即是党的行为。所谓行为不失败，即忠实同志，本切合国情的主义，以得乎人心的方法，向前做去，须始终博得国人之同情，勿慕共产党之欺骗手段，以挑拨阶级争斗是也。

    共产主义如何，余素未深研究，不敢轻於批评。惟澈底的减除民生障碍，余素亦有此理论。特理论与事实每相距甚远，如水平直线之铁道不易实现，余曾於第一次讲话时详言之。

    私产制度，确露有利用多数无产者起而革命之空隙，尤其在大地主及工厂发达之下，空隙更大。若有起而假此以号召者，久则暴发，诚意中事。有人说俄国革命结果，可谓共产党成功，共产主义失败。俄国革命事实如何，余未至俄国考察，不敢冒断。或即是乘大地主私产制度之空隙而革命成功；以理论与事实相距较远，而主义失败者乎？余固不敢冒断。愿质之游俄诸君。

    私产制度之下，露有无产者起而革命之空隙一节，余曾为劝阻罢工对游俄某君之一段谈话，即可表明，复述於下：

    余问曰：君等提倡罢工，於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在各国工人罢工，亦为社会上之一病。惟因有致病之源，故不得不病。我只可防病，岂可无病装病。盖工资提高，物价必随之昂贵，资本家毫无所损，反捣乱社会生活常态，结果仍是贫民受害。且中国工业甫经萌芽，所赖以培植者，全恃工资贱而时间长，始能与帝国主义者相竞争。若在今日提倡罢工，是摧残本国幼稚之工业，为帝国主义者造优越之机会耳。何以诸君仍费十分力而提倡之？彼曰：为工人抱不平也。余曰：善！为人抱不平，义侠也，敢不敬之佩之。惟以工人论，中国旧社会之工人，日做工十四点，日得钱一二角，较之工厂工人，日做工九点，多者日得钱数元，少者亦较优於旧社会之工人，何者为不平？今不为不平者抱不平，反为优丰者抱不平，何也？彼则面红而无语。余再三诘问，其用意安在？并讥其为无意识之举动。彼乃畅然而言曰：吾之鼓动罢工，乃革命之方法也。惟不愿与人言耳。余曰：异哉！革命非军队不可。君等革命，何不从军队入手。舍军队而从工人入手，岂不迂其道哉？彼笑曰：此乃旧式之革命笨法子。公等辛亥即用此法，成功之後，仍归失败。吾等尚敢陷此覆辙？吾等鼓动罢工，即成军之办法。聚人以财，为政治原则。旧政治是筹饷练兵。筹款稍多，则民怨沸腾。筹款既有限，练兵亦有限。新革命法，保就其职业，向资本家方面筹款。集款既易，练兵即不愁无饷，故练兵亦能多。余曰：妙战其言！愿闻其法。彼曰：公之兵能以指挥自如者，凭月给六元之饷耳。六元之饷，除火食外仅落其半。因罢工为之日加工资一角，足顶兵饷之多。吾等助其罢工，争得增加工资之日，即可告知工人，若非吾党为之努力，彼何来此分外之工资。嗣後当听吾党之指挥，为吾党奋斗，为吾党牺牲。何日不听指挥，何日即不为作主，此分外之工资，即被工厂取消矣。是鼓动罢工一回成功，则募得若干兵，并筹得养若干兵之长久兵饷矣，岂无意识之举动乎？余曰：既如此，何不对旧社会之农工均用此法，独於工厂工人费力。彼曰：旧社会之农工，对面无一定之资本家为之加工资，则筹不到兵饷。如拉东洋车者为之减赁车价，因有车主为对手，故能将所减之价作为兵饷；若为之加坐车价，则无一定之对手，故不能筹兵饷。余曰：如君之言，游民苦工，则无法为之筹兵饷，若佃农长工租户铺夥，则皆可为之筹兵饷。彼欣然曰：闻公此言，知公悟此道矣。余曰：包工制，有利於工人，无损於工厂，为工人谋利益，此办法最为公道。君等反对包工，是否亦为其有碍於筹饷练兵之故？彼笑曰：然。吾等买好工人的方法，为主张减少时间，加多工资两项。若行包工制，则时间已成工人的时间，非工厂的时间，且工资已於出货之多少标准之。是包工制可以完全堵塞吾等练兵筹饷之路径，故尔极力反对也。彼复曰：按山西现状有一百五十万人，可就职业筹饷。公以赋税养兵十万，即感筹饷困难。若用此法，虽养兵百万，亦不必筹一元之饷。公如果有心革命，能不羡慕乎？余笑曰：君之兵系革命之兵，非作战之兵。少年致力革命时，当然羡慕，老朽无此勇气矣。试问革命为攫取政权乎？为行大义於社会乎？彼曰：行大义也。余曰：行大义何乃以不义之手段为之耶？迎闯王不纳粮，君以为仁义行为乎？抑盗贼欺人乎？徒取诸彼以与此，仁者不为，而况於杀人以求之者乎？君从俄国来，当知俄国事。近闻俄国罢工者处死刑，然乎？曰：然。然则利用工人时，罢工为神圣；利用过去，罢工处死刑。义乎不义？美其名曰工人专政。其实是专制工人，蒸馍衣服，非自天来。不做工，吃什么？穿什么？且工人专政之政府，既不能以不做工生产，仍然是督促做工，变少数工人为政治生活，留多数工人，仍为做工生活。古来人民以不纳粮的旗号起来为人民革命，革命成功，是人民做了皇帝。然原来的皇帝，不能不向人民要钱；人民起来的皇帝，仍然不能不向人民要钱。有分别乎？私产制度，既非袭击的方法所能去。共产主义，亦非袭击的方法所能成。则一旦无产专政，亦不过变无产为有产，变有产为无产。亦如古代帝王递嬗，变平民为皇帝，变皇帝为平民，以暴易暴耳。且君所谓俄国革命之高妙手段，亦不过乘大地主之空隙与利用人心自利之缺点耳。吾人果置身於社会之外，观察社会，有此空隙，有此缺点，当竭力企图补救，不当乘而利用之。即降一等言，逆取顺守，亦当审度中国之历史文化，社会状况，人心习惯，及环境能否仿效。若在工业或大地主国家内，虽不义，尚可藉以窃取政权。若在中国，徒招国人之厌恶而自寻失败耳。果以救国救民自任，不填之於始，必困之於终。本党当审虑周详，不可轻易仿效，致陷危殆云云。

    此谈话虽在数年以前，然就此谈话观之，许予多数无产阶级瓜分有产者之财产，叫起大家行社会革命，私产制度之下，有此空隙，甚为显明。吾人见此空隙，当补救之，不当利用之。盖人有理性，优於禽兽，人之仁爱，固为禽兽所不及；然人之欲望，亦大於禽兽，同类相残，反为禽兽所不忍。是以古之豪杰之士，无不竭力提倡以理性纲维欲性。若提倡自利，放纵人欲，则人欲愈张，残杀愈甚，循环不已，将见人类生存，或较禽兽为不易也。吾人以悲天悯人之心，救国救民之愿，出而调剂社会，见此空隙，当设法补救之，以奠社会於磐石之安；不当乘而利用之，陷人类於恐怖不已也。此就大义言，不当利用。

    利用阶级革命，即是以一部分打一部分。共产党是结合无产阶级，革有产阶级之命，用之甚为适当。国民党既是全民政治，应求全民协进，亦当用全民革命，若利用阶级斗争，是自破本身也。此就党义言，不可利用。

    就事实言，在中国亦不能利用。欧美各国，以封建贵族房主地主之制度，及鼓励专利垄断之政策，形成偏重一面，社会中大多数人，皆抱不平，故对於罢工之举，多数深表同情。加以地不自种，房不自营，饮食衣服亦不自做，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总罢工足以制社会之死命，因之政治上视罢工风潮，极为重要。又以工业立国，遇事则维持疏通，日张其燄，至今日几有操纵国家政权之势。我国则不然，社会为自然组织之社会，文化为自由发展之文化。自有史以来，即尚道德，爱和平，重互助，公道自在人心，为社会上有力之据点；违反此据点者，无论多大势力，亦必失败。加以家庭组织，能以独立生活，房多自营，地多自种，饮食衣服均多自做，即使工人罢工，可以擒工厂，工厂不出货，不足以擒社会，罢工之举，社会绝不加以援助；非特不加以援助，而且厌其恃众暴戾，违反公道，对此等举动无不深表不满也。从前政治上尚未十分奖励专利，扶植垄断，并未努力造不平，各方关系，比较的尚平，绝不堪一方强占便宜。故工人之工会成立，工人强迫厂主加工资，减时间，其结果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铺夥之商民协会成立，铺夥强迫铺掌增加年资，其结果为商号倒闭，铺夥失业。是某君所谈之招兵方法，其结果为饷绝兵散，并将全国感情，亦同时伤尽。此就事实言，不能利用也。

    以目的言，不必利用。共产党是结合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进攻。中国无产者，数实无多。前游俄某君谈话云，按共产党所称无产阶级，专指工厂工人而言。莫斯科曾迭次会议中国革命进行办法，以为中国工厂工人甚少，日本党员报告，中国工厂工人，只有五六十万；苏俄调查，谓有百万，以此百万工人，不足以制服四万万人之中国，始决定加入准无产之佃农。因佃农对面有一定之资产者，固可利用筹饷。约计其数，中国全国当有三千万以上。是共产党革命之手段，以此百万工人为重心，集合三千万佃农，站在同一战线上，为彼之军队；以全国无量数之财产，为彼之养兵费，向多数之有产阶级行袭击。其所攻击之目标甚大，可筹之养兵费亦甚多。可谓兵有用处，饷有筹处，兵有招处，其利用农工也固宜。若国民党所打者，为军阀贪官劣绅土棍耳。用十分一之民权，即可打倒而有余，何须利用农工。杀鸡焉用牛刀，此就目的言，无须利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