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对我来说是“五四”后兴起的共运的反义词。共运名人或曰中共偶像，从陈独秀到鲁迅，从邓颖超到丁玲都为我所不齿，因为愿意相信《共产党宣言》这种赤裸裸的暴力宣言的人只能是傻子、骗子或疯子，而不可能是君子。事实也证明这些共运名人多是欺世盗名的淫棍恶棍，包括女人比如陶铸妻子曾志。最新证据请看司马璐和曾志的回忆录。

   遗憾的是从“五四”到７０年后的“六四”有至少四代中国人深受共产党的毒害或迫害。（按照赵紫阳在８９年的说法，当时四世同国，邓小平算第一代，他算第二代，天安门学生算第四代。）六四屠城标志着共运失去了民心，在“党天下”不见天日的民运大获人心。留学德国的我正是因“六四”而成为民运的一分子。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获知了４９年中共篡权前和３０年后登上民主墙的不少民运名人。

   如果说共运是劣胜优淘的话，那么民运可谓大浪滔沙。要想矢志不渝，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海外都得经受各种诱惑和磨练。名人中有的改弦易辙，有的身败名裂，我都看在眼里。２００２年前，我坐得比较远，上网后距离近了，更有感触。鉴于互联网的便利，我常乘兴去问候其人其文令我敬佩的同行，张林是其中之一。

   我看人向来注重德行。张林象清水君一样德才兼备，但更成熟。他的作品应证了我的许多想法，比如我认为，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受的都是西式或苏式教育，多成了黄皮白心的“香蕉人”。真正的中国人少找。张林在其《祖父的忏悔》一文中写道：

   “祖父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年幼时受过十多年的私塾教育，唐诗宋词背诵如流。我四岁时受他启蒙，学三字经百家姓，记得那时祖父找来一些粗糙的纸，裁成簿子，然后就凭记忆写出百家姓教我。

   到了新社会，他的知识全作废了，只好当一辈子饥寒交迫的人民公社社员。但是他的价值观念没有受共产党影响，没有中毒，依然保持着旧社会人民的善良质朴，特别是忏悔意识。”

   就是说，张林的祖父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足以证明一系列民运名人称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或忏悔意识的错误。当然这种观点是他们自己被中共剥夺了了解中国文化的机会，不懂中国文化所致。我赞赏张林，就因为他象清水君一样知道珍惜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因为反共，殃及无辜的中国文化。但愿大家不要再被鲁迅，这尊中共的最大偶像所蒙蔽。

   张林曾发表《我看鲁迅》来声援清水君和我对鲁迅的大批判。他能写出《劳改后遗症》、《共产后遗症》等多篇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好文章，不是因为毕业于清华大学，而是多亏他祖父的言传身教。这一论调源于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让我终生获益的是我的尚有“三寸金莲”的外婆。我的第二本德文诗集就以《金莲》为题。简言之，张林和我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虽然我们俩的天赋和命运千差万别。张林被中共监禁８年，受尽折磨，可他即使到了美国，却学不进外文，无法在他乡生活。我在德国留学８年，堪称如鱼得水，但一回大陆，就身心不适，如同进了监牢。所以，我自动流亡海外，非但不痛苦，还悠然自得。

   可惜清水君（黄金秋）象张林一样不愿流亡。在清水君学成回国，被捕入狱后，我曾把我因此而写的文章发给有关人和组织，也曾发给刘青。遗憾的是至今中国人权网站的良心犯一栏里都没有清水君的信息。除此之外，我还专门输入王炳章、李祥春、师涛和再次被捕的张林的名字，但结果显示他们还未被列入中国人权关注的对象。我也不曾获知刘青为援助清水君出过力，而我认为这应是他的职责。

   再说曹长青和任畹町对刘青的批评对我不无影响，所以，在以郭罗基为首的中国人权理事们与刘青的矛盾公开后，我自然而然地站在茉莉的一边，也曾想象唐捷一样站出来请刘青辞职，我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了慎重起见，草稿出来后，我一来发出去征求意见，二来又上网查询，注意到唐柏桥，这位圈内人对此所持的“非不能乃不忍”的态度。这很得我之心，毕竟我在修炼“真善忍”。

   正好今天收读许万平的来信，让我进一步认识到民运的当务之急是“悼念紫阳　告别中共”，所以，我乐得在此象我的四川老乡一样呼吁：

   海内外朋友们，我们应该爱护“中国人权”，相信“中国人权”自身会处理好自己的事；相信“中国人权”通过这一次波折之后，一定会更加成熟，并与大家一道发挥它更大的作用。 为了避免被居心叵测的“他人！”钻空子，大家对“中国人权”的争论就此打住吧！！！

   ２００５年２月于德国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