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隆今天已下了第一场雪。四年前，乐不思蜀的我在寒冷中突发乡思病，于是临时决定海归。当我在香港下飞机时，迎面扑来的暖风让我幻想从此过上温暖的冬天。然而，我只在深圳等地呆了两个月就急忙打道回德国，一点不留念深圳的温暖。而在深圳当了十几年白领的女友后来也甘愿嫁到比德国还冷的英国。她爸爸不满女儿嫁给异族，便一口咬定是受了我的影响，无视我自己是快乐的单身女的事实。
   
   四年后想起深圳是因为我刚从第二位网友处获知深圳盖世太保的恶行。当年我觉得深圳不可爱，主要是个人的观感。比如一天早晨我来了跑步的兴致，可是跑到住地附近的一个公园前却被看门人拦住不放行。他要我买门票，我哪里会想到跑步时带钱，便跟他说，让我今天先跑，明天跑时一并给他，然而他不答应。诸如此类的深圳特色实在让我难以适应。我在西欧各国都曾随兴早起去公园晨跑，从未败兴而归，我甚至有在商店买东西钱不够，先拿货走人，事后再给钱的经历。幸好我还不知深圳的盖世太保其时已逼走了经济学家何清涟，后来又逮捕了刘水等几位独立作家，现在则严密监视着赵达功等各方仁人志士。据网友说，赵达功的邮箱全部都被人监控不说，很多邮件不等他过目就不翼而飞……
   
   我佩服所有身在“党天下”，却不乏独立见解并勇于针砭时弊的同行。赵达功是其中之一，我曾托网友向他表达过敬意，虽然他与我对中医等的看法相左。我一上网就发现不少五十年代生的民运独知都象中共偶像鲁迅一样否认中华传统，究其原因是他们从小就受中共毒化而无缘接触中华文化的结果。他们经历过文革，而我文革才生。也因此我发现他们把中共的罪恶与中华的文化混为一谈加以否认，因为否定文革，而否定中共笔杆子滥用过的语言。并似乎不知正邪不两立的传统智慧。

   
   比如，当我乐见颇懂中医，但不明中共的李土生撰文反驳以打人著称的何祚庥、司马南和方舟子时，赵达功却挺身而出。针对李土生所说“著名的数典忘祖的‘伪科学家’何祚庥、小混混司马南、政治身份可疑的方舟子等一小撮狂妄之徒，处处以‘反伪斗士’、‘打假英雄’自我标榜，自我陶醉，口口声声扬言要‘打倒中医、打倒针灸’，其理由是，中国人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中医药没有科学依据，不符合生物学的理论。”赵达功表示他坚决反对使用“打倒”、“数典忘祖”、“小混混”、“一小撮”、“狂妄之徒”等文革语言……
   
   而我赞同李土生对何、司、方的刻画。难道赵达功不知他们三个是中共用来打人的棍子？既是名符其实的“三恶棍”，为何不能用相应的文字加以描述？
   
   赵达功似乎忘了五四知识分子比如鲁迅如何刻意“打倒孔家店”，也未认识到中共如何系统地破坏中华传统，所以声称“中华传统很多都自己倒下了，并没有人去刻意‘打倒’”。
   
   而李土生则不知中共是破坏中华传统文化包括中医的罪魁祸首，还引用中共党魁的话来证明中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但确实如他所说，“20世纪80年代，中医开始走向世界，先是针灸热，然后是中医热，中药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
   
   赵达功则西化到了用西医来否定中医的地步，因为他认为“磺胺类药物和抗生素发明以来，才把医学变成科学。”而《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作为中医的经典对他来说不是科学！好在西方却有不少医学家把中医当东方科学在研究和教学。在德国，中医越来越吃香，我则可吹嘘中医、太极在德国逐渐家喻户晓有我的一份功劳。2002年，我在深圳接触法轮功学员后，便开始宣扬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与中医、太极一样都属让我大获其益的中华传统。
   
   遗憾的是在中共的领导下，大陆的中医院如赵达功所言不过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了，而大陆同胞则会因象我一样炼法轮功而被迫害致死。我身为作家岂能熟视无睹，当然会猛烈抨击中共！
   
   于是，有人也象赵达功一样联想到“文革”语言，而忽视了我正好是“文革”的对立面。我是在用力把中共颠倒的黑白重新摆正。立场鲜明，观点分明是我的个性，也是我的文风。自从“六四”屠杀让我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后，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作家，并以此为荣。有读者认为不该用私生活来批判马克思、鲁迅，可我向来以为一个人的生活作风最能表现他的人品和水平。我揭露的都是事实，又怎能算“人身攻击”？我笔写我心，我不会也不可能为了顾及他人的看法改变我的文风。既然我认为高秀敏、任长霞等恶贯满盈、遭了恶报，那么，就会把我的认识公诸于众，警戒世人。善恶必报，本是常识，谁不相信，我也无法，因此骂我，那就请便！
   
   不过，我真心想用我的笔告知赵达功等大陆同行：中医非但没有倒下，相反正在复兴，而我的文章则好比苦口的中药！
   
   2005年11月于莱茵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