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再谈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

前几天，我在评论一个朋友论述秘密活动不可能一文时，曾经说，作者对公开活动和秘密活动问题的分析，有一点误解，把事情本身的性质风险问题，与公开秘密两种策略的选择问题，两个不同问题混淆起来。但我认为，作者提出的问题，非常值得大家重视。因为一般人不清楚共产党统治下秘密活动的艰难。由于共产党眼线遍布，检查一切信件、电子邮件和电话，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很难从事秘密活动。普通人组织那些共产党害怕的秘密组织，暴露危险随人数增加呈几何级数增加，例如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平均暴露的可能如果是20%，三十个人不暴露的可能就是（1-20%）的30次方即千分之一左右，（暴露的可能就是99.9％）。到二三十人，几乎没有不被共产党破获的。但一般说来，同样性质的、政府不喜欢的活动，公开活动的风险，比秘密活动大得多。例如，你在家里说共产党是土匪，现在即使当局知道了，也没有多大风险，但在公开场合讲共产党是土匪，那风险就要大很多很多。作者关于秘密活动不可能的理由，对公开活动同样适用。而且，除非秘密活动本身也被定罪，否则，公开活动的风险总比秘密活动大。所以我觉得作者的有关论述，是一种误解。其实，你适合选择公开活动还是秘密活动，只是取决于你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如果你从事风险不大的事情，一般就没有必要选择秘密活动。风险大的秘密活动，在共产党统治下很难做大，你就必须使它保持分散的小规模。但如果全国人都来做分散的小规模的秘密活动，例如在家里和亲友圈子中宣传结束共产党专制，组织二三个人的读书组，等等，那对共产党的冲击就会非常大。但你要做大，就必须减低风险，就是选择合法，温和的活动。你要做得很大，你就要接受党的领导，与共产党保持一致，但这时你对共产党专制的冲击就会很小。所以，采用什么办法，做到什么程度，完全是一种采取好的策略和权衡利弊，争取达到最大效果的选择。我们既反对冒险，把风险很大的秘密活动做大，也反对机会主义，为了做大抛弃原则。不顾一切提倡合法公开正面，当作原则，本身是片面的。共产党搞四个坚持，不允许别人反对共产党，如果不讲条件，不管什么地方，即使在家里及亲友中，或者共产党要完蛋的时候，也要坚持合共产党的这种法，这合适吗？我想，我们只能坚持一个原则，这就是：按照客观情况和需要，尽可能减低风险，尽可能增大效果。

以最小风险达最小损失到最大效果，这就是我们选择策略的基本原则。

二、中国历史上的秘密组织和活动

在满清以前的社会，县衙是最下层政权，官民比例非常小，在几千分之一到几百分之一。（不象现在的中共，达到几十分之一，有的地方甚至到十几分之一。）国家政权对广大城乡地区的控制非常有限。国民党政权向下延伸程度及官民比例略大一点，但其控制力仍然有限。并且由于辛亥革命以後自由民主的制约，保留了经济，言论，结社，新闻，迁徙等等基本自由，给秘密组织留下了巨大的活动空间。这些基本自由，在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上，只有中共几乎完全取消，其他朝代最多只有低程度的限制。因此，历史上，中国社会曾经有过大规模秘密组织，特别是以宗教或者帮会等形式或外衣掩盖存在的大规模秘密组织。而中共由于很早就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可以统一指挥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组织，而国民党专制与中国传统专制差别不大，又由于共产党组织严密，共产党地下组织极度扩大。最后，控制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绝大多数媒体，国民党党政军也遭到共产党全面渗透。结果，国民党统治区的舆论，几乎全是反国民党的，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划，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就已经到达毛泽东周恩来桌子上。东北，原来杜聿明指挥，打得林彪四处逃窜。後来换上卫立煌，一家子都是共产党，他要求率几十万军队起义，毛泽东还不同意，结果卫立煌就设计把几十万军队奉送给共产党消灭。及到中共建政後很久，卫立煌表面上还是战犯。现在共产党还利用西方的自由民主，比渗透国民党更加轻松地渗透西方。

三、在中共极端专制条件下，大规模秘密活动不可能

共产党建政以後，建立了既没有民主，又没有自由，并且对人民实行血腥统治的法西斯专制。中共又非常清楚地下力量地下活动的威力，因此极度加强对社会的控制，严控秘密活动和秘密组织。中共把其控制下伸到每一个生产班组和居民小组，甚至深入到许多家庭。在中共控制最严密的时候，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积极分子，甚至每个“革命群众”，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线民。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稍有规模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都不可能存在。在这个期间，中共破获的秘密“反革命集团”，人数往往只有几个人，很少有五六个人以上的。其中大部分还不是真的“反革命集团”，而是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小组。

到後来，尤其是六四以後，老百姓和中共党员开始反对共产党，为其当义务线民的人数急剧减少。中共就以大大扩大官民比例，大大扩大其地下特情耳目的办法，来加强控制。我当浙大革委会常委的时候，浙大保卫部门不相信当时的革委会主任，特意找我汇报工作。中共对“敌情”的监控和线民的安排，使我大为震惊。但据我所知，与现在中共的安排控制相比，几乎是微不足道。中共目前的规模，是那时的许多倍。我工作的工厂，文革前一千五六百人，据说公安机关只安插了几个专门的线人。而现在，公安，国安，甚至还有总参及其他机构，纷纷安插特情、线民。据说几乎每个单位，甚至十几个人的单位，都有他们的人。大量商店，旅馆，企业，公司，往往都由这些情报机构建立。据说有的地方，如深圳，大量单位由他们控制，有人甚至说占一半。

在中共对社会极度控制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地下组织和地下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公开的但中共不太喜欢的组织，中共渗透的人，往往也占多数。其实，一个国家政权，如果法律允许，并且政府愿意，一般总是能够控制反对派组织。苏联东欧中国不用说，即使在民主的美国，FBI对共产党的渗透有时也达到共产党总人数60％。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组织形象上往往也就小丑化。并且，象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及到垮台前，也是非常有效的控制了伊拉克国内和海外的反对派组织，连在美国和西方的伊拉克反对派侨民，及到萨达姆垮台，才敢上街庆祝。

四、用概率说明大规模秘密活动不可能

因为没有书写数学公式的软件，本部分只好用文字表述。

中共对“反革命案件”的破案率，在一半以上。对“反革命集团”的破获率，则更是异常高，凡是被中共发现的，几乎没有不破获的。我们这里以中共破获能力和一般民众暴露可能的下限计算。假定中共对“反革命案件”的破获能力为50％，每个“反革命案件”的作案次数，一般很少超过4次，以上限平均4次计算，50％的开4次方，84％，每次活动暴露可能大约16％。实际高于此数。一个组织如果达到5个人的规模，每人平均作案活动6次，5×6＝30，（1－16％）的30次方，不暴露可能只有5.5‰，暴露可能99.45％。如果活动次数或者人数再增加一倍，5人乘12次，或者10人乘6次，达到60人次，则不暴露的可能只有10万分之3，暴露的可能为99.997%。

一个秘密组织，即使不从事公开“反革命活动”，由于成员活动及通信，联络，暴露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由于国内老百姓不知道中共大规模检查几乎所有邮件，电子邮件，监听所有电话，过去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大量是由于通讯联系暴露。更何况这些组织还要从事“反革命活动”，它暴露的可能性也就更大。

当然，秘密组织或秘密活动，其成员和每次活动的暴露可能性也各各不同。但不暴露可能性就是所有因数的乘积。例如，五个人的一个组织，一段时间或几次活动的暴露可能分别是10％，20％，30％，20％，30％，则不暴露或秘密性的总可能性为（1－10％）（1－20％）（1－30％）（1－20％）（1－30％）的乘积，大约是28％，暴露的可能性为72％。随着时间的延长，活动次数的增加，成员增加，暴露可能性不断增加。如果其中混入一个线人，告密的可能接近100％，则上述因数中一个因数接近0，总乘积也就接近0。

因此，在中共专制条件下，单个组织的大规模秘密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分散的或特殊情况下秘密活动的可能性和意义

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完全否定中共专制条件下一切秘密活动的意义。如前所述，同样性质的活动，秘密活动的风险，毕竟比公开活动要小得多。如果全国老百姓都开展分散的小规模的秘密活动，尤其象私下传递中共不让发表的消息和文章之类的事情，那中共防不胜防，又没有合法，合理和符合道义的理由，来加以限制，那对中共的冲击，仍然是极其巨大的。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松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活动的结果。尤其下一代普遍的反中共情绪，主要是私下里全国家庭及日常生活不知不觉影响和教育的结果。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在海外存在一个强大组织，通过适当方法，来领导，指导，和指挥国内分散的，小规模的，但是大范围大量存在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那么，这种分散的小规模的活动，在客观上就将是统一而大规模的强大活动。这种情况及到目前还没有产生，但是，我们没有必要以反对一切秘密活动的方式，来反对这种可能。相反，我们可以通过舆论，通过宣传，使全国人民以读书组，研究组，沙龙，诗社，聊天室等等各种中共难以阻止的办法，促进公民社会和反对派势力的组织化。这也是迫使中共实行结社自由，开放党禁，报禁，把反对活动纳入和平、公开、合法轨道的重要压力手段。

至于行之有效的基本是公开的和小部分活动秘密的公民维权行动，我们更应该大力推广。

六、大规模政治组织和政治活动的和平、公开、合法策略

由于组党等政治活动，是大规模的政治活动，在中共统治下，不可能以秘密方式存在。凡以秘密方式存在的所谓“政党”，都不过是密谋小组。这些年，我所知道的这类密谋小组织，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大概有几十人，分布于多个省市，但及到被破获，甚至到现在，对外界没有什么影响。

在中共专制条件下，要使公开的大规模的反对派组织能够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1、中共专制的宽松化，尤其在结社自由方面的宽松化。

2、反对派组织采取和平、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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