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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的哲学思考
(既反对本土垃圾,又反对进口洋垃圾) 阎雨先生文章的标题和不少哲学思考都不错。
我们非常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一点往往被文革以后变得既浅薄又急功近利的中国人,包括大批号称精英的人们所不知或者漠视。
但是,我们的哲学思考必须深刻又切合客观实际,不能既浅薄又完全违背历史和现实。 可惜,从河殇以来,到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到自由主义,到否定人本主义,提倡反动倒退的神本主义,却恰恰是后者。既浅薄,又完全违背和歪曲历史及现实。把共产党,把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罪责加到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和老百姓头上。影响所及,产生了一大批民族虚无主义的卖国愤青,大反爱国主义和理性民族主义,把两者说成主要敌人,大肆诬蔑和攻击自己的民族和祖国,提倡像共产党那样,甚至以超过共产党的赤裸裸的程度,去鼓吹卖国当汉奸。这些卖国愤青与爱国愤青及共产党开打演戏,演得热热闹闹,但其实,他们都不过是一路货色,一丘之貉!这些丑角演员热热闹闹的演出,完全歪曲和掩盖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和当代共产党的专制主义之间的斗争本质,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保护和延长了共产党专制主义的寿命。
近年来否定人本文化,提倡神本文化的逆流,则更是把这种趋势推到极端。他们说,西方文化是宗教神本文化,蓝色文明,所以优秀的不得了,资本主义就是由基督教及其有关伦理产生出来的;而中国文化是世俗文化,黄色文明,所以一钱不值,必须彻底否定。他们完全颠倒了历史和客观事实,既歪曲了西方,又歪曲了中国!中国世俗专制文化、及其黄色文明,比西方宗教神本文化、及其蓝色文明,恰恰在近两千年时间中,处于领先地位。西方恰恰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否定神本文化,提倡人本文化,包括学习中国的世俗文化,才开始脱离宗教专制的黑暗的中世纪,拉近与中国的差距。并且及到学习古希腊民主制和中国世俗文化,创造出当代政教分离的世俗的民主制度,才开始超过中国。
因此,西方的神本文化,恰恰落后于中国世俗文化,尤其落后于当代世界的人本文化。西方的先进,恰恰由于世俗的政教分离的民主制度。中国的落后,不是由于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而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因素;是由于中国的世俗专制制度,不如西方的世俗民主制度。因此,我们绝不能从世俗向宗教神本倒退,更不能倒退到神本主义的政教合一。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从中国传统的世俗专制文化,进一步向世俗民主文化转变,向民主的人本文化,尤其是向新人本主义的民主文化转变,我们才能得到当代先进文化的精华,而不是像爱国卖国两派愤青一样,死抱住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各种变相余毒等西方洋垃圾不放。
现代和当代中国一百多年的落后,主要的原因,恰恰不是由于传统文化,而恰恰是由于误用西方文化的垃圾,主要是误用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洋垃圾。如果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到五四运动那不到八年时间,反复辟斗争的文化表现,主要是民主精神与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的斗争,包括反袁世凯,张勋,以及军阀的专制复辟,那么,五四运动否定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甚至传统文化本身,包括许多不应该否定的东西,到五四以后,尤其是到孙中山学习苏联,把国民党改造成列宁式的政党,搬来苏联的制度以后,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主要表现为自由民主等世俗人本精神,与西方社会主义、共产党主义、马列主义大倒退逆流的斗争。
而到中共建政,则完全采取了用马列洋垃圾彻底毁灭传统文化的政策。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彻底毁灭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劫难,这个时候,还要像河殇这样,把一切罪责归到传统文化头上,杜撰蓝色文明黄色文明的无稽之谈,则完全是闭着眼睛讲瞎话,为共产党及其马列洋垃圾开脱罪责。
无论如何,我们既要反对本土专制垃圾,又要反对马列主义及其他进口洋垃圾,在目前,首要的就是要驱逐马列,反对共产卖国党的洋垃圾。
我们真正应该推崇的西方东西,首先就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精神,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先贤,如弗兰克林,华盛顿,杰佛逊,林肯等等,以及美国当代的民主精神。
我们再三指出,中国的问题不在老百姓,不在传统文化,而在领导,在统治者。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从满清末年起,中国实现民主的民间条件,就已经开始远远超过美国实现民主时的条件。美国革命,独立建国,实现民主时,老百姓大多没有民主要求,比较激进的,也只是要求换个美国人自己的国王,就连上层精英,如哈密尔顿,也是希望华盛顿当护国主,当国王。军队也开会,要搞政变,强迫华盛顿专政。但华盛顿在会上对军人发表了感人的演说,使军人取消了政变念头。从而才建立起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而中国,从戊戌变法起,就面临民间强大的民主要求。辛亥革命则完全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于经济上,交通通讯上,满清末年也早已远远超过革命时的美国。当时的美国,没有现代工业,没有产业工人,全国几乎都是农民。没有轮船火车汽车电话电报,远比满清末年的中国落后。但美国建立了民主制度,中国却建立不起来。原因在于领导人、领导集团不同。因此,中国没有建立民主的责任,在康、梁、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在保皇党,国民党,共产党。其中,孙中山及康梁,尤其是孙中山,应该说还是比较正面的人物。但是,中国不能实现民主,这些人都有推卸不了的责任。其中,袁世凯和毛泽东这两个大坏蛋,该负最重要的责任。特别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倒退大潮中最大的恶魔,也是人类历史上超过希特勒斯大林的最大恶魔。当代中国的伪改良主义和伪自由主义,不敢坚决反对中共,把中国不能实现民主的责任,推给中国老百姓,推给传统文化,推给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闭着眼睛抹煞和歪曲历史的完全没有道理的说法。
—— 2005-8-24日
f附:
改变心智 ——从自救到他救的呐喊 阎雨 我们没有堕落,但却麻木而迟钝;我们没有死亡,但没了生气和激情;我们有思辨,但不愿分善恶中奸;我们充满了聪慧,却在无聊中铅华洗尽!我们没有死亡,却已停止了思想;我们还活着,却没有声音和力量!
一切都那么自然、无奈而又名正言顺,理由很简单:江湖险恶。
似乎很世故、很沧桑、很感伤、很成熟。
其实,这是一种自私和自欺欺人,我们以为大隐于市就可以笑傲江湖?我们以为明哲保身就可以安处乱世?我们以为我们隔岸观火就可以独步武林?
这比可笑还可笑!
在这个世界有一种智慧叫幼稚,有一种希望叫关注,有一种力量叫参与,有一种活力叫激情,有一种大爱叫怜悯,有一种崇高叫牺牲!
因为我们是人,所以有了人生的目的性。我们感到疲惫是因为我们的心死了!
人生的目的性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小时候随母亲去教堂时,一个从市里来的布道者让教徒的自省的问题,这个问题想问的是什么我当时没搞明白,但我记住这个问题。
后来就不断思考,直到我到了初三才明白。这个问题是在问:人生是否可管理?人生是否可策划?人生是否可实现?
人生可管理、人生可策划、人生可实现。这是我初三中时认识,这种认识是当时初生牛犊对人生的狂妄自信,但注定我的价值取向,在以后的岁月,我做的一切都是用生命去求证人生可实现这一童稚的认识。
但人生也是冷血的,求证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受伤的过程。这期间我从一个失败到另一个失败,但每一次失败就伴随着一个新的提升和新的现实。失败的过程也是不断实现的过程。
价值的实现平台
任何有价值的实现都要有载体,要如同展台,没有展台你的人生只能埋没在昏暗角落,永远不会让人看到它的美;也如同舞台,没有舞台,你无法进行人生演绎。
谁给你了舞台,谁就给了你实现的机会,谁就给了你恩德。而所有的舞台我们都可以搭建,而且有能力!
这个世界很美,如果以感恩的心去看待事物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抱怨,我们之所以有的很烦恼,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太苛刻。
舞台须要搭建,并不是到处都是舞台。很多人满腹的才华,但终身郁郁不得志,从西汉的“不问苍生问鬼神”的贾谊到清末的“举家食粥酒常赊”曹雪芹,再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的王国维。
我们诉求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喷张、心灵释放而又不流血、不杀戮;我们诉求有着盛唐声色艳丽,霓羽裳飞,而不必顾虑,反政府武装安禄山的反攻倒算;我们诉求民国之初的清新之气、民主之声,但又不必担军阀间横征暴敛。
这个世界不是完美的,但这个时代是精彩的,这个时代不乏时机,缺乏的是发现。
读懂人生只要有观察力就可以,参透人生则需要有思考能力,而把握人生则需驾驭哲学的能力。
我们的危机来自于信仰,不是水危机、环境危机、经济危机。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历史。儒家所提供是一种伦理,它自始至终没有解决人的心灵问题。所以中国都是皇权高于神权。而西方是心灵是独立,它的神权是不受世俗控制,人的信仰在权力上得到保障。所以中国的信仰问题自始至终未解决,中国文化也是崇尚的胜者文化,“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以人们为了胜者为王就不断挑战人性,谁的手段越毒,谁就越易成功,所以中国的朝代更跌就特别快。
但总的来说儒家还是提供了一套伦理,人的行为还有一个道德的约束。但“文革”把中国人最后的一块遮羞也掉掉,把人的兽性赤裸裸地暴露于阳光下。
人没有信仰,没了道德,又没有人性这就是社会的现实。但任何事物都有大乱到大治,中国有信仰的时代必将来临。
有效途径
我们有幸去接触一种哲学。但并不是说哲学都是神明的。马克思曾说过“所有哲学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这个世界,而问题的关键是改造这个世界。”
这句话极为精彩,它告诉我们在世界上有一类哲学既有信仰的层面也有操作的层面。
马克思提出改造这个世界就是实用主义,他比杜威的实用主义更露骨。这一理论被人利用,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潮流。
改变心智,新的人生哲学
我们可能是渺小的,如同草木,但历史赋予了我们改写人生的楔机,历史要把我们的名字刻在时光的碑冢上,让其永恒。我们当紧扼历史之喉,用心智写尽生命的骄傲。
我们将是英雄,我们将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我们俯首诚谢上苍赋予我们的躯体和心智,我们以感恩的心去迎接、去拥抱、去亲吻这一充满荣光的使命。她成就了我们,她造就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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