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先生是中国顶级的优秀学者之一，做学问非常认真，非常勤勉，又非常勤于思考。他的著作，常常提出一些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东西。他是我每次见到，都能给我以很好启迪的少数学者之一。所以我非常喜欢找严家祺先生长谈。不久前几次都是一谈一个下午。每次都觉得很有收获。这段时间来，我都是遵照他给我的建议做学问和安排工作。可惜住的远一点，不能常常请教。

   严先生的这篇文章《大动乱使中国通向何方？》（见《争鸣》2005年9月号）也一样，提出一些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东西。建议大家认真一读。

   不过这里主要谈一点与严先生不同的意见。此外还批评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和告别革命的伪改良主义的错误。

   由于中国特有的、在国际上几乎没有市场的、告别革命的伪改良主义，对中国民主事业危害至深、至巨，影响所及，连严先生这样优秀的，并且是一直不赞成告别革命理论的学者，也遭波及。文中沿用告别革命伪改良主义捏造的结论，说暴力或者暴力革命不可能产生民主，就是例子。

   其实告别革命者的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符历史事实的。多的例子不说，仅仅就当代世界上现存的最老民主，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就足以完全推翻这个结论。（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民主，也是在一系列暴力的或和平的革命中逐步建立起来的。不过对古希腊和当代其他许多国家的例子，这里不说它。）而没有英国和美国的民主，就没有当代民主。

   英国的议会民主制度，是由两次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第一次，就是1640年代的清教革命，第二次，就是1680年代不流血的暴力革命——光荣革命。在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以后，又在议会民主制度下由许多次局部改革和进步而完善起来。

   美国的民主制度，则是由一次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由一次暴力改良巩固发展起来。这次暴力革命，美国人一般称为美国革命，中国人一般称为独立战争。这次暴力改良，就是南北战争。美国人称为Civil War。然后又有民权运动等一系列进步。

   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暴力，不知道当代最主要的暴力工具是军队和警察，不知道暴力仅仅是一种手段，专制可以使用，革命也可以用，改良也可以用，平时维护社会秩序及依法行政必要时也可以用，非法暴乱也可以用。人们往往只把暴力与革命或非法暴乱联结起来。甚至根本不知道有暴力改良，不知道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和依法行政时也往往需要使用必要的警察暴力。不知道南北战争、明治维新等等是暴力改良，不知道在中国，也有戊戌变法以后的唐才常起义，是企图进行暴力改良的例子。也不知道革命其实有很多是和平的革命，例如当代苏联和东欧，以及印尼和菲律宾的革命，绝大多数是和平的或主要是和平的革命。

   从根本理论上说，根据新人本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以人为本，决定人类社会的，是人，不是生产力，不是经济，不是暴力。生产力、经济、暴力等等，都是人创造出来的，由人来使用，由人所决定的东西，它们都只是人类为一定目的所使用的手段。生产力，经济，暴力等等的性质，取决于掌握它们的人。生产力和经济决定论，暴力决定论，暴力只能产生暴政等等说法，都是完全错误的，都是把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当作人类社会的本质，都是马列主义经济唯物主义，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余毒。都颠倒了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使用生产力、经济、暴力等等人创造出来的手段，产生的目的和结果，也同样取决于创造、使用和掌握它们的人和人类社会。认为它们可以离开人而决定和创造历史，决定人和人类社会。这只是马列主义根据某些异化现象幻想出来的错觉和梦呓。中国自由主义和伪改良主义的大量相关观点，都只是站在马列余毒的基础上，采用哗众取宠的简单化浮躁思维，修改结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而已。

   我们当然不认为在当代条件下应该重复历史上的暴力革命或者暴力改良，但是，我们不能抹煞历史事实。

   特别是，处于大变革时期的当代中国，必须采用理性激进主义策略，即理性改良和理性革命相结合的策略，根据情况不同，尤其是根据统治者是否愿意改良态度的不同，分别采取适合实际需要的理性改良，或者理性革命的策略。

   处于大变革时期的中国，不可能采用伪改良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缓进主义道路，否则，最后结果一定是天下大乱。而且，否定历史有激进道路，跳跃发展，否定例如苏联东欧那样的庆典式革命（一次革命天鹅绒革命，和二次革命颜色革命），激进改良（如匈牙利），认为中国只能走一步一步缓进的路，那也是完全行不通的。试想，如果一步一步走，从落后于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共产专制主义，缓进到法西斯主义，到纳粹主义，再缓进到佛朗哥的准法西斯主义，再到蒋介石式的专制主义，再到印尼苏哈托式的专制主义，到菲律宾马科斯式的专制主义，再到李光耀新加坡威权式的专制主义，再到蒋经国式的威权主义，再到南美式的民主，再到俄罗斯式的民主，再到波兰捷克式的民主，……等等等等，也许还可以有更多更多的缓进阶梯，有时并且很难分辨究竟哪一步更加进步，不能跳跃，只能一步一步缓进，可能吗？符合历史规律吗？历史总是有缓进，有激进。一味缓进，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不符合客观规律。

   面对顽固拒绝改良的中共，保留必要的革命手段，以便施加压力，是完全必须的。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解除革命压力，甚至解除要求激进改良的压力，只能成为专制主义拒绝改革的帮凶。

   所以我们总结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伪改良主义五大特点时说，他们必然遭到广大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的反对，必然为中国老百姓所唾弃。[注]

   目前中共领导人又讲政治改革了，人们很难判定他们是否有真意。不过，我们仍然有办法判断中共是否真愿意搞政治改革，这主要不在搞基层真的或假的选举，而在开放自由。首先是言论、新闻、出版自由，其次是结社自由。开放自由不需要花多大力气，你不管它、或者登个记就够了。当然花力气的基层选举也要搞。但你连不花力气的实质性放松不管也不愿搞，你会有改革诚意吗？而且，目前的情况，是中共领导人人都知道专制不好，民主好。但限于体制及官僚太子党既得利益，人人都无能为力，至多只能讲讲，叶公好龙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不能放弃包括革命在内的激进策略和施加压力的必要手段，更必须清除伪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

   [注：目前中国自由主义（及伪改良主义）的这五大特点是：

   1、特别坚决地反对激进主义和任何激进行动，尤其反对包括庆典式和平革命，如天鹅绒革命和颜色革命在内的一切革命行动，也反对为了真正改良必须的一切激进行为，包括暴力改良和非暴力改良的各种激进改良行为，帮助中共解除社会对中共的压力，成为中共维护稳定统治的帮凶；

   2、鼓吹中国自由派和伪改良派独特的“中产阶级”理论，（实质是官僚太子党理论），鼓吹“无条件私有化、商业化（所谓产业化），不顾一切私有化、商业化”，成为官僚太子党以进行大抢劫大掠夺的吹鼓手；

   3、反对理性爱国主义和理性民族主义，鼓吹卖国当汉奸。鼓吹民族虚无主义，把共产党和马列专制主义的罪责，强加到老百姓，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头上，为共产党开脱罪责；

   4、坚持共产党及马列的经济决定论，阶级学说，国家学说，民族学说等马列理论余毒。

   5、提倡精英主义，反对平民主义和平等思想，尤其蔑视中国民主力量的最大主体——农民。]

   严家祺：大动乱使中国通向何方？

    近一年来，中国的示威、抗议、骚乱急剧增多，重庆万州、四川汉源、广东揭阳、云南砚山、安徽池州、浙江新昌、湖北大冶、江西南昌……许多地方都发生了万人抗议、示威，甚至骚乱。北京把这些事件统称为「群体性抗争事件」。从趋势来看，遍布全国各地的一次又一次抗争、骚乱，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迟早会酿成一场大动乱。

    快速现代化引发动乱

    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快速现代化往往会引发动乱。十九世纪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经济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然而，不断持续的繁荣并未使人民心满意足，反而到处鼓起一种不安的情绪，而人民不满情绪最沸腾的地方，正是国内经济状况改善最大的地区。」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政治不稳定的程度与人们政治参与要求的提高成正比，而与政治制度化程度成反比。在现代化过程中，两极分化和政治腐败会使人们普遍产生社会挫折感，从而促使人们力图通过政治参与向政治体系施加巨大压力。如果政治制度化程度低，就易于引发动乱。

    政治制度化的重要问题之一，是社会中有不同利益的人们的要求，要有一个制度化的渠道得到明确、有效的表达。新闻自由是一种制度化的渠道，使各种意见、各种社会要求可以得到表达；选举、代表制度、议会、听证会也是制度化的渠道；合法的和平示威、抗议也是制度化渠道。然而，最重要、最有效的制度化渠道就是政党制度。世界各国经验表明，现代化中的政治稳定，有赖于政党力量。政党是组织民众政治参与的工具，是不同社会利益和社会要求的汇集器，是不同社会势力与政府之间的桥梁，正是政党政治，才是暴民政治和专制政治两者的替代物。所以，只有通过政党政治，使政治制度化不断提高，才能在一个快速现代化的国家中消除大规模的动乱和暴乱，才能避免革命和内战。西班牙、巴西、俄罗斯、匈牙利、波兰以及台湾，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型，靠的就是政治制度化。

    和平示威不等于动乱

    中国「群体性抗争事件」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遍的贪污腐败和没有法治。拿两极分化情况来说，中国最富裕的百分之十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五，而最贫穷的百分之十的人口所占的财富仅为百分之一点四，银行中百分之六十的存款掌握在百分之十的存户手中。要减少「群体性抗争事件」，必须把「议会」外的抗争，通过政党的汇聚，转变为议会内的抗争。

    把抗争与骚乱的原因归结为某种意见的传播，这是本末倒置。在不同政党能够汇聚民众的不同利益和要求前，减少动乱的办法，是疏通而不是堵塞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有效的、良性的沟通，有必要了解和学习法治良好的国家是如何对待和平示威与和平抗议的。今年七月，八国集团（G8）峰会在苏格兰爱丁堡市郊的鹰谷酒店举行，抗议示威者来自世界各地，英国警方早已作出安排。英国不是禁止示威、不是禁止示威者表达意见，而是作出妥善安排，为示威者表达意见，并作好防止一切可能骚乱的准备。香港警察不大有处理大规模冲突的经验，因为今年十二月中旬世贸部长级会议将在香港举行，估计有二万名示威者到香港抗议，为此香港警方早就派出警察到爱丁堡实地观察，学习用法治的方式对付示威者。中国大陆内地尤其可以学一学香港是如何把合法的和平抗议、示威与动乱区别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