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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运早期文稿:《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

关于理论问题的问答

徐水良

   题记: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已的灵魂。

   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

   甲问:我们两人都不是"理论队伍"中的人,但我个人很想搞清理论问题。我有许多问题搞不清楚,这些问题中,许多又是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我想向您请教,请您解答,可以吗?

   乙答:我学得不好,我们共同讨论吧。

   甲问:目前有许多人,例如我们工厂的许多工人,都说:"学理论没有用,理论行不通。"或者说:"大道理不解决问题。"因此,许多人对学理论抱着怀疑的、消极的态度。我也碰到过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有的也这么说,这话对吗?

   乙答:消极怀疑的态度,是普遍的现象吗?

   甲:是的。

   乙:与其它地方的情况差不多。这种思想的产生,是某种现实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去的某些理论有错误,行不通,这是事实。然而,决不能由此得出怀疑、否定一切理论的谬论,说学理论没有用,理论行不通。某种理论行不通,仅仅说明它有错误,我们的任务,就要分析它的错误,找出正确的、"行不通"的理论。许多工人和其它群众这样说,也同时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理论界的理论(也即"大道理"),讲的一会事,基层组织做的又是一会事。上述两种情况,都只是说明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而不是说明符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没有用、行不通。

   人们对过去的某些理论已发生怀疑("行不通"),受到他们信任的行得通的理论又没有看到,理论上的怀疑和消极态度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甲:唔,你的讲话太大胆了,不怕打成反革命吗?我劝你以后无论如何小心一点,不过今天只我们两人之间,你就坦率地谈一谈吧,我保证保密。你说我们过去的理论有错误,错在哪里呢?

   乙:谢谢你的好心的劝告,这种劝告,已经有无数人对我说过了。但是,虚伪不是无产阶级的本色,真理是不能用斧头砍去的,迫使的人民群众虚伪的某些社会现实,最后终会被愤怒的人民群众扫除。

   甲:大道理上是这样,不过是小心为好,要注意策略。

   乙:对,要注意策略。

   至于我们过去理论上的错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存在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主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上。

   甲:请你说具体一点,举几个例子说吧。

   乙:辟如唯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错误,把防止复辟的问题归结为走资派问题,从而归结为“领导班子”问题的错误,把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说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错误,以及目前的唯法权论的错误等等,所有这些错误,以及其它未说到的错误,形成一个系统的唯心主义的体系。我们理论界的理论,往往建立在有关唯心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在唯心主义的框框中转圈子。

   甲:啊!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说,希望你说仔细一点。

   乙: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我们理论界的错误,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反复认识,逐步走向正确、完善的认识过程中的错误过程。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以前,我们就已经开展了一些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开始,我们与苏修产生了全面的分歧。正是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发现了苏联党的变修、国家变色。这也就教训我们:必须采取效的措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正是在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原因、采取相当措施的过程中,我们的理论界除了找到许多正确的东西外,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

   顺便说一下,我们这里的叙述,采用习惯的用语和叙述方法,而不是采用严格的科学的用语及叙述方法,当我们走完过去理论界的认识过程,找到正确的理论,再回头来阐述分析时,再采用系统科学的叙述方法,这一点,请您注意。

   甲:你的意思是说,这里的叙述是粗糙的,可能包含许多习惯上的错误,是吗?

   乙:是的。

   当时发现,苏联变修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这里是按照当时的习惯说法,事实上变修的一切早在斯大林时代就准备好了,所缺的只是最高领导权的转变,并在转变以后对现实社会发生反作用,把变修的过程进行到底。——并且发现赫鲁晓夫在变修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我们理论界的许多人认为,苏联变修是因为赫鲁夫上台,因此,防止变修的问题,就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这种理论,在文化革命中经过林彪一类的宣传,几乎深入到全国每一个群众的心中,我本人,就曾经是这种理论的信徒。然而这种理论,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天才论,并且,必须以赤裸裸的天才论来作为它的哲学基础。因此,我也曾经在这种天才论中挣扎,在这种唯心的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神秘主义中,徒劳无益地挣扎而无法摆脱。

   然而,物极必反,林彪的自我爆炸,却迅速把广大群众从这种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当惊呆的群众清醒过来的时候,林彪一伙挂在他们面前、并一度使他们深信不疑的唯天才、唯接班人论的美丽幻景,也就迅速地被炸成迷雾而逐渐消散了。虽然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绳索或多或少地还束缚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妄图继承林彪衣钵的新官僚恢复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一切企图都只是徒劳无益,并进一步造成广大群众的反感。批林批孔运动中,这批以接班人自居的新官僚在浙江等地方大肆宣扬并实践这种唯接班人理论,大搞这批以接班人自居的新官僚们的法西斯专政,而在我们的报刊上,他们借古讽今等办法,例如把秦皇朝的覆灭说成是赵高复辟、是接班人问题等等胡说八道,来大造为他们篡权复辟服务的唯接班人的谬论。然而,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的,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蔑视和反对。浙江人民群众的胜利和新官僚们的惨败,就是唯物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惨败。浙江人民对浙江新官僚及其后台的刻骨仇恨和反抗,就是全国人民今后对新官僚们必然会采取的态度和形式。

   甲:你们南京造反派的情况怎样?

   乙:“造反派”不是一个阶级,更不是铁板一块,有无产阶级的真革命派,有新官僚们的假革命派,甚至还有打着“造反”旗号反对现政权的地痞流氓的“造反派”。南京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没有两大派对立的问题,比较一致,工人阶级的阶级本能比较突出,因此对新官僚及他们的唯接班人理论的认识也比较肤浅,感情上也不那么恨。

   现在我们继续往下说。

   社会问题当然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同时,由于社教运动和文化革命初期揭示了许多“党内走资派”问题,在唯接班人论产生以后不久,也就产生了把变修原因归结为“走资派”问题归结为领导班子和领导者问题的理论,这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许多报刊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不过是前一种理论即天才论、唯接班人论的进一步扩大和贯彻,同样是唯心主义的。我们的理论界对毛主席的有关指示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解和解释,他们不知道“走资派”是从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是现实社会中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的产物,虽然反过来“走资派”,更正确地说,修正主义特权贵族、特权阶层、特权分子也在一定的条件下,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到复辟的过程中去。但是,如果我们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把现实的社会关系即目前还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造成走资派这个决定的过程抹去,那么,就只剩下了走资派对现实社会的反作用的过程,不是走资派由现实社会关系产生,而是现实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由走资派产生,即资本主义复辟是由走资派造成的,这就是我们报刊上的唯心主义理论。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种理论在实践中失败,从而导致广大群众的怀疑或否定,也是必然的。“走资派”一旦离开它的现实基础,就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就谁也搞不清它是个什么玩艺儿。如果我们保存产生走资派、即修正主义特权贵族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特权关系,那么,打倒的是老的走资派、旧贵族,产生的则是新的走资派、新贵族。正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保存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情况下,打倒旧的资本家,换上一批新的人代替,那么,社会决不会因此而前进一步,只不过是以新的资本家代替了旧的资本家。我们的新官僚们极力坚持这种理论,又根据这种理论大谈领导班子问题。其目的,也正是为了在保存目前存在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关系、特权关系的条件下,大搞权力再分配,事实上是用新的特权官僚来代替多少还保留着革命传统的老干部,向老一辈革命家夺权,这样做,是越换越坏,换得快也就修得快,如像目前许多事变得所证明的那样。历史是无情的,它必将使这种理论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破产,彻底破产。

   伴随这场理论的,是林彪的“领导班子就是政权”,“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等资产阶级政权观。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为反对林彪的这些谬论,毛主席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然而,我们的理论界,按照他们只知摘录伟大导师的语录,而不知理解其精神实质的习惯,完全错误地歪曲了毛主席这个指示,大肆贩卖“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之类的唯心主义谬论。事实上,我们目前的许多理论,正是建筑在这种唯心主义的谬误的基础之上的,而许多实践,也是在这种唯心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

   甲:“路线是根本,领导是关键”,我从来没有想过这句话是不是正确,我只是把它当作自然而然的观点加以引用。它的错误在哪里呢?

   乙: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什么自然而然的理论和自然而然的观点,一切理论,一切观点,都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在理论上进行科学的分析。

   任何具体的真理都是相对的真理,就是说,具有一定条件的真理,越过了一定条件,真理就可能变成谬误。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上决定一切的。”这仅仅是说,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情形之下,在革命的方向肯定之后,人们(阶级、派别、政党等等)的革命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其所采取的思想和政治路线。因为像我们下面要说到的那样,路线本身是由客观实际情况、由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而且,所谓决定一切的,也仅仅是说,它起着总体上的决定作用,因为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不仅需要总体上的正确,路线上的正确,而且需要具体的、局部的和部分的正确,即需要政策,策略的正确,并进而在具体做法上的正确。正像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不仅需要战略上的正确,而且需要战术上的正确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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