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一下国内民运的情况。国内民运已经走出低谷，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参与公开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都找民运朋友，包括我本人，要求参加民运活动，加入民运组织。我出来以前有朋友跑来，说老早听说我的情况，因为没有门路没有来找我，这次我到你这里来，希望加入民运活动，或者参加民运组织。我讲，你到我这里来，我是公开的人物，我家都有窃听，你到这里来，你就变成公开的人，就只能参与公开活动。这样主动找民运的，过去很少，这是最近的事，很多人愿意参加秘密活动。

   这种情况同整个中国社会的情况的变化有关。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四年以後，工人、农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逐步超过知识分子。到现在对政府最不满的是农民。现在国外媒体及民运朋友一般注重城市问题。我们老民运朋友同工人接触比较多，因此对工人的问题反映比较多，对下岗工人，国际媒体也比较关注，但实际上问题最严重，情绪最大的是中国的农民。这几年来，农村民变蜂起。

   城里的下岗工人采取的办法，一是向市政府请愿，二是上街堵马路，堵塞交通。工人一般采取这两种办法。政府行动也比较迅速，堵塞交通的派出特警迅速解决，但对工人他们态度比较谨慎，一般采取谨慎的怀柔政策。对农民却不同，政府动不动就使用暴力，这几年农村的骚乱突发事件，规模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城市，只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实际上城里工人的问题，外界也很少知道。例如南京发生的事，我往往好些天後才知道，或者一直不知道。但城市工人问题，国际国内知道多一点。农民的事，外界知道的就很少。例如，我老家浙江，富阳市发行彩票不公，数万人骚乱，推翻数十辆汽车，游行示威闹了三天，警察镇压不下去，特警也镇压不下去，後来出动部队，乘夜深人少，朝天开枪驱赶人群，抓捕近四百人才镇压下去。但这样的事，杭州市就很少有人知道。富阳离杭州才三十五公里，最近的地方离杭州不到二十公里。紧靠杭州的，还有余杭，萧山等地，都发展过几千至上万人的骚乱，把乡长、镇长的家砸了，这些贪官污吏的家产很多，其中有一个浴缸就值八万元钱，农民把浴缸也砸了。江苏无锡的好几个乡镇也发展过多次骚乱。我听几个人谈过宜兴市的骚乱情况。据他们介绍，宜兴市去年四万人骚乱，原因是乡、镇政府集资，集资款被贪官污吏挥霍，还不出来，农民就要钱，把乡镇政府砸了，当局出动警察抓了二十多个农民，农民反过来抓了二十多个警察作为人质，你放一个，我放一个。後来中央要省财政拨款还钱。这种骚乱，东北、西北、邓小平家乡都发生过。去年，火车上，东北两个农民告诉我，农民恨死共产党了，警察下乡配合收取苛捐杂税，农民骚乱，与警察发生冲突，当局出动武装力量镇压，打死两个农民，我碰到邓小平家乡农民，我说，你们邓小平家乡农民对邓小平印象好吧？他们说，好个庇，说为邓家的事还暴动。为什么呢？修邓小平故居，要修马路拆房子，农民已经很不满，修邓家的祖坟，要把坟山上农民的祖坟平掉，迁走，农民怕挖祖坟，这一下就骚乱了，出动部队才镇压下去。这一类事相当多，农村干部也很粗暴。农民的民主要求也很强烈。现在村级选举把共产党候选人选下来，换上自己推出的人，这种情况也很多。包括共产党官方的报纸，也承认农民完全有实行民主的能力。

   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道路已走了一百多年，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孙中山先生说的唤起民众。这个任务，过去一直没有完成。现在由共产党的腐败以及他们的机枪坦克、血腥的屠杀唤醒了民众。农民从他们切身感受中体会到了，政府的腐败，腐败的原因在哪里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是由於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我们民运人士应该认识到，民主运动的事业虽然很大，包括了整个民族，但我们民运人士却很少，作用是有限的，是共产党以他们的残暴行为和腐败行为在唤起民众。不要认为这是民运人士的功劳，老百姓是从他们自己的惨痛教训中提高认识的。

    整个中国民运情况相当乐观，一是大家思想上成熟起来了；二是国内公开的民运人士逐步集结，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成为统一的不是组织却象组织的状况，我称为“准组织”状态，一旦中共签署了两个公约，准备马上变成组织。民运人士对民主运动的目的，都已经清楚，这就是宪政民主，多党民主，这个总的目的，没有什么分岐。而且这已深入到广大人民心中去了。工人几乎全体认识到了这一点，农民凡识字的，也都希望实行多党民主制，现在大多数农民都已识字，他们的民主要求也很强烈，不下於工人。甚至政府的干部也普遍主张实行多党民主制。共产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前些年是骂共产党骂得最凶的的人，都骂共产党比国民党坏，比国民党腐败。离退休老干部普遍反对共产党，这似乎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他们不是一般的骂，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反对，而是认为共产党是坏的。有的老干部说我在党内几十年了，共产党一贯骗人。在我出来以前，群众的情绪与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很多共产党党员，路口碰到我，就要聊一聊，他们普遍说，现在已经没有几个共产党员不反对共产党了。共产党的一切社会基础，包括自己的学生基础都已经失去了，企图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只是少数寡头，所以，目前的中国一场大规模变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它什么时候发生，完全取决於偶然因素。

   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甚至包括李鹏这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多党民主制是要搞的。他不搞多党民主制，搞一党专制确实是搞不下去了。只是他们还想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很不愿意实行多党民主制。共产党的很多干部，认为现在实行民主制，他们脑袋就没有了。这是共产党官僚比较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实行民主制太晚。这是一种“过熟”现象。有的人认为实行民主条件不成熟，我觉得是不对的。

   因此，整个社会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在这场大变动中，如果共产党主动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并且满足老百姓的速度要求，你不能遥遥无期的呀，那么中国社会还有可能走和平的、渐变的、平稳转轨的道路。这正是我们国内民运人士，我想也包括海外民运人士正在竭尽全力努力争取着的。但是，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小，大规模突发事件产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想下一次突发事件，不会再是六四。上一次六四，是中国老百姓和民主运动没有准备，共产党说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立刻就打出标语，拥护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共产党领导。这是很幼稚的。而现在，已经没有人（可能除个别民运人士外）还希望共产党继续执政，都认为共产党应该下台，这几年农民普遍骂共产党是土匪强盗，工人普遍骂共产党黑透了，是黑社会，或是有组织的犯罪团伙，评价一个坏人时，常说这个人比共产党还坏，都已经不把共产党看成是一个正常的政党。主张共产党继续执政，或主张中共领导与中共合作的已经很少。共产党可以说在中共历史上空前专制、空前腐败，它必须对几十年来的事负责。

   这半年来，老百姓的反政府情绪上升很快。在这个形势下，国内民运走出低谷，海外民运也有不少人改变了过去软弱消极的态度，许多事，例如要求与共产党合作、对话，共产党根本不理你，老百姓工人认为你软弱无力，没有骨头，没有骨气，没有独立人格，不现实，不可能。因此没有人听你的。这也是一部分民运人士丧失影响的原因之一。

   六四以後，中国民运的重心转到了海外，我们在国内看来，海外民运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认识到重点已转到海外，没有承担起重心的责任，特别是领导的责任。都说指望於国内民运，我们当然指望於国内民运。但前些年，很多事情国内是无法做的，这表面上是尊重国内民运，实际上把海外承担的责任推给国内。现在民运的重心正在逐步由海外移向国内，我想重新转到国内的时间已经不会太长了。我们海内外民运很重要的事情是要准备应付突发事件，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我们不能象八九民运那样再让它失败了。有了一个六四，共产党再重新制造一个六四那样的镇压已经不大可能了。

   我的话讲到这里，对海外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讲错了，以後有什么事做错了，希望朋友们及时提醒。

   （原载1998《北京之春》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