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网，从《北京之春》上发现我1997年底1998年初到美国前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化了很多篇幅谈农民问题（见附件）。文章较多地介绍了江浙地区农民的维权抗暴斗争，与近一阶段广东从太石村到汕尾的农民维权斗争，性质相近，但采用方法却很为不同，最后产生的结果也很不同。我在《汕尾血案：重提以暴抗暴、以暴制暴的原则》一文中说：

   “一般说来，流氓及其流氓暴力，往往是欺软怕硬的。在某种程度上说，在广东太石村，在汕尾，村民、和帮助村民的知识分子们的过份温和，恰恰使得中共及其贪官污吏肆无忌惮，有持无恐。如果这些地方的民众，例如太石村，像浙江许多地方的农民和上面提及的许多地方的农民那样，决心拼命，成千上万，几万、十几万人一齐抗拒警察暴力，甚至烧警车，围贪官住宅，把贪官的家砸个稀巴烂，使贪官在当地站不住脚，就使中共及其贪官不得不有所顾虑。所以在浙江等地，中共及其贪官，往往就不敢像在广东那样肆无忌惮。试想，如果太石村农民把账目复印了，使支书、村长、乡长、县长，面临浙江那样，农民随时可能把他家砸个稀烂，使他在农民仇恨中难以在当地生活下去的危险，而不是贪官施加压力农民投降屈服，那太石村的贪官还敢那样猖狂吗？”

   我和江浙的一些朋友，包括有的持温和观点的朋友，谈到上面意见，大家都有同感。有的朋友对太石村在得到中央报刊及全国各界广泛支持，甚至连被人称为国务院写作组的冼岩，也来谴责当地贪官，支持村民的情况下，却轻易遭到失败，以及后来，村民也轻易撤回改选要求，感到颇为不解。

   从太石村到汕尾，实际上，意味着中共当局在全世界面前对中国农民的公开开战、正式开战。尽管在国际压力下，中共被迫释放了部分被捕人员。但这个战争已经开始，正在继续，没有结束。对中共任何幼稚的幻想都是站不住脚的。这些事件也意味着甘地主义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完全无效，同时也意味着在中共统治下，温和渐进的社会成本必然比革命小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在当代中国，温和渐进的社会成本的全国总和，远远超过全国革命的无数倍。仅仅一个汕尾，它所付出的鲜血，汕尾当地、以及全中国和全世界为之付出的社会成本，已经超过苏联东欧几个国家的天鹅绒革命的成本。多少年来，中国人为中共和平统治“温和渐进”付出的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早已超过历史上许多次大革命的代价的总和。

   并且当代中国中共专制下的温和渐进，不仅代价极大，而且温和渐进本身，只是中共的欺骗制造的幻觉，基本上没有可能。

   中国和全世界也许可以关注一个太石村，一个汕尾，为它们的一个二个问题，付出极大的社会成本，而仅仅取得一点小成果；但绝不可能为中国几十万个村子，每个村子的许多问题付出同样的成本和代价。这样的代价，有可能远远超过全国性一次革命成本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几千倍。

   从太石村到汕尾血案，意味着甘地主义的终结。

   甘地主义本身，曾经赞扬希特勒，劝告犹太人在希特勒德国面前集体自杀，劝告反法西斯阵营国家向希特勒德国投降，其历史并不见得非常光彩。它治理印度，治理经过英国统治、留下许多英国先进因素的民主制的印度，已经六十年，其经济及许多成果，不仅比不上同期的其他民主国家，甚至比不上专制的中共。其庞大的军队，在几万中共军队面前一触即溃，逃如脱兔。这种实际上乏善可陈的甘地主义，竟然被一些幼稚的中国知识分子视为至宝，真令人费解。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中共地下势力、亲共势力和告别革命派别有用心的欺骗和歪曲历史，而经过文化革命的很多知识分子，却缺乏必要的文化和历史知识，轻易上当。

   在这中间，部分知识分子既缺乏必要的常识，甚至不知道进行温和缓进自上而下的改良权力，在统治者，在统治者的最高领导人，这样一种基本常识；又狂妄自大，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中国最高领导人，认为自己有权决定走温和缓进、渐变改良的道路，完全摆错了自己的位置。实际上，一般的中国平民，不是大权在握，不仅根本无权决定走温和缓进的改良道路，而且走革命道路，如果你不想盲目冒失，那么，你也必须经过长期努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到足够的力量，才有成功的可能。不过，无论如何，作为平民，你掌握着革命的权利的一部分，但却没有最高领导的改良权利。

   把甘地主义，包括绝食斗争，搬到学生之中，可以理解。但不切实际地搬到农村，就有点不伦不类。经过太石村和汕尾的流血经历，仍然坚持甘地主义，就有点不合时宜。当然，中共地下势力的温和一翼，一定会不顾一切、一如既往地宣传告别革命，宣传甘地主义；但中国农民和支持农民的知识分子，却应该总结和吸取教训，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以革命和进步的两手，对付中共暴力和欺骗的反动两手的策略原则上来，努力促使中国农民和全国人民，走上全民不合作、全民抵抗、全民抗暴的道路，并且从目前开始，就努力准备以全民起义，全民革命的最后手段，来结束中共统治。而且只有坚持这个道路，才能对中共施加迫使其改良的压力；如果我们不坚持这个道路，使中共有持无恐，失去革命压力，那么，再过多少年，中共也不会进行任何真正的改良。

   附件：

    前天写《就建立独立工会问题的意见和呼吁》一文，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农民工、临时工、合同工，应享有普通职工的同等权利，在独立工会中应与普通职工地位一律平等。独立工会还应努力为他们争取应有的平等权利，争取取消对他们的一切歧视，其中包括违反迁徙自由原则的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人为划分，使农民工及他们的子女享有城市户口的一切权利，如受教育的权利。中国工人应该认识到：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农业社会与城市工业社会这个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是妨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巨大障碍，是与现代社会完全不相称的，也是中共分裂工人和农民，以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手段。不清除这种二元社会的人为划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农民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段，应加在最後一点中间。八十年代，我曾在有关文章中论述过这个问题。

    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从农村来的临时工和合同工，农村到城市的打工仔，他们负担了企业和城市中很大一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大部最繁重的工作，但他们却被迫处於最差的境况，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成为二等、三等、四等工人，他们是城市中最无权、最悲苦的群体。他们虽然事实上是工人，却被固定在农业户口中，他们做着最繁重的工作，却享受不到最一般的福利，他们的子女失去受教育的权利，成为都市中的文盲新来源。这样的人口有数千万至上亿（不计他们的子女），再加上乡村工业中户口为农民的工人（也有上亿），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几十年来，中国社会中最贫苦最悲惨的“阶级”，是农民，在公社化以後饿死的几千万人中，绝大多数也是农民。现在，他们也是对中共政权最不满的群体。这些年来，农村中的突发事件，实际上远远超过城市，只是很少为外界所知。以我的家乡杭州为例，我的老家富阳，邻近的萧山、余杭，近年来都曾发生过数千人至数万人的骚乱，富阳的骚乱，延续数天，出动军队，开枪，抓捕数百人方镇压下去。其它地方的骚乱，也时有的所闻。今年四月我去北京，在数十名便衣，为数在五、六辆以上的汽车，以及摩托车、自行车的跟踪包围下，度过一周，然後又在他们的跟踪包围下乘车离京。同座的有几个黑龙江南下打工的农民，当他们得知我们是被便衣包围跟踪的民运人士时，找便衣不在旁边的机会，偷偷告诉我们，说农民恨死共产党了，他们家乡的农民就曾经骚乱，当局出动军队镇压，打死二人。去年底，我曾经遇到邓小平老家出来打工的农民，我问他们：“你们家乡农民很喜欢邓小平吧？”他们回答说：“喜欢个屁，农民都恨死他了，为他们邓家的事（为修故居、为故居建路，把老百姓的坟墓迁离邓家祖坟所在的坟山等等）老百姓暴动，出动军队方镇压下去。”我想他讲的暴动，一般就是骚乱，上面二个黑龙江农民也说暴动。他们还说邓家子女花几亿元在县里建厂，说是扶贫，但农民对他们绝无好感。一般说来，当局对农民的镇压较少顾忌，动用武力也远较城市为随便。

    农民是实现中国民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中共宣传下，农民的形象是歪曲的。在民主墙时期，很多民运人士以为农民不支持民主，以马列主义理论，以农业社会，以农民占大多数来解释中国当代的专制现象。我当时力主现在的中国农民象工人和知识分子一样迫切期望民主，但也不敢肯定过去的民主问题与农民、工人之类的“阶级”划分无关。其实，美国的民主是由农夫建立起来的，而希特勒的纳粹专制则主要由工人和市民建立起来，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则更主要由工人建立起来。因此，民主问题与农民或工人的问题无关，而只与人及其群体的素质和发展程度有关，也与人及群体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密切程度等有关。

    近几年的村级选举，中国农民表现之好，远出於我这样生长於农村，老家仍在农村，这些年又常常再去农村，自以为对农村情况深为了解的人的预料之外。开头，农民并不信任中共的选举，所以也往往把这种选举当玩笑和闹剧来对待，所以到处传的是某某某某大款出几千、几万、甚至十几万、二十万买选票竞选当村长的消息，农民也愿意卖自己的选票，在农村、在县城，这类事被当作似乎是合法的事来谈。这时，农村的共产党组织也往往干预选举。但很快，农民发现自己的选票是有用的，可以把中共组织安排的候选人顶下来，选上自己喜欢的候选人。因此，迅速变得认真起来。到今年，农民对选举是相当认真了。购卖选票的事还有，但起的作用不大，因为如果严格按无记名方式选举，农民吃了候选人的饭，拿了他的钱，背地里照样不投他的票。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熟知的候选人的人品及他的施政纲领、施政演说来选择。我们家乡是一村一姓，家族势力很为严重，我和老同学老朋友都担心家族势力控制选举，但结果，这样的情况却还没有发现过。（而在过去党支部领导下，这却是经常的事，党支部与家族势力结合）。虽然目前的村级选举仍然是中共控制下的不太民主的选举，但中国农民已经开始在村级选举中表达自己的意见了。这大大压制了村级腐败风气（因为上下左右腐败的包围、因为财务不公开，腐败风气只是受压制而不是清除），否则，农村的矛盾还会更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