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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教训：有没有政治经验大不一样
2006-4-1日
近来大家在《独立评论》讨论六四教训。有的网友谈到六四时一般学生和民众的幼稚心理，说＂这是那时一个普遍心理，只怕警察，不怕当兵的，不信他们真开枪。＂ 有网友说这个描写特别真实。我在后面加了几个跟帖。这些跟帖及材料说明，如果有必要的政治经验，很多事情应该是能够认识和预见的。有的朋友很早就预见了邓的镇压。可惜他们的意见和看法，没有为大家重视，成为当时的主流。
笔者在1988年写给中共的上书和文章，也一再指出一场规模空前的冲突正在日益迫近：
“一如我们早就预言的，规模空前的冲突正在日益迫近，为避免这种冲突的一线希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又是我们的领导人所不愿接受的。因此，冲突（对於人民，这实质上是革命）将不可避免，我们只希望冲突双方，主要是专制主义者一方，将足够明智。我国不是匈牙利，不是波兰，不是缅甸，如果专制主义者采取缅甸那样镇压人民的措施，那麽，他们必须以他们自己的生命以及他们在历史上遗臭万年为代价。”（1988年9月《短论数则》）。“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後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祖国发生” （1988年12月24日《建议书》），《建议书》特别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七点建议。（均见后）。
为了争取未来的胜利，中国人必须认真吸取六四教训，尤其是在不远的将来必将来临的大变革前后，必须提高预见、判断、应变、作出决定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以稳健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去夺取胜利。
下面是我的几个跟帖：
x徐水良 有没有政治经验大不一样
有没有政治经验大不一样。有政治经验的（与当时一般学生的看法）相反。早在绝食刚开始，我在镇江监狱服刑，太太来探监，就转告北京许良英先生等朋友的嘱咐，说中共决心镇压，要我在监狱中千万别乱讲话。后来实行戒严，情况更加恶化。再后来开始抓几个反革命集团，监狱中管电视的犯人偷偷告诉我，说电视画面上抄出的反革命文件中，有我署名的文章，要我千万小心。我就感到大规模镇压包括开枪将很快来临。我们在狱中，是随时可以被宰割的鱼肉，更加小心。但我们没有料到中共会完全失去理性，杀性大起。我以为他们会朝天开枪，如不行，再开枪杀几个人吓吓群众，把人驱散。等占领北京以后再大规模抓捕镇压。看来邓小平的邪恶和决心仍然超出我们的预料，从邪恶的立场说，他在策略上是正确的。而反对派则幼稚无比。如果反对派有邓小平一半经验和对抗行动的决心，六四结果就会不一样。
许良英先生是一开始到后来都认为中共会镇压的一个。所以当他看到《六四真相》之类为开枪开脱的书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六四真相》掩盖核心真相。”
不过说实在的，当时赵紫阳并没有决心加入反对派阵营，他还舍不得离开及丢掉特权阵营。他留在反对阵营，是他被罢官，被软禁，被赶入反对阵营，又看到邓小平李鹏恶名万丈时才下的决心，但也没有投入反对阵营的完全决心。我们过去为了打击中共顽固派需要，故意把他适当拔高，这没有错，但看来却使一些朋友尤其是极力为赵紫阳争诺贝尔奖的朋友误以为拔高是真，就更加拔高。
所以，这些天假定我是赵紫阳的争论，纯粹是假设。
200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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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ankee 老徐的８９有传吗？
邓开枪的决心，我看还是后来下的，而且是特种部队，很多部队到６４都失去战斗力了，至少指挥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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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徐水良 有一篇《我在狱中过六四》。邓镇压的决心早就下了，包括不惜内战。但具体在大街开枪的决定是后来才下。
徐水良：我在狱中过六四
——忆狱中经历八九民运及其前前后后
2004―4－3日
我因1979年出狱後，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81年5月再次被捕，入狱後又拒绝回答问题，并在看守所写了三万字的长文《批判四个坚持》，进行抗争，要求公安当局上送胡耀帮，因此被判刑10年。其后，许良英等一批老先生为我奔走呼吁，胡耀帮先生（及其他有的领导人）多次过问，要求放人，以致监狱当局多次告诉我，也告诉监狱有关部门，说我即将平反出狱。但因为邓小平及江苏许家屯等人的阻挠，拒绝纠错放人，一直被关在狱中，及至刑满。
我在《批判四个坚持》的附件中，曾经预言，不改变四个坚持，十年之内，必然会爆发类似波兰的大规模冲突。及到六四以前，我一直持续批判四个坚持，批判中共反自由化，基本路线等等，指出反自由化就是做人类公敌，并针锋相对提出以人和人的自由发展为中心，和人的自由发展标准等等理论和路线。到1988年，我认为一场规模空前的大冲突即将来临。因此，那一年多次在文章中指出，大规模冲突即将来临，时间已经不多了，为了避免冲突，避免流血，必须果断进行政治改革。1988年12月，我写了一份给中共领导的《建议书》，说明＂为抓住目前尚存的最后机会，以防止大规模冲突在我们的祖国发生＂，提出了恢复胡耀帮职务，赵紫阳辞职，邓小平离休，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报禁，建立民族团结和解委员会等七条建议。文章和上书都在当时设法带出监狱，上送中共领导，并寄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等先生。後来许良英先生回话，说有关材料和申诉已经送给阎明复先生，阎先生保证送到最高领导手中。但後来看到赵紫阳先生关于反革命分子反对基本路线和中央领导的一个简单讲话，使我对问题的解决不抱希望。
1988年4月，胡耀帮先生突然去世。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受到的冲击真是极其巨大的，我一下子懵住了。我想，这下子完了！中国失去了一个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几乎是唯一的人选！而且他死的太不是时候！大冲突来临了！如果他不死，能恢复职务，大冲突或许还能避免。即使不能避免，待半年一年以後，社会矛盾成熟，再爆发冲突，并且有胡耀帮在，冲突的结果将完全不同。现在提早爆发了，而且没有了胡耀帮，冲突的结果，可能是失败的悲剧。
果然，随后就发生了学生上街，八九民运爆发了。这是一场牵涉全国每一个人的心灵的伟大运动。那时候，监狱的每一个犯人，也都时时关心着这场运动的每一个变化。我本人，也成为监狱犯人关注的一个焦点，犯人碰到我，几乎都要询问或谈论这场运动。但因为预估这场运动可能失败的结果，面对未卜前途，尤其在监狱这种没有什么表达意义的地方，我只能保持最谨慎的态度。对大多数议论，都笑而不答。
自胡耀帮1982年以後多次关注我的案件，以及北京一个小组1985年到监狱了解我的情况，之後，监狱当局特别为我改善伙食，并为我订阅一份报纸，闹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说是省部级待遇。这时，中队犯人来向我借阅报纸，了解运动动态的也特别多。
当时的监狱，每个小组一份江苏《新华日报》，一个中队一台彩电，但电视一般只能周末看。有一次，当电视中政府发言人说中国没有政治犯时，看电视的犯人一下子笑了，有几个犯人当场问管教干部，说：＂那徐水良算什么犯？＂干部也是笑而不答。
5月10日，我太太赶到监狱，说北京朋友要她转告我，中共打算镇压，要我在监狱中特别小心。我说不要转告我也清楚，从一开始我就特别小心。我也嘱他她转告外面朋友，这场运动可能失败，要外面朋友小心。
当时，中队有一个犯人偷偷搞到一台收音机，每天晚上偷听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广播。他每天早上都偷偷来找我，把偷听到的消息告诉我。我要他千万小心，别让干部知道。还有一个原来是我们中队的犯人，被调往监狱电视转播台管电视，每次碰到，也偷偷告诉我他知道的消息。六四前后，有一次他很紧张地告诉我，说他在电视上看到，西安等一些地方破获几个＂反革命集团＂，抄出一些＂反革命材料＂，从电视上看到，有的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徐水良，叮嘱我千万小心。後来我太太接见时也告诉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个消息，嘱我小心。
那些天，镇江船舶学院和农机学院等大专院校的学生，在离监狱不远的镇江东门广场长期抗议。监狱中偶尔能听到他们的抗议声。有时我们也偶尔有机会站到监狱房子高处眺望东门广场。监狱中一些刑满留业人员，有机会到中队，也常常告诉我们外面情况。甚至一些干部，也有意无意把镇江和其他地方的抗议情况告诉我们。
北京宣布戒严的那个晚上，中队全体犯人集中看电视，气氛异常沉重。电视结束後，私下里，犯人们的情绪几乎全部是忿忿然。这些犯人，95％以上都是刑事犯，在社会上是危害社会的一群人，被称为社会渣滓，你如果生活在他们中间，得处处小心，防止他们肚子里的坏水。但他们作为人，作为中国人，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他们的心情，与全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六四是全中国，全中华民族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法西斯的斗争。而监狱管教干部，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很少有人表示态度，但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与全国老百姓也是一致的。他们中也有少数偶尔表现同情学生的。我的记忆中，没有干部仇视学生的。91年5月我出狱前不久，一个监狱干部特别来找我，要我出狱後小心，外面对我进行监视控制的网络已经组织安排好了。说这个法西斯政权，迟早有一天会垮台。我相信，他的话，也代表了监狱许多干警的真正心声。其实，即使中共高级干部，同情异议人士的，不在少数，尤其在六四以後。我们监狱当局在我刑满前，曾就我的安排跑北京，跑南京，他们回来说，他们见到的领导都同情我，他们带了我厚厚的材料，向司法部一个部长汇报时，问徐水良有什么问题？部长双手一摊，说：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解决。监狱中的干部，好些人也私下表示，我们的案件和后来的六四，迟早要平反。
6月4日一早，偷藏收音机的犯人一脸悲愤，赶来告诉我，说当局法西斯，开始屠杀了，收音机里一片枪声。监狱刑满就业人员不久也带来监狱外抗议大屠夫邓小平李鹏的消息，说街上许多绞死邓小平的标语。可以说，那一天，我们许多人渡过了有生以来最悲愤的一天。
以後，电视上就是袁木的谎言，和屠杀後所谓军车被烧，解放军暴尸街头的景象，还有追捕六四要犯，枪毙六四堵铁路烧火车的人员等等。没有人相信袁木的谎言，没有人同情死了的军人，大家都相信北京成千上万人被屠杀的消息。监狱里也是一片悲伤沉重的气氛。
因为我是很早向中共写上书的人，许良英先生为他发起的要求释放政治犯上书写的说明材料，介绍的主要也是我的情况，还有抄出我的＂反革命材料＂等等，都使我作了被加刑甚至掉脑袋的准备。我太太也从社会及单位听到我将被加刑的消息。我也曾经风闻类似消息。幸而六四追究後来急刹车，这些消息不了了之。相反，由于阎明复先生被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後，仍然以统战部名义，批示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江苏高等法院来找我，说收到统战部批文，问我材料是怎么送上去的。我说不知道。以後也同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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