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水良文集：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中国的问题，即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问题，拖得太久了，拖了一百多年。专制制度的空前腐朽，激起了老百姓的空前愤怒。目前中国的老百姓，尤其是工人农民中，早已经是一片怨恨和急切盼望变化的气氛，怨声载道。即使在中共官方的网站上，也常常出现呼唤陈胜、吴广、罗宾汉的声音。中国不能再采取久拖不决，迟进缓进，慢慢变化的策略，不能再采用缓进主义，否则，老百姓受不了，必然导致天下大乱。因此只能采取激进主义的策略。所以，理性激进主义作为激进主义，首先是与缓进主义相对立的。

但激进又不能盲目冒进、乱进，而只能采用符合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的激进主义，即合理的理性激进主义。因为我们不是中国的当权者，所以我们的理性激进主义，只是采取先进的理论和合理的策略，在力能所及的范围内，促使中国走理性激进主义的路。

这里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以江西杀死十四个人的胡文海为例，他被大陆不少老百姓视为英雄，以致有些年纪轻轻的中学生，也想学他的样子。就他反贪官这一点说来，他确实也是一个英雄。但是，他同时又是一个盲目杀人，包括杀死无辜儿童的杀人犯。我们不能把他树为榜样。如果全国提倡他的做法，让中国老百姓都学他，那么，我们的民族就会浸没在一片血泊中。而目前大陆的农民中，不少人有类似的盲目的非理性情绪。不少人记着曾经迫害自己的基层掌权的仇人，准备以後有机会就把这些仇人宰了。自己宰不了，就嘱咐子孙今後一定要报仇。我碰到过一些这样的农民。工人中也有少量人有这种情况。这种非理性的盲目情绪，目前主要存在于工人和农民中，而亲共缓进主义则主要存在于少部分知识分子中。海外知识

分子接触的主要是这部分国内知识分子，亲共缓进主义因而在海外被大大放大，加上其他因素，几乎成为海外侨界的主流。这一点，与国内形成鲜明的对照。

亲共缓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似乎是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但其实，两者机会主义成分很浓，互相转化，没有严格的界限。海外鲍戈之流，被大家视为亲共内奸，但他们又把胡文海命名为“人民英雄”，要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是明显的例证。国内有的人，原来是非常怯弱的缓进主义，我出国前嘱咐国内朋友说：要注意，这些人目前很软弱，但根据我几十年的经验，一旦顺利的时候，他们将比谁都激进，现在和今後都要防止他们的负面作用。结果，半年以後，民主党组党形势似乎不错的时候，他们立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比谁都激进，对组党运动起了相当的破坏作用。

如果我们下一个定义，中国目前的理性激进主义策略，就是：根据目前中国的客观规律和客观需要，服从人类公认的道德，人道和理性准则，争取中华民族尽快地、迅速地，而不是太过缓慢地完成从专制向民主的转化，使转化过程尽可能减少波折，既要尽可能争取中国人民和民主事业的最大利益，又要尽可能减少我们民族的损失，这样一种理性策略。

服从人类公认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不能采取共产党及前文提及的胡文海那样非理性，非人道的极端手段。在人民利益、民主利益与民族损失之间，也要争取尽可能大的比例，不能只顾争取民主事业的最大利益，而不顾这种利益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为了减少民族损失，理性激进主义也有可能不是选择最大利益，而是选择次大利益。这些，都是理性激进主义与盲目激进主义的区别。盲目激进主义是一种走极端的主义。他们采用毛泽东式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极端理论，如“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一反到底”等等。按照这种指导思想，就有可能否定共产党也不得不支持的那些人类公认的准则，例如人类公认的人道、道德和理性准则，反对恐怖主义和刑事罪犯的准则，等等。我碰到不少人，他们感到很奇怪，以反中共腐败自命的某些激进民运人士，怎么会和中共腐败大案的要角站到一起？其实这并不奇怪。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按盲目激进主义的极端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现存的一切，特别是他们不知不觉地盲目套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国家，阶级的法”等等错误理论，否定国家和法本质上的非阶级属性，否定非阶级性的大量东西，（包括没有阶级性的理性爱国主义，）否定现存的一切法律，包括没有阶级性的合理法律，就很容易使我们的民族陷入无政府主义恐怖之中。

注：关于本人，我自认是唯物主义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理性激进主义者。唯物主义是我的宇宙观，人本主义是我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我的人本主义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我的理性激进主义是根据中国实际，以上述理论为指导得出的，解决当代中国问题所采用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