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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意义和道德的政治——理解哈维尔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剧作中的最著名的角色，瓦茨拉夫·哈维尔是当代捷克剧作家、思想家。我在阅读哈维尔的作品时，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莱特。一个是经典剧作中的虚构人物，一个是现代荒诞派剧作家；一个是为报杀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个是在世纪性巨变浪潮中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人物，二者有何关系？我看到的共通之处是：对存在的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间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流俗之见的质疑和挑战，对当下经验的超越。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姆莱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断，永远沉浸于对自己的提问：“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动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他眼神迷茫，实际是力图从周遭的纷扰中求索善恶的本质，他视自己面临的血海深仇为小恶，断定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大监狱。
哈维尔也是如此，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他鄙弃经世不变的格言：“政治即权力的艺术”，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
当然，哈维尔并不全然等同于哈姆莱特，他并不时时耽溺于内心的思索与独白，而总是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他长于自省，但行动上并不犹豫反复，他是有血有肉的剧本人物——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与舞台相关，然后从舞台走向世界。 存在与责任 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活，还是不活”这种问题的纠缠，他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即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成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主体即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情不过是漂浮的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对生活中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连绵的海底山脉的可见峰顶。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苦、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在意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对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责任。在他看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共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把责任（此处有缺漏）我曾说过，“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荒谬感 哈维尔被人们认为是荒诞派戏剧家，当有人问到他的荒谬感和戏剧创作的关系时，他回答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意义与荒谬的互补性：荒谬即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的追求就会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会被无意义所伤害。
哈维尔曾经深入地谈起自己对于荒谬的体验：“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地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不大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有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由此看来，对于荒谬，哈维尔这位荒诞派戏剧家和某些中国小说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他而言，荒谬是令人痛苦、焦虑、理不当此的事，对某些中国作家而言，荒谬是世界的常态，是免去人的责任、令人宽慰的事，对哈维尔而言，荒谬和意义之间是一种既分又合、相离相依的辩证关系，而在某些中国小说家笔下，二者的关系不过是有你无我、相互否定。
哈维尔下面的话更能证明上面对他的理解：“荒谬是这样的体验，某种东西有意义、应该有意义或本来能够有意义，即它本质上是人性的，但它却全然没有意义，或丧失了意义。因此，荒谬是体验到与存在脱离接触，体验到赋予意义的力量的瓦解，体验到一种人性，它发现它欺骗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它回归自己正确的道路：意识到意义的缺失，渴望意义自己再次出现……荒谬是体验到面对存在之‘我’与屈服于现世存在之‘我’的对照，是体验到孤独之人与他自身的对照……在荒谬中，世界的异化并不是必需的，我们并没有被‘先在地’抛入荒谬中，相反，荒谬是这样的东西，它并不已然存在，而我们将自己抛入其中。难道这不正是真正的荒谬开始之处？”
因为持有上述见解，哈维尔主张，不能把荒谬当成先天消极，甚至应当严加斥责的东西，在某些地方，荒谬的体验可以推动事物前进。在许多情况下，正是这种对于世界的疏离和异化的感觉，这种抛弃了旧有的俗套体验的感觉，打开了新鲜、锐利而有洞察力的眼界，这独具一格的眼界使我们直面真理，并通过它的怀疑能力衡量出意义的真实份量。
生活在谎言还是真实中 哈维尔并不生活在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中，他关注现实，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与一般政治家或政治活动家不同，他从精神层面看待政治，以道德的标准评判社会和政治生活，他斗争的目的是人性的回归。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被扼杀，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被掳掠，然后靠边。靠坦克维持的苏式政权大搞清洗和逮捕，然后推行“正常化”。表面安定的局面有了，人们噤若寒蝉，但这死水一潭的局面对整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4月，哈维尔写下了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揭示安定掩盖下的危机和全民族付出的道德代价。哈维尔在信中说，如果只看日常生活的表面，只从统计数字和官方报告来衡量，国家成功地获得了安定，但如果从社会的道德与精神复兴，人性和自由的扩展，人的尊严的提高这种角度看，社会并不是安定的，而是处于空前的危机之中。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服从、社会表面的团结，根源只是人们的恐惧。他们重复自己并不相信的话，做自己并不情愿的事，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几乎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压力，在本质上都很脆弱，容易受到损害，都有可失去的东西，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忧和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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