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虽然人们对谁是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谁又是名列前茅的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不同看法，但这批人的存在与作用则是得到公认的。

    2003 年被称为“ 公民维权年” ，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作用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孙大午、孙志刚、刘涌、黄静、李思怡案件发生后，在“ 乙肝歧视” 事件、《南方都市报》负责人被捕事件之后，在许多大城市准备出台法规禁止乞丐在市内繁华地段乞讨的时候，公共知识分子的立场与表态带动了舆论，极大地影响了舆论的方向、深度与广度，效果不等地使各类案件、事件的解决转向法制的方向。

    在新闻性媒体中，一些有责任心和上进心的报刊因为尽可能地刊登具有批判精神和知名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而受到欢迎，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当局往往对这些报刊采用制裁和打压措施，除了撤换主编外，还列出禁止发表文章的作者名单。而报刊是否刊登这些人揭露真相、大胆批评的言论，则决定了它们能否继续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影响到它们的销量，《南方周末》就是一个明显的事例，它也是中国舆论环境的一个“ 晴雨表” 。

    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作用、影响力、局限性等等问题，已逐渐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议题。2004 年夏季，《南方人物周刊》发布了“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 名单，这个不怎么值得称道的举动引发了一场十分不值得称道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暴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这一事件也提示我们，要认真思考和研究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虽然今天公共言论被钳制的程度为近10 年来之最甚，但从长远看，市民社会的稳步成型，言论空间的逐渐扩展，舆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毕竟是大势所趋。知识分子只有不断地对自身进行反思和批判，才能更好地批判社会，促进社会转型的良性发展。

    社会总会存在种种问题，经常会有重大事件发生，因此就需要有责任心、有见识的公共知识分子表明立场和观点。只要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公共知识分子也会尽可能地发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的孔子，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都是典范。但是，并不是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具备允许公共知识分子生存的条件。自1949 年之后在中国有30 年之久公共知识分子存活的条件被基本上剥夺了。寥若晨星的志士仁人冒死犯难，勉力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命运要么是成为殉道者，如撰写“ 出身论” 的遇罗克，要么被批斗和关押，如发表“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的“ 李一哲” 。他们利用“ 文化大革命” 中“ 大字报” 流行的稍纵即逝的机会，使自己的观点得以为人所知和广为传播。而在其他年代里，即使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机会使思想在公共空间得到表达。

    大致上可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需要以下3 个条件：一、社会存在重大的公共性问题，这个条件几乎在任何时代和时间都能满足，不论是在动荡还是承平年代，不论在社会急剧转型期还是平稳发展期；二、有或大或小的言论空间，这是最根本的，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只要有最低限度的可能就会发言；三、程度不等的独立经济地位，同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要求也是很低的，有人只要饿不死就要说话，当然，当较多的人能够不太困难地解决谋生问题时，公共的言说便呈蔚为大观之势。

    很难精确界定最近这次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时间，事情在一开始总是不清楚、不完整，表现为雏形。也许可以说，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言说出现于上世纪70 年代末。当时体制内的理论家（一开始主要是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在“ 解放思想” 的旗号下，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为主题替改革开放路线论证呐喊，一些党内理论家的观点── 比如王若水剖析异化、提倡人道主义，李洪林反对现代迷信，郭罗基追究杀害张志新的“ 谁之罪？”──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范围而具有更一般和深远的意义。同时，一批尚未取得知识分子身份（但无论就思想和学识而言都大大强于多数知识分子）的年轻人以西单“ 民主墙” 为阵地，就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发言，矛头指向专制主义。他们既谈现实，也谈历史；既探讨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也发表诗歌、小说、剧本、美术作品。“ 文革” 的结束遗留了大量问题和疑问，党内主流力量向“ 凡是派” 夺权需要暂时借助体制内开明派和民间力量，这使得公共言论一时有一个广阔空间，表现得极其丰富和有吸引力，成为当代思想史上永远值得追忆的美景良辰。

    80 年代中期形成的“ 文化热” 为公共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广的活动舞台，人们对思想、学术、文化的向往和尊崇，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热情背后的幼稚以及幼稚背后的热情，孕育了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崭露头角的最佳气候与沃土，有时，只要在《读书》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甚至发表一篇文章，就会被当成某一思潮的代表、某一主张的“ 旗手” 。在我看来，这一时期的公共知识分子还不很典型，过于偏向思想、学术，关注点过于偏向形而上方面，更多地是谈论“ 主义” 而不是“ 问题” 。因为这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由人文学者兼任，他们的专长是哲学、文学、伦理学等高深抽象的学科（文化热的特征是美学热），研究讨论的往往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人道主义、主体性等宏大、根本、终极性问题，人们还不善于对即时出现的政策性、公共性问题发表意见；这时的公共媒体也不象后来那样发达，传播知识和意见的主要载体仍然是书籍（当时最时兴的是按学科分类出版的丛书）；当时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还不明显，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多数民众还没形成利益意识，参与讨论的发言者只是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两个营垒，没有人说自己代表新兴的中产阶级，或代表弱势群体说话。

    80 年代末发生的事件导致一个短暂的公共知识分子活动的冬眠期，但对于继续关注社会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难得的休整和积蓄期。从90 年代中期开始，以《东方》、《现代与传统》、《方法》等杂志为代表，公共言论空间重新出现并迅速扩展；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越来越频繁，他们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特征越来越明显，关心和讨论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同时，不同的人在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立场和定位，形成了观点倾向不同的派别，并且自认为（或被认为）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

    90 年代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但更关注现实问题，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更强韧，更有生命力，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90 年代以来，新闻媒体越来越发达，对评论和其他体裁的文章需求大大增加，因此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局面，写作者不必为自己的稿件费力寻找发表的园地，公共知识分子的稿件常常变得供不应求。与此同时，图书发行的“ 第二渠道” 比正规渠道有效率，不但一大批民营书商干劲十足、有声有色地出版了许多深受欢迎的书籍，而且不少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积极介入有关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书刊之策划发行，如丁东、傅国涌等，一些人通过编辑、写作、顾问等活动解决了生存问题，过着决非“ 君子固穷” 的生活。此外还出现了一批完全靠写作为生的独立作家，例如王力雄、刘晓波、余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也大大受惠于市场经济，不仅额外收入可能高于正常的工资，而且由于有经济上自立的现实条件或前景，他们对失去工作的担忧惧怕大大减小了，不必象从前那样以“ 高保险系数的言论自律” 方式写作。很多情况下，在公共言论空间里积极发言已不是太冒风险的事，对有些人来说，哪怕是出于名利双收的动机，也愿意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网络的出现大大增加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用武之地。在很多情况下，发表言论的激励不是稿费，而是让人知道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思想得以传播并产生影响。网络的言论限制比纸质印刷品的审查限制小，禁忌少得多，时效高得多，被转载传播的可能性大得多，得到反馈、进行交流讨论也容易得多。而且网络特别有利于对即时性事件作出反应，迅速形成声势，在刘涌案、黄静案中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从90 年代后期起，不少年青学者通过网络写作进入公共领域，然后得到纸质出版物的青睐，例如王怡、杨支柱，他们不但在网上写作，还自建网站，从事“ 宪政论衡” ，谈论“ 问题与主义”[1] 。

    海外书刊的出版发行也是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一种重要资源。它们不但提供了发表的场地，而且由于主编者的眼光、水平和统筹组稿能力，往往还能站在探讨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问题的前沿，对于国内的言路有引导和示范作用。90 年代初在香港发行的《二十一世纪》，目前越来越引人瞩目。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当代中国研究》就是这种有影响的刊物。此外，象香港的《开放》杂志，也为谈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和发表大胆的批评意见提供了空间。

    纵观自80 年代以来至今公共话题的主要内容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专业身份之特点，可以发现一个从人文科学为主向社会科学为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与90 年代的社会形势有关。如果说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从“ 文化大革命” 和毛泽东的“ 专政理论” 、“ 继续革命学说” 的阴影中走出来，要确立人性和人道的合法性，那么在90 年代，主要任务则是要面对转型时期产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不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安身立命的终极性，但具体而现实，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中国社会尚处在转型过程之中，市场经济与权力经济并存，必要的法律、制度体系还未建立，社会严重失序、百弊丛生，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判断和讨论不能只凭借人们对价值立场的认定和感性经验，还需要坚实的社会科学理论工具。

    正因为如此，80 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中许多人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而90 年代以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则以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学者为主。80 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常常涉及对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或早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探索；而90 年代他们的话题转换为关于制度安排的讨论── 诸如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宪政民主的可行性、社会公正的理想与现实，甚至更为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比如国有企业改制中的资产流失问题。可以说，80 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是人性的复归和坚守，他们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对刚过去的历史进行批判；而90 年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中心理念则是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其功能转变为对现实的批判。80 年代他们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改革；90 年代他们争论的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