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是西方后现代思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国学术界、文化界有不少人自称受利奥塔影响颇深，他们说，正是因为了解了利奥塔的思想，他们才从中国80年代文化热中弥漫的宏大叙事、启蒙热情和理性精神中走出来，在90年代的思想文化空间中为自己寻找到了新的定位。对此，有以下3个问题值得提出来探讨。

   第一，为什么听了利奥塔等人的话之后，就要否定和抛弃前不久大加张扬的东西呢?据说，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本质是对一切言说的前提置疑、批判，对后现代作家言听计从，亦步亦趋，得到的是不是劣质变味的后现代主义?

   第二，在盛赞《后现代状况》一书之余，能否问一下，我们是否真的把握了此书精神?

   第三，利奥塔对现代知识状况的描述、判断、评价是否正确?

   本文不谈第一点，评论第三点，预先在此简单议论一下第二点。

   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利奥塔立论的思路是：在当代条件下，科学知识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科学话语历来被当作元话语，作为裁判其他话语的标准，现在，这种绝对真理的地位已不复存在。显而易见，利奥塔是从分析科学真理的性质和当代知识状况人手为他的后现代立场作论证的。令人不得不生出许多感想的是，当中国的“后主”们论证后现代主义不但在中国有生长的土壤，而且是已然存在的现实时，他们只能大谈特谈卡拉0K、电子游戏机的流行，广告的威力，某些(天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和喜欢的)实验诗歌、小说的产生，等等。从来未见他们认真分析，在中国是否也有科学话语独霸天下，排斥、裁定异己话语的情况。他们更频繁地使用“话语”、“叙事”等词，但绝对见不到利奥塔论证时表现的学理性。事实上，当代科技发展水平、科学话语的性质、语用学的应用等等利奥塔引证利用的知识性材料，对其中国追随者而言是隔膜和陌生的东西。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引入外来学理的努力一直绵延不绝，但从来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把坚实的东西软化，把理性论证的东西文学化、诗化，把所有的理论、学说都变得空灵、飘逸，一切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心态服务，表面上大肆喧嚷西方学理，实际上少有理解和把握。

   对利奥塔的理解是一例，对弗洛伊德的理解是更明显的又一例。人们大谈弗洛伊德的泛性欲论，但对其学说、技术在临床医学上的运用完全未能顾及。弗洛伊德学说往往成了小说家在描写男欢女爱时添加的形而上学理论佐料。对西方学理的这种理解和运用，犹如强力拔树移植，根部连带的泥土没有了，其生命力和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对于一本副标题为“关于知识的报告”的思想学术性著作，人们有理由要求其作者对现代科学知识的本质和状况有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但利奥塔在这方面的论述，除了连珠炮似地发射各种新兴学科的名称外，剩下的就是似是而非、含糊其词、不得要领的议论。他的中心论点是，科学知识不过是一种话语或叙事，和其他话语相比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为此，他竭力把科学化解成语言的一种形式，他认为，在目前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中，“科学的知识乃是一种‘论说’，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在过去的40年里，各种‘尖端’的科技，都和语言有关”[1]，在提了一下遗传学和信息处理机之后，作者断言：“在如此普遍发生嬗变的环境下，知识的本质不改变，就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将知识转化成批量的资讯信息，才能通过各种新的媒体，使知识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资料。甚或可以预言：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一切研究结果都必然转化成电脑语言。”[2]

   以上断言与其说是严谨的报告，不如说是随想，甚至臆断。科学知识从来都和语言有关，因为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本世纪有些新兴学说(特别是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科学)与语言关系密切，但更多的科学，不论其前沿部分多么高级和尖端，其本质和形态并无变化，比如在基本粒子和低温物理领域。说知识必须转化成媒介可以传播的信息，才能被使用，这是历来如此的自明之理，不足以改变知识的本质。当然，传载科学知识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使得传递知识的数量和速度有了变化，但这样的变革在人类文明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最开始有竹简，后来有羊皮，再后来有纸张；开初是刀刻，后来凭手写，再后来有机械印刷，载体和传播手段可以改变知识传播的方式与规模，但并没有决定性地改变知识的本质。至于说全部科研成果，若不转化成电脑语言就不能存在，则是无稽之谈。电脑内部运作的逻辑语言、人工语言，与人们借助电脑贮存、传递知识的语言是两回事。诗歌、小说(甚至后现代理论)都可输入计算机，但它们并没有变成后现代主义者鄙弃和诅咒的电脑语言。

   20世纪哲学中，发生了一场所谓“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turn)，它对人们的思考方式，对多门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学者们有时采用“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式，即把问题提升到语言层面来研究讨论，这自有方便和优越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一切化约为语言。英国著名的科学家柯亨(J．L Cohen)就指出，语义上行的策略必须和语义下行的策略并用才行，比如对一个医学伦理学问题(对身患绝症的人是否应该如实相告)，或对“有无科学发现逻辑”这样的问题，仅在语言层面上打转就不能解决问题。

   据利奥塔说，西方文明白发韧之初，就有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倾向，这就是，科学叙事为我独尊，科学家对其它叙事的正确性表示质疑，将其视为只适合妇女儿童阅读的寓言、神话或传奇，它们永远无法用证据来证明自身③。他认为，今天，科学却陷入了合法性危机，其表现是，科学知识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时，不得不依靠其他叙事性知识：“当科学家有所‘发现’之后，在接受电视和报纸采访时，会说些什么呢?他们多半会重复一套叙事诗的知识探索”，“科学性的语言游戏希望使其说法成为真理，但却没有能力凭自己的力量，将其提出的道理合法化。”④

   利奥塔的主张初看之下有反对一种话语霸权，倡导多元、平等的长处，但仔细分析，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不同的语言系统有不同的存在理由和适用范围，话语霸权固然不足取，但是，并非在任何情况下话语都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科学与偏见谬见、与迷信、与巫术的区别是不容抹煞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无法谈及知识的进步和文明的扩展。后现代主义者和文化相对主义者口头上会说科学与神话、寓言一样，都能执行某种社会文化功能，但若他们自己得了重病，是决计不会找巫医来念咒语的。

   第二，利奥塔把确立科学话语的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混为一谈。科学家若要社会、公众了解自己成果的内容和价值，会利用直传等其他话语形式，但科学理论和科学定律本身成立与否，则只能凭科学话语自身的标准。简单说来，经验科学要靠事实判据，数学、逻辑要靠系统内演绎的正确，系统内部的自洽性。不承认科学有自身的标准，不承认科学只面对大自然这个庄严法庭为自己的合法性申辩，就无法解释，甚至在几百年之后，甚至罗马教廷，都要专门作出决定和声明，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伽利略的日心说是正确的。

   利奥塔的另一论证路线是：科学话语的确立需要证据，收集证据的工作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费力，必须借助于仪器，而仪器需要金钱，于是，“科学语言的竞赛规则成了有钱人的规则”⑤。他还推而广之地主张，权力可以将科技合法化[6]。这显然再次证明，在利奥塔的眼中，科学知识产生和得到承认的外部条件就是一切。但实际上，金钱、权力等外部条件充其量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而这些东西一旦和科学自身准则相违，就只有失败的命运。在斯大林时代，巨大的强权推广李森科的伪科学，压制科学的遗传学，结果呢，是科学胜利了，还是权力胜利了?在尼克松任总统时，政府花了数百亿美元，要攻克癌症，但科学发展的时机未到，任凭金钱堆砌，就是不能实现突破。

   利奥塔的主张，对于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薄弱，逻辑和理性传统不强的民族来说，危险性特别大。中国文化落后，人民大众在摆脱愚昧和陋习方面仍需巨大努力，抹消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只会延滞中华民族摆脱落后。中国历来家长作风盛行，赋予权力话语的合法性，将其等同于、甚至凌驾于科学话语，只会助长命令作风、长官意志的气势。

   当国内拥抱后现代思潮的人为其新颖性独创性(其实只是时髦)鼓噪时，我曾说过，其实，说“后现代哲学”是言过其实，除了利奥塔有点哲学家的名声，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是在挪用从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到伽达默尔等人的思想。认真看国《后现代状况》一书后，可以说利奥塔其实也没有自己的哲学，没有表现出思想上的独创性。当然，他在书中显示或明或暗的广征博引，这是中国的后学家无法企及的，但他对第一流思想家学说精髓理解的误差，以及为我所用时表现出来的勉为其难，使人深感后现代主义者阵营中确实缺乏世界级学术思想人物。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沿用了不少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思想，以阐明他的话语相对主义的理念，抹消科学知识的独特性。但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的主张不能当成自明之理或公认教义来援用，因为他们的主张有许多内在的学理性困难，而且始终受到同行的话难。

   利奥塔极为倚重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的贡献简单说来就是，他对于用语言来陈述事实和用语言来完成某种行为作出了区别。奥斯汀以他特有的对语言差别的敏感和精细入微的分析论证说，如果前一类话语的失败是假，那么后一类话语的失败则是身份不合。比如。不担任校长、教务长等职务的人宣布：“本校将……”就是无效的，或属戏拟，或属摹仿。但利奥塔大谈语用学时，错误地把“权威角色”或“权力”加之于讲话者”，这不过是在把有关说法向后现代主义的所谓“话语权力’’方面引，但对于理解引用奥斯汀，却是误解或曲解，对于阐明语用学原理，是不必要的累赘。

   利奥塔直接、多次引用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遵守规则”的观点，力图说明维特根斯坦的主张可导致后现代主义，但他对维氏深邃思想的理解有偏差，尽管这一点很微妙，不易察觉。

   利奥塔在阐述维氏语言游戏规则说时，认为游戏规则这个概念包含3种要素，其二是“游戏规则是参赛者之间契约式的产物(这并不表示参赛者创造了这些规则)”[8]。这是对维氏思想关键处的误解。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的有关论述中说：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边玩，一边制定规则，而且也有一边玩，一边修改规则的情况；语词的应用并非每次都由规则限定，规则并非天衣无缝；规则像路标，它有时留下了怀疑的余地(第83—85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