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剧作中最著名的角色，哈维尔是当代剧作家，现任捷克总统。我在阅读哈维尔的作品时，常常由他想到了哈姆莱特。一个是经典剧作中的虚构人物，一个是现代荒诞派剧作家；一个是为报杀父霸母之仇的王子，一个是在世纪性巨变浪潮中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公众人物，二者有何关系?我看到的共通之处是：对存在意义的不断追索，对人间苦难悲天悯人的情怀，对流俗之见的质疑和挑战，对当下经验的超越。

   在人们的印象中，哈姆莱特是延宕不决的典型，他遇事不能决断，永远沉浸于对自己的提问：“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其实，哈姆莱特并不缺乏行动的大智大勇，他要在行动中探求人生或存在的根本意义，他眼神迷茫，实际是力图从周遭的纷扰中求索善恶的本质，他视自己面临的血海深仇为小恶，断定整个世界不过是一座大监狱。哈维尔也是如此，他从社会生活的表面稳定和物质性追求与满足中洞察全民族道德和精神的堕落与衰朽，他鄙弃经世不变的格言：“政治即权力的艺术”；他在斗争中坚守良心的维度，在行动中体现存在的意义。

   当然，哈维尔并不全然等同于哈姆莱特，他并不时时耽溺于内心的思索与独白，而总是体察社会生活的脉动，他长于自省，但行动上并不犹豫反复。他是有血有肉的剧本人物——他的剧本，莎士比亚的剧本——即典型的理想人物，他的生活曾与舞台相关，然后从舞台走向世界。

   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活，还是不活”这个问题的纠缠，他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以成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从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的主体即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不过是漂浮在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对生活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难、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处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个概念：责任。在他看来，责任是人的身分(Identity，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它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把责任解释或还原成了相对的、有限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它是相对物与非相对物，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关系。人体验到自己的相对性，是因为看到了那无所不在、绝对的“地平线”，这地平线又表现为恒定的规约力量和最强大的驱使力量使我们体会到它的存在。责任是一种能力、决心，人完全地、绝对地、在任何情况下都承担的义务。准确地说，责任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使人首先把自己定义为面对宇宙的人，即存在的奇迹。“我要说，对一个人而言，责任像一把刀，我们用来在存在的万千景象中雕刻我们自己无以伦比的形象，它也是一文笔，我们用它把世界创新的故事写入存在的历史。”

   哈维尔是责任心极强的人，他在高压的环境和令人窒息的气氛下无所顾忌地发言，完全照自己的责任感所要求的那样行事，但他又以平常心对待这一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理想主义者，是企图拯民于水火的圣人、梦想家，他只是“正常地”行动，即自由地、有尊严地行动。他的行为固然是深思熟虑的，但他无意成为专职的殉道者，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自然，只能如此，别无选择。不这么做，就会失去做人的尊严，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他不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从事日常的，非如此不可的生存活动。其实，人总是有成为逆来顺受的被侮辱者的危险，也一直有不当这种人的机会。

   与责任相关，与个体存在的意义相关，以及与此意义的惟一与终极来源的“意义总体”相关的，是信念。初看起来，信念即是相信、坚信某些事情，但对于哈维尔来说，真正的信念具有原初性和根本性，它超越于对象。真正的信念是一种内在的精神状态、深刻的存在维度，一种或有或无，二者必居其一的内心指导。人若有了它，会把整个生存状态提升到更高的层次。

   谈起信念，它真使人感慨万千。从主观上说，它是高尚和深刻的，而在实践中，它有可能酿成残忍、流血、丧失人性。尤其是中国的第三代人，他们曾经为之自豪的信念，其实是盲信，他们为之骄傲的理想，其实是狂热。有人因为信念的欺骗而转向虚无，对许多人(包括更年长的人)而言，信念是悔恨之源。还有少数人，因为无法摆脱原初信念的羁绊，对飞速变化的现实，对沸腾的生活采取顽固不化的态度，以诽谤和诅咒来安慰自己。

   如果我们的信念造成了伤害，这是信念的过错，还是我们的信念过于肤浅?处于与我们生存境况相似条件下的哈维尔对此有深刻和精彩的分析。

   在哈维尔看来，信念是面向存在的精神状态，而不是把某种教诲、教义、决心固定下来。“我曾说过，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之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

   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瞒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存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毛主义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却增加了苦难，狂热的盲信者参与了镇压异端和大屠杀，只此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人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

   哈维尔被人们视为荒诞派戏剧家，当有人间到他的荒谬感和戏剧创作的关系时，他回答说，这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强调意义与荒谬的互补性：荒谬即缺乏意义，这种感受愈深，对意义由追求就会愈积极；没有同荒谬的经验作殊死搏斗，就没有要追求的东西；没有对于意义的内心深处的渴求，就不会被无意义所伤害。

   哈维尔曾经深入地谈起自己对于荒谬的体验：“人们可能以多种方式体验到荒谬：通过个人的自省，或通过交谈；它可能是一阵强烈而短暂的情绪，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深刻的、主导性的情感。虽然不能说荒谬感是我最强烈、最深刻和最基本的感情，但我觉得自己一直有看到世界荒谬一面的强化倾向，因此我可能比别人对这种情绪更为敏感。”“在我的理解中，荒谬感决不是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信念的表现。恰恰相反，只有那些渴求意义的人，那些把意义当作自己存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的人，才能体验到缺乏意义是痛苦的，更准确的说，只有他们才能领悟到这一点，在令人痛苦的意义缺失状态，它反而比在其理所当然、无可置疑存在时更真切地呈现出来，就像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身体好一样。我认为，真正的无意义和真正的无信念表现得大不一样，后者表现为冷漠、无情、自暴自弃，把存在降低到植物水平。换句话说，体验荒谬与体验意义密不可分，只不过荒谬是意义的另外一面，就像意义是荒谬的另外一面一样。”

   由此看来，对于荒谬，哈维尔这位荒诞派戏剧家和某些中国小说家的理解大不相同，对他而言，荒谬是令人痛苦、焦虑，理不当此的事，对某些中国作家而言，荒谬是世界的常态，是免去个人责任，令人宽慰的事。对哈维尔而言，荒谬和意义之间是一种既分又合、相离相依的辩证关系，而在某些中国小说家笔下，二者的关系不过是有你无我、相互否定。

   哈维尔下面的话更能证明上面对他的理解：“荒谬是这样的体验，某种东西有意义、应该有意义或本来能够有意义，即它本质上是有人性的，但它却全然没有意义，或丧失了意义。因此，荒谬是体验到与存在脱离接触，体验到赋予意义的力量的瓦解，体验到一种人性，它发现它欺骗了自己，‘迷失了方向’——正因为如此，它回归自己正确的道路：意识到意义的缺失，渴望意义宣告自己再次出现……荒谬是体验到面对存在之‘我’与屈服于现世存在之‘我，的对照，是体验到孤独之人与他自身的对照……在荒谬中，世界的异化并不是必需的，我们并没有被‘先在地’抛入荒谬中，相反，荒谬是这样的东西，它并不已然存在，而我们将自己抛入其中。难道这不正是真正的荒谬开始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