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社会是欧洲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欧洲特有的政治条件（存在与王权抗衡的力量）、法律条件（法制较为完备，司法较为独立）、经济条件（私人财产权利较有保障）以及孕育其中的历史条件的 特殊性（民族国家尚未形成，无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的庄园和城堡）有关，将"民间社会"作为概念框架引入作为研究当前中国社会变迁的理论工具，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学理问题。

   　　本文不拟进行精密的概念梳理和充分的理论阐论，仅对与民间社会有关的文化现象作出描述、分析和总结，在这种意义上说，本文的概念立场和葛兰西相近。用笔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民间话语空间已经出现， 但问题、困惑、争论也随之而产生。

   　　民间空间的发育本来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注意到民间文化空间的存在和对之进行热烈讨论，却伴随著一种巨大的心态转变。这种转变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时间标志：它发生在80年代末90 年代初。这期间发生的政治风波固然有极大的震荡力，但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却没有，也不可能发生突然变化。这次震荡，紧接著的沉寂、茫然，以及出乎意料的经商潮流，使许多人的心理和观察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社会问题成了视野中摆脱不掉，甚至带焦灼性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心理突变的带动下，民间社会问题在理论上的重要性，以及现实生活中种种意义深远的变化，才清晰地凸显出来。

   　　如果把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的情况作一下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的国情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面临的问题也不应该完全两样，但文化讨论和批评的格局却大大地变了。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像一大把同 质同构的铁屑，被置放在改革开放的巨大磁场中，革新与守旧、吸引西学和维护旧传统等大问题像磁铁的两极，使大多数人有固定的指向和趋向，人们可以观点各异，但问题和关注点归根结底是相同的。人们地位、身份 实际上不一样，但并未明确意识到有朝野之分、体制内外之别，人人都以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情投入"中国向何处去"的思考和争论之 中。

   　　在90年代，人们突然意识到，许许多多无法用以前的标准来定性和归类的文化现象已在不期然之间出现了，比如几乎可以用"泛滥成灾"来形 容的小品、随笔、报刊的周末版、商业性影视、音乐节目，总之，被人称 为"消闲文化"、"商业文化"，说不清是属于新还是旧，中还是西的东西风靡一时，与以前黑白两极分明的情况不同，现在出现了一大块灰色地带。有人试图以旧的框架对这块土地上的生长物分类，或褒或贬，或喜或忧，但最终只能显得自己的看法不伦不类。

   　　80年代讨论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未消失，并且在超过以前的广度和深度上被思考和讨论。但是90年代的讨论自发性和个人化倾向大大加强了。

   　　话语方式出现了明显分化，80年代观点各异，对立分明，但话语系统大致只有一个，90年代至少存在两个泾渭分明的话语空间。活动于一个空间的人对另一个空间中的概念、观点不是不懂，就是充满误解，而另一个 空间中的活跃分子则对相异空间中阶照常话语不屑一顾。在我看来，大多数有价值的讨论都是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的，其中的问题和结论并不以是否符合惯常观点为指向和归宿，而是就事论事。当然，这里也有标准， 比如对中国的现代化是否有利，是否符合学术规范，等等。当然，这里面也充斥著伪问题和洋泾□语言，但大致可以说，立论者是在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充当传声筒。

   　　在民间话语空间，争论相当激烈，比如对儒学的发展前景。对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不同观点交锋激烈，甚至很不客气，但这种争论和批判具有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的特点，即只是摆事实、讲 道理，不扣什么"主义"，什么"倾向"的帽子。而在另一个话语空间，则正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套，首先在动机和立场上定性。不过应当客观地说，后一种做法现在很少，职业性的批判家和嗅觉异常敏税的人活动空间是大大缩小了。可能是几十年来第一次，他们惊奇而愤懑地发现，"左"倾思潮不一定处于官方和正统地位，他们对于在野身份极不适应，大叫大嚷不能理直气壮地宣传这宣传那啦，其实，由于惯性，这些人心理上行为上还是十分有恃无恐的，只不过民间话语空间中平等、讲理的规则太难为他们了。但问题在于，只有民间话语才有吸引力，你总不能把大批判文章当广告一样出钱刊登吧。

   　　民间社会的存在使中国当前的文化形势呈现多元、复杂的局面，使许多习惯于单向或大一统思维的人感到不适应，许多困惑和文化争议由此而 产生。

   　　最能反映知识分子把握不住文化格局变迁和自己使命的，是有些人把自己的失落、惶惑心态向外投射，编织并反复述说一个关于90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形势的神话。根据这个神话，80年代和80年代之前中国文化的基 调充满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而90年代是世俗化、道德失范的；80年代的政治意识形态论争突然消失殆尽，商业意识取而代之，并对知识分子的生存地位造成致命威胁；因此，知识分子由处于文化、政治的中心地位而被 挤压到社会边缘，有人对此发出哀叹，有人聪明地证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是一种历史必然。

   　　其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十年变化虽大，但尚不至于使中国的社会结构、面临的主要文化问题和知识分子的使命发生根本变化。连续性蕴藏于变化之中，90年代的局面绝非与80年代迥然相异，充其量可以说，多元局面开始萌生，以前共处一个巨大磁场之内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以下试举两例详作分析，其内容都与前不久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有 关。

   　　在关于理想、崇高、市民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中，撇开一切枝节问题和感情因素，可以发现，参加论战的双方在价值取向上其实是基本一致的，分歧在于对危害现代化进程和文化建设的不利因素的认识和估计各 有侧重，而这又基于对当前社会发展所处阶段有不同看法。一方认为，革新与守旧的矛盾已由高雅与鄙俗、精神追求与放纵物俗的矛盾取代，原有的极左思想对现代化的阻抗作用表面上还存在，但实质上已不是问题，而 恰恰足世俗化引起的鄙俗化腐蚀了人们的上进精神，成了现代建设的大敌。而另一方认为这种看法是幼稚肤浅的，他们坚持，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一样，"左"倾思潮即使不是唯一的阻力，也是最主要的阻力，由于旧意识形态以理想、崇高、精神追求为旗帜，反对市场经济的建立，因此，对伪崇高的批判和消解起到厂为新时代到来开路的进步作用，对之进行谴责与声讨客观上有助于走回头路的倾向。

   　　大规模的、阵线分明的对垒战似乎已经结束，但隔膜和偏执显然继续存在。

   　　令笔者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在社会新旧交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人们会认定只有一种问题？最近一年中国思想理论领域发生的事情证明，"左"倾守旧的倾向远未消失，把消场经济导向当成资本主义大加挞伐的力量不但存在，而且异常活跃，断言政治意识形态业已消退，商潮成了对文化的最大威胁，显然是无视事实。

   　　但另一方面，以为极左的旧意识一直是、永远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也失之于对现实的变动缺乏应有的敏感。虽然反右、"文革"之类的教训应该永志不忘，但它们显然不是阻碍中国进步的唯一形式，历史和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表明，无体制的物欲、拜金主义的腐蚀也会成为一个文明民族的大敌。

   　　多元化局面显然包含地域差别这个因素，社会和生活环境的不同造成了知识分子心态和对文化时局看法的不同，虽然它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由于这一点很少有人论及，现在不妨尝试作一些分析，这里以北京、上 海、广州为代表以表明一种南北差异。

   　　前几年，知识界为经商下海潮所震撼，抢先入水者有之，证明其为新历史使命者有之，以悲壮的姿态表明誓死不屈心迹者亦有之。仔细观察，风潮涌动最厉害的地方是上海，为什么？在北京，开放程度最低，经商致 富机会最少，政治意识仍强于商业意识，不是没有人想下海，而是淘金必须南下，北京的文化人受攀比感染影响相对最小，因此显出一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气派。广州开放程度最高，淘金成了主流，少数文化的坚守者既不能靠呼应以成气候，只好各自埋头苦干。

   　　惟有上海，情况介于北京、广州之间，发财的诱惑力既强，机会也较多，但文化根基也有一定深度和广度，于是选择的考验最大，人格的分裂最甚，下海者欲在形而上层面找到合法性，留守者也需喧嚷呐喊给自己打 气助威。

   　　关于人文精神讨论观点的分野也有地域差异在起作用：京城的文化人易于感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左"倾余毒，而商品经济更发达的南方对俗文化、拜金主义的丑恶现象会观察更多，感受更深。

   　　在最近几年的文化讨论中，是否应该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是否应该坚持知识分子的道义立场，成了众说纷坛的话题，甚至成了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反对继续承担批判责任的理由大致有以下几点：知识分子应 该化解自己的精英意识、导师心态，不要以为自己洞悉历史前进方向，可以从事改造社会的巨大工程；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边缘化、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不要企图占居主流地位，垄断话语权力；知识分子应该适应 社会多元发展的局面，放弃以我为标准的心态，以低调代替高调。从以上几方面看，主张放弃批判立场和民间社会的形成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以上主张是不正确的，至少不切合中国当前实际，以下分四方面简述我的理由。

   　　第一，民间社会，依照公认的定义，与国家力量、政治意识形态有一定独立性，这似乎说明，我们以前在单一政治领域中习以为常的批判做法应当改弦更张。

   　　我认为，与这表面理由相反，如果在国家领域主要靠行政力量来规范人的行为，那么在民间社会，自发性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当记住一个关键的区别，以前的所谓批判是自上而下、运动式的，而在民间话语空间中进行的自发性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符合 "批判"一词的本来含义。

   　　第二，从目前事态的发展看，不能乐观地认为，从权力政治的构架中脱出的民间社会一定是一块健康、清新力量的领地。比如在农村，农民从大跃进的"放高产卫星"，文化大革命中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政治运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了，但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又陷入宗族式的政治、经济羁绊之中。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各国的现代历程表明，由于法制、文化等基础薄弱，随著经济发展出现的不一定只是人民期盼的民主、富裕，还有金权政治和文化，以及黑社会的沉渣泛起。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既起到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定向的作用，又有为历史条件先天不足补课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