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思想家的著作对人具有十足的魔力，同时又使人感到几许困惑和惆怅。它们有的象古希腊的帕德嫩神庙一般巍峨、华美、匀称，令人惊叹不已；有的象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那么冷峻无情、挺拔、直刺苍穹，令人感到自我的渺小和精神的威势；有的象纽约东河岸畔的现代建筑——联合国大厦，使人感到突兀和出人意表，但具有无法言喻的魅力。但是，当我们掩卷深思，往往发现这些书本向我们发出蒙娜丽莎般的神秘微笑，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它们是如何产生和成型的？大思想家们往往对此三缄其口，秘而不宣。留给人们的，是一连串的谜，或者是后人的无穷尽的阐释和发挥。

   不过，使人既感欣慰又感兴奋的是，当代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发表了他的思想自传——《无穷的探索》。使我们在领略他那丰富、深刻、敏锐有力的思想之余，得以窥视他内心深处的智慧之泉，循着他精神生长的历程在哲学和科学的王国漫游，最后把握住他的哲学的主要精神。

   波普尔的这部思想自传，正如它的标题所示，记载了他不懈努力，无穷探索的思想历程。它确实是“思想史的一篇卓越文献”，把他自己智识进化的历程，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气氛，知识发展水平和背景，刺激他的思想迸发火花的人和事，作了条理清晰，栩栩如生的描写。在本书中，波普尔记叙了他和维也纳小组某些成员的接触和交流，他和爱因斯坦的会见，与薛定谔的争论，以及和维特根斯坦的戏剧性交锋(被误传为他俩用火钳打了起来)，这些记载在思想史上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从波普尔的这部思想自传中我们得知，年轻时的波普尔从来没有想到要写一本著作，如果不是著名的逻辑经验主义者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和支持，他那本声名赫赫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恐怕是不会问世的。波普尔还告诉了我们一九三五年他和著名的波兰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在维也纳人民公园的交谈。正是塔尔斯基的关于真理的语义学定义的研究成果，启发波普尔建立起他的科学理论的逼真性的学说。

   波普尔的思想自传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个人智力的开创性活动的客观、真实的图画。这本书使我们看清了什么是他的天才和个性特征之所在，以及什么样的沃土、精神氛围和知识背景使得他的创造性思维开花结果。

   更使人感到兴味盎然的是，波普尔在他的思想自传中用了整整四节来大谈其音乐。他对复调音乐起源的思索，他对巴哈和贝多芬这两位大师作品的独具一格的评论，和他的科学哲学学说的核心内容：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发现的心理学还是发现的逻辑，主观的知识还是客观的知识，是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音乐，是启迪灵感的源泉；音乐，用它那非逻辑的语言印证了理性思维的重要结论。音乐、数学、哲学，这个神秘而不可思议的三位一体，在人类思想史上，象希腊神话中的美慧三女神一样相随相伴，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那里，我们一再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显现。有谁能解开这千古之谜？

   在思想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一次不起眼的事件触动了青年思想家的心灵，对他一生的思维、研究或政治活动起到了激励和定向的作用，成为他的精神发展的里程碑。据说，印度的圣雄甘地年轻时有一次乘火车遭到了种族歧视，这强烈的刺激改变了他一生奋斗的方向，使得他忘我地终生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而奋斗。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回顾他的哲学思想发展时告诉我们，他在一九○九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在会上遇见了意大利数学家皮阿诺，这件事促成了他的哲学分析方法和逻辑原子论的发展，是划分他的前期哲学和后期哲学的分水岭。波普尔在他思想的羽翼丰满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件。

   一九一九年，波普尔的故乡维也纳政局不稳，民心动摇，与此同时，他的精神也正值多事之秋。这一年的五月，爱因斯坦关于日食时的预言，被两个英国科学考察队成功地验证了。这件事使年轻的波普尔浮想联翩，这不仅仅是因为一种崭新的物理理论——相对论得到了人们的承认，使波普尔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对待自己理论的明确态度。爱因斯坦毫不含糊地宣布：如果他的理论在某些检验中遭到失败，那么他认为广义相对论是站不住脚的。

   波普尔在此之前思考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限？一系列的事件使他懂得了苏格拉底的名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这使他成为一个可错论者，使他清楚地意识到教条思维和批判思维之间的区别，由此提出了他的名噪一时的“证伪说”。他在一九一九年末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这种态度并不去寻找证实，而是去寻找判决性的检验；这些检验能反驳被检验的理论，虽然这些检验决不能证实它。”(《无穷的探索》，第36页)

   波普尔认为，爱因斯坦的态度是科学态度的典范，它提示：原则上的可证伪性是关于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之间分界的标准。“如果有人提出一个科学的理论，那么他就应该象爱因斯坦所做的那样回答这个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我会承认我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换言之，我会承认哪些可设想的事实是对我的理论的反驳或否证？”(第39页)

   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学说有两个打击目标，其一是要揭破伪科学理论的乔装打扮，其二是要反对证实主义和归纳主义这一类科学哲学中由来已久的正统见解。自从培根以来，经验主义的传统一直认为，科学始于系统、详尽的观察，在大量占有观察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法，就归纳和总结出科学理论。在波普尔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科学命题要具有经验意义，就必须在原则上能够由观察来证实。当逻辑经验主义者认识到完全的证实是不可能的(因为可以做无数个实验来检验一个科学陈述)时，他们以“概率”为武器打一场后卫战。他们宣称：虽然我们得不到完全的证实，但我们可以不断增加实验检验，以增加科学理论的经验内容，提高它的可信程度。

   波普尔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这种主张，他说，我们必须看到证实性实验和证伪性实验在逻辑上的不对称性：不管有多少实验是理论的正面证据，和可能有的无数次实验相比，概率是零，但一次证伪性实验就足以彻底判决一个理论不能成立。而且，高概率意味着内容空洞无物。比如：“明天下雨或者不下雨”的概率是1，但实际上并未报告我们任何关于天气的信息。所以波普尔说：“使一个理论或一个陈述成为科学的是它拒绝或排除一些可能事件的能力——禁止或阻止这些事件的发生的能力。因此，一个理论禁止得越多，它告诉我们得就越多。”另外，正面的证实是没有的，只有经受住了证伪的理论才可以算是暂时地得到了证实。

   科学理论，是从哪一点迈出第一步的？科学理论，如何从简单、低级形态向复杂、高级的形态过渡？传统的回答(也是直观的回答)是：科学始于观察，科学家在开始阶段就象勤劳的蜜蜂采集花粉一样辛苦地收集事实；常年累月，科学家总是不断地给知识的大厦添砖加瓦；理论的涓涓细流终于汇入体系的长江大河，最后流进真理的海洋。波普尔首先把他那证伪学说投向这熟悉而又简陋的理论，他听到了理论框架开始发出破裂的声音。他丢弃了这个陈旧的说法，提出了一个具有极度变革性的科学理论发展的动态模式。这个模式可以简略地概括在以下图式中：P1→TT→EE→P2。这里的P即问题(Problem)，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或者是由于发生了某种意想不到的事件。这既可能是有机体(从原生动物阿米巴到最高级的人)通过演变而适应环境，也可以是科学中理论与观察的矛盾。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理论上有所建树的首要条件。式中的TT即试验性理论(tentative theory)，问题和理论是以某种方式一起产生的，理论是大胆的猜测和假设，是自由的创造，是解决问题的尝试。式中的EE表示排除错误(elimination of error)，即对解决同一问题的各种理论用实验进行批判和反驳，找出什么地方出了错误。通过这种排除错误的检验，淘汰掉不合适的理论。波普尔强调，被证伪的理论不是毫无价值的，它们为选择最好的理论作出了贡献。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通过了严峻的实验检验，暂时还没有被证伪的理论。波普尔的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科学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后面的问题已经不是开始时问题的重现，科学理论在经历了一次这样的循环之后，还会按这种节拍发展，愈加趋于高级。

   波普尔的这个模式，意在打破两个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个是，理论是对现实的概括和反映，它好象是一幅外部世界的图画。反映有是否准确和全面的问题，图画有是否相象的程度问题，但其本质总是一个照像或模写的问题。波普尔坚决否认这一点，他认为理论只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理论如果未被否证，永远是假说或猜想。另一个观念是，科学的进步在于观察的积累。波普尔主张，理论的进步在于经验内容的丰富，对于世界的情况告诉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但一个理论说得越多，它排斥和禁止的东西就越多，因此否证它的机会就越多。在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较好的理论推翻较次的理论，内容丰富的理论取代内容贫乏的理论。

   如果说人是造物主的得意杰作，那么人类开出的精神之花则是这个宇宙中的精华之精华。然而，这艳丽的精神花朵使人类陷入了多深的困惑之中啊！这种困惑纯属哲学性质，即：人类的精神产品的本体论地位如何？请思考这个例子，美丽的维纳斯使人赞叹，若究其根本原因，是她的“质料因”还是她的“形式因”呢？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否定前一种原因，因为维纳斯之美，和塑造她的是大理石、石膏，还是别的什么质料，是没有关系的。她的匀称、和谐、美以及凝神的表情，使她别于其他类型的人体美，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因”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这和大理石、石膏等物的物理属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既然维纳斯有自己的自律性和自足性，人们似乎有理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赋予她一种实在性。另一类例子是“数”，自然数是人类的发明，但它们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再受人的意志的支配。我们来看一看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可以姑且假定它是正确的定理)：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可表示为两个素数之和。它的存在既和某一个叫哥德巴赫的人把它提出来无关，也和另一个数学家(我们希望是陈景润)对它作出严格的证明无关，它的存在是自然数本身决定的，和人的意志、人的愿望、人类的一切精神状态无关，这种独立于人的意志和精神，自身独立存在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具有某种实在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