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人真是了不起，在经历似乎绵延无期的民族苦难的同时，向世界贡献了两位伟大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和瓦茨拉夫•哈维尔。两位世界级大师在中国的命运大相径庭，昆德拉的作品被广为译介，而哈维尔则是只知其人，未见其文。昆德拉被文化人津津乐道，可以夸张一点地说，在一些人中间，已经形成一种“昆德拉情结”或“昆德拉精神”，作为生活与写作的资源，而哈维尔的精神和形象则使某些人烦恼、不安，其结果是故意的冷淡与缄默。事实上，不少人对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心知肚明，两位作家的思想和言论无疑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立场和生活态度。我对两位作家都很喜爱和尊重，认为两人思想深刻程度不分轩轻，决无推祟一个，贬低一个之意。但我想矫正对昆德拉的某种误读，还想把中国人在明显偏好之下藏着捂着的一些东西抖落开来。我的理解和阐释可能会受到批驳，这不要紧，有话明说总是一件好事。

   在昆德拉笔下众多男女主人公中，萨宾娜最有才华，最能洞穿世事。如果说，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是一个见仁见智、谜语般的概念，那么萨宾娜的行为和感情就是破谜的解码符。萨宾娜是背叛的象征和符号。一连串的背叛使人直面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走到了尽头又怎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如果说“背叛”这个词因其道义色彩而不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习惯，那么“消解”或“解构”立即可以成为代替词。背叛即是对固有价值的消解，对既定意义的解构。人生而处于一套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之中：对亲人的依傍，对故土的眷念，对友谊的诚挚，对爱情的忠贞，对社会、历史责任的承担。这一切像地心吸引力一样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托，但有时会以戏剧性的方式让人经受选择和决定的考验，它们这时就成了负担，令人感到不堪其重。轻，则是层层消解之后无重力吸引或牵制的感觉，它既可能产生自由不拘的快感，又可能产生无所依凭的空虚和恐惧。

   消解的前提条件是思想的力度，直面虚空则需要勇气。

   与萨宾娜恰成鲜明对照的角色是弗兰茨，被萨宾娜背叛得最无情的是弗兰茨。也许，在某些经历了解构主义洗礼的人看来，弗兰茨象征了天真的理想主义和幼稚的人道主义，对西方主流话语缺乏反思。他就读于巴黎，天资不凡，20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以后在事业上一帆风顺。但他不满足于学院式的成功，认为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与人们并肩游行，同声呼喊，他要为真理和正义战斗。弗兰茨对萨宾娜的爱慕掺杂着这种理想主义情结，每当她谈起自己的祖国，他听到“监狱”、“迫害”、“坦克”、“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他认为，这位来自苦难之乡的女性，进入他那宁静平庸的生活，就像格列佛进人了小人国的领地。显然，弗兰茨的爱慕，除了情与性，还带着观念色彩。当然，很难说这种观念的成份，应该受到尊重还是轻视。

   尽管弗兰茨对萨宾娜极尽倾慕呵护之能事，但在心性更高、阅历更深的她的心目中，他并没有多少分量。萨宾娜认为“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惟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但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从一般的标准看，弗兰茨近乎完美元缺：学术上的成功、文化修养和艺术鉴赏力，此外，他英俊高大，风度翩翩，更难得的是，他健壮有力，曾当过拳击冠军。“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当弗兰茨温柔地向她表白“爱意味着解除强力”时，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他。

   当弗兰茨既出于爱情，又出于正义冲动好不容易背叛家庭时，萨宾娜却背叛了他，不留一句话，悄然而去。萨宾娜的背叛是轻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胜利是巨大的苦难代价之后的报偿：它将无家可归、亡命天涯的人对好心肠的施恩者在精神上的优越感暴露无遗。对少数优秀者而言，苦难可以转化成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四海漂泊，这财富却永不离身；他们受人救助，但从不仰人鼻息，永远心高气傲。应该注意，萨宾娜的轻并非生就即轻，而是经历了许多重之后的轻；没有重也没有轻，否则是漂浮之轻，而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萨宾娜离弃一位西方优秀的文化人，也不过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已。

   在继续根据昆德拉的文本谈论轻与重之前，我止不住想就刚才所谈发表几点感想。

   首先，我觉得昆德拉对于西方的文化精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刻薄和怨毒心态，虽然我知道出自东欧国家的文化流亡者或移居者往往如此，但我原本期望昆德拉会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昆德拉描写过无数次做爱场面，他笔下的弗兰茨和萨宾娜最后一次交欢的场景，真使人感到惨不忍睹：

   ……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像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睛嗷嗷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像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根据昆德拉的安排，弗兰茨参与了西方文化精英进军柬埔寨的作秀式闹剧，在垂头丧气、无功而返的途中，被曼谷的一帮抢劫者杀害。更具讽刺性和更为刻薄的是，死了的弗兰谈最终还是属于他曾经背叛过的妻子。读到这里，我不但颓丧，而且绝望，如果弗兰茨的命运果真由别人安排，我不禁要为安排者如此刻薄而感到寒心。

   如果允许扯远一点，我在此想指出，弱势民族中，抱怨和不满西方文化精英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受惠于西方社会中无权无势的热心人，一方面又爱摆出既要吃又要骂的姿态。这倒不是因为“给了人情反招恨”的心理情结，而是因为施恩者被视为肤浅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者而让人感到受不了。同情也罢，欣赏也罢，人家熟悉的毕竟还是自己的东西，再有理解的愿望，也难于到位，再使劲帮忙，充其量也只能把你安置在边缘，摆弄成配角。于是，那些穿透力极强的眼睛，终于发现恩主们到底还是白人文化中心论者，是新的救世主、新的文化殖民主义者。我不明白，那些热衷于在西方卖国货，又回过头来对国人大谈自尊的人，为什么要假定西方的文化人非得完美元缺不可，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楔而不舍去讨没趣，讨气受?

   许多中国文化人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就解读出一个“轻”，这轻使他们摆脱了道德规范、社会责任的重担；这轻使他们逃离价值的约束，标准的衡量；这轻使他们无拘无束，为所欲为；这轻使他们像膨胀了氢气的气球，脱离地球重力的吸引，飘飘然上升，乘风而去。不知是无意还是故意，他们没有解读出昆德拉作品中的重，他们没有看到，昆德拉所描述的、萨宾娜所经历的轻，是人的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这轻和重联系在一起，没有重，则不能言轻。

   萨宾娜，这个象征轻的符码，在暮年以轻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也用重来刻画自己挚爱的情人托马斯的一生。

   托马斯夫妇是幸运的，苏联军队入侵之后，托马斯以自己的名声，被西方医学界同行安排出国，在瑞士获得一个不错的职位。但特丽莎忍受不了国外生活的轻松悠闲，她返回布拉格。托马斯在轻与重之间有好一阵挣扎：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永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他不断警告自己不要向同情屈服，同情心则俯首恭听，似乎自觉罪过。但同情心知道这只是他的自以为是，还是默默地固守自己的阵地，终于，在特丽莎离别后的第五天，托马斯告诉院长，他得马上回去。院长是帮助托马斯逃离灾难的人，他不理解，他生气了。他质问道：“非如此不可吗?”托马斯答：“非如此不可。”

   托马斯面临的另一次抉择是在声誉和他称为生命意义的东西之间作出权衡。托马斯曾写过一篇短文，主张曾经制造过冤案的人不能以自己不知情或信仰纯洁而开脱责任，苏军占领期间，有关当局命令他收回此文，不然就不能继续从事医务和科研工作。尽管所谓收回只是私下写个纸条，尽管周围的同事都料定他会妥协，尽管他在自己的职业中寄托了生命的意义，但他拒绝收回。他沦落为窗户清洗工，最后移居穷乡僻壤，在一次车祸中死去。其实，他可以轻轻松松地另作选择，保留生活中他应得的一切，但他以自己后半生的生命为代价，选择了重。

   自进入如年代起，中国知识界对于80年代文化热中自身的形象和作用作出反思与批判，以前公认的价值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定。在这思想文化氛围大转换的过程中，昆德拉的作品，与其他思想资源(比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哈耶克和柏林的保守自由主义观点，等等)一道成为武器或说辞。不少人认为，80年代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从事思想启蒙，这种做法在如年代再也行不通了。还有人认为，80年代的启蒙话语表面上是以新(科学、民主)反旧(封建专制余毒)，实质上是以旧反旧，因为那种以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为基调的话语，虽然在内容上与旧话语相反，但结构上是相同的，即具有集体性、强制性、垄断性，真正的新话语应该纯粹是个体性的，应当不落政治和历史的窠臼，彻底的新应当是对道义、责任、使命、真理等等的拒绝。

   昆德拉的作品似乎提供了文本依据。

   昆德拉议论说，争取自由、正义，反抗暴政的政治运动虽然像是令人陶醉的伟大进军；但实际上是一种政治媚俗，它对局势的改变于事无补，那些参与者不过是要表现自己的无所畏惧，因此，在他的笔下，欧美文化名流进军柬埔寨充满了出风头和倾轧，纯属一场闹剧。在托马斯拒绝签名的场景中，昆德拉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