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不是圣徒，不以道德形象感召人；学者不是先知，不用关于灾难或得救的预言慑服人；学者当然不是政治家，不靠意识形态的宣传争取人，学者把自己的话语置于公共的智识空间，使某种道理成立，使某些迷信或成见消失。最好的学者是思想家和智者，表达人类的理想，探索宇宙和人自身的奥秘。学者与宗教领袖的区别是，他必须为自己的观点提供证明，必须接受不同意见的诘难。

   　　学术话语的公共性使得出场的只是论点和论据，而论者的身影藏匿起来了。这种情况在很多时候是正常的，可以把学术话语空间比喻成纯粹透明的逻辑力场，论点的真假值只与论据有关，和论点是谁提出，立论者的身份、人格无关，和提出论点的动机，形成论点的心理过程无关。但在中国，文与人的关系一直较为密切。在9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的出现与交锋往往反映了学人的生存体验，折射了时代的矛盾与变迁。在五光十色、扑朔迷离的文化场悬中，人们有时不仅对登台出场者口中的戏文感兴趣，也对演出者的心态感兴趣。

   　　近年来，我在学术思想上致力于捍卫某种立场、阐明某些观点、批驳某些论调。现在，我谈谈其中的内在原因和种种考虑，谈谈形成我的观点的过程和条件。我已经构造了一小片固化、静止、冷凝的地壳，下面描述的是流动沸腾的岩浆。这熔岩既是表壳的支承，又是缺陷和罅缝的原因。

   　　在中国士大夫传统中，做学向，当学者，意义不证自明，不证自大。有抱负的士人追求“立功、立德、立言”，立言成了人生追求的上乘之选。可不是么，“文以载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一介学人，果真能如此顶天立地、气势如虹么?还有，除了被动地遵奉“庙堂、江湖”传统，难道找不到更切近的理由阐发学术生涯的意义?

   　　思想的力度在于彻底，意义的根本在于使问题发自生命本身。

   　　当我开始对生命有所思索和领悟时，我发现最严峻而无可回避的事实是：个体生命是有终结的，但是精神上的延续却有可能。如果你看重生命中精神的一面，你就有福了，赐福于人的是文字。1971年时；我是下乡知青，曾以自学英语3个月的功力翻译了一首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每位佳丽总要减容失色，

   　　不是意外事故，就是光阴流转，夺人姿颜。

   　　但是，你的青春不会消逝，

   　　你的美色永不衰退；

   　　死神无从夸口，说你在他的阴影里徘徊，

   　　我那不朽的诊笔赋予你永恒的生命。

   　　只要人能呼吸点要有眼识字，

   　　这首待就万世流传，你也将获得永生。

   　　莎翁的诗句提示，我的精神生命来自他，来自柏拉图、康德，来自屈原、司马迁等等，来自他们那美妙神奇的文字，如果我也能奉献上一些传世文字，我的生命将随之传续，汇人人类的永恒。

   　　我承认，这种人生观说俗了不过是“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但比起“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军人，比起用千万人的血肉构建金字塔、皇陵的法老和帝王，文字是洁净的，墨水决不带血腥味。

   　　如果说，文字是精神生命新陈代谢的载体，那么文字表达的思想，支撑思想华美穹顶的椽柱与地基的学理，则是精神生命的本质和内内涵。生命随思想而升华，存在的地平线随知识的扩张而远退，意义籍追寻智慧的活动而丰富。我视生命的特征为超越，它可以凭借自身而超越自身，它颖悟自己越深，所知宇宙越多，它的变易越大。我不知这种探索将把自己带向何处，也许，其终点就是佛法中“成正果”的境界，也许，并没有终点，只有无穷无尽的探索，无止境的思与求知，但探索的过程本身就令人心满意足、心旷神怡。

   　　必须承认，我认同西方近代传统中浮士德精神的价值，拒斥中国古代传统中“内圣外王”之说。我理解的浮士德精神，就是不停息地追求智慧和知识、为了解悟人生和世界的奥秘，追求者不惜与魔鬼打交道，做到极致时；甚至可以把灵魂作为赌注或代价。但说到底，追求的目的是自我的满足和完成，与圣人所言“朝闻道，夕死可矣”相类似。而“外王”之说，似乎脱不掉功利的含义。当然，如果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即精神超出自身，与世界相遭遇之后又返回自身来说明，或以佛学中“普度众生”之说来阐释，那么外化不但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

   　　我愿意说明，作为文化和价值的多元论者，我既不认为以上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对于学术道路的选择是最好的，也不鼓励别人认同我的理解与选择。我只想说，我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道，它使我不至于在世俗生活的波折面前凄凄然、惶惶然，它使我内心宁略和光明，虚无的黑暗无法吞噬和侵蚀我的心灵。

   　　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80年代的思想主流被斥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臣服(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批所谓“全盘西化”论)，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进步的“五四”传统，开始被否定和清算。在这场民间色彩甚深的思想学术角力中，我全力以赴地捍卫“五四”的启蒙传统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垒一直存在，阵线越来越分明，分歧越来越尖锐和深刻。在争辩中，我已在学理上作了许多阐述。我认为双方观点的对立与个人经验有关。学术立场的不同和代际差异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年长的学人，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启蒙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是值得献身的目标。但新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却以种种奇谈怪论企图消解公认的理念和准则。

   　　作为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者，我清楚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登陆中国的思想背景。我对这种思潮后果十分忧虑，但我不愿把事情说成是对立双方的动机有善恶之分，我不时反省自己的立场，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严厉盘查自己的经验。

   　　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和“后”学家们宣称，启蒙不过是近代西方的神话，科学、民主、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念预设了真实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预设了普遍的人性，普适的价值标准。这些预设和普遍主义原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它不过是反映了中国知识界迷恋现代性而不能自拔的精神状态。对上述说法抗拒的动机和批驳的理念资源首先来自“五四”传统，但对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归结为西方思想文化扩张的结果。我自问，我对西方文艺复兴狂腮突起冲破黑暗，打碎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神往，被陈独秀、李大创、鲁迅、胡适的文字感动，原因何在?如果只有阅读经验，那它是否经得住解构的拆卸和侵蚀?

   　　所谓启蒙，按康德的论述，就是人摆脱不成熟状态，敢于运用自已的理性，摆脱权威的束缚。我经历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虽然当时年少，但对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足供现在反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知道人类历史上确实存在理性黑暗时期，数亿人似乎只有一个脑袋，其余的人岂止是不成熟，其狂热、盲从、迷信简直有如白痴。那时，全国的报刊宣传粮食亩产不是平常的400斤、600斤，而是几万斤，十几万斤，但到头来饿死几千万人；那时，人们必须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打碎一尊领袖塑像，污损一张领袖画像而被捕入狱；不少人因为探讨真理和讲出真话而惨遭迫害失去生命(比如遇罗克、张志新)。甚至在宣布黑暗已过，新时期到来之后的70年代末，还有人因为坚持批评领袖的错误而遭枪杀，还会因为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种常识而发生反复、曲折的斗争。

   　　我的生活经验告诉我，在中国，理性随时可以离失，科学还需努力坚持和推行，民主是一个尚待实现的梦，因此，启蒙是数代知识分子努力的方向。由此上溯至本世纪初，可以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必然合理，是中华民族在现代觉醒的第一步。五六十年代的悲剧表明启蒙精神的丧失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90年代初各种“后”主义的泛起，其客观效果是要中断80年代新启蒙的合法性。

   　　90年代初，我在上海与一批学者聚会，当我提到“文革”、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时，一个致力于“后学”的年轻人轻蔑地拒绝我时以上事件的价值判断，他说，那些事件和历史上任何其它事件一样，都是文本、符码，供后人从任一角度解读、解构、阐释，不能把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价值加在它们上面。我惊憎得几乎无话可说，对以上事件的价值判断，他说，那些事件和历史上任何其它事件一样，都是文本、符码，供后人从任一角度解读、解构、阐释，不能把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价值加在它们上面。我惊愕得几乎无话可说，我只想知道，如果他经历过那些残忍与迫害，是否还会坚持那种轻松、超脱的“后话语”。

   　　在90年代中期，有“后学家”把一些老知识分子控诉“文革”，披露自己遭遇的作品斥为揭家丑，讨好西方。有“新左派”理论家主张可以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又来一次”中吸收制度创新的启发因素；对此，我深感悲哀，我希望他们能够把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弄清楚之后再发高论。

   　　阅读经验是个人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发现，后学家们大多有贪新追潮的习惯，他们对西方学术只知其流，不知其源，只对20世纪的二流著作作一鳞半爪的了解，对十八、十九世纪的经典文献无暇顾及，Z逞论更古远的典籍；只从文学作品的解读技巧中吸收养份，对科学、宗教、形而上学的背景十分隔膜。他们把当前美国大学校园中政治文化泛起的杯水风波当成西方思想文化的主流，对西方思潮的历史流向缺乏整体、宏观理解，从而缺乏健全感和均衡感，抓住一点，不计其余，无心去理解整体结构，而津津乐道于某些征候和隐喻。我坚信，就像经济、历史发展阶段不可跨越一样，上一世纪的西方思想学术成就对今日中国的文化建构仍末丧失其意义。

   　　90年代中国民间思想文化舞台热闹非凡，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后现代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等纷纷登台亮相，这些不同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启蒙精神、现代化导向和全球化趋势表示质疑和不认同。这种倾向令人忧虑，惟一能援引的、理智而现实的思想资源是自由主义，对中国人而言，重温自洛克一路下来的古典自由主义，很有必要。从正面和建设的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十其最终和主要目标应该是达致宪政体制——也需要参考借鉴自由主义的思想和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