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是多事的一年，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我自己。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依次对牛津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的中央研究院作学术访问。台湾的大地震并未使我惊恐，但人在大自然威力面前的脆弱，人在无助的境况下的绝望，仍使我感慨万千。当大陆因为异乎寻常的事件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度和激动时，我正在太平洋的彼岸埋首苦读，我未分享同仇敌忾，但决非冷眼旁观。我认真思考，知识分子在重大事变发生时，如何尽自己的职责。

   　　对于新的千禧年和世纪之交，我并不特别看重。但也许是出于碰巧，我这一年的著述多与历史有关。《蓦然回首》是我对于1966年至1976年10年经历的一部回忆录，《形形色色的造反》则是对同一时段的学术研究和理性分析，收入“第三代学人自选集”的一书叫做《告别20世纪》，而另一部文稿则以《直面历史》为书名。历史感应该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素质，虽然他们在历史上并不特别重要——尤其在中国。

   　　学者面对有形的外部力量，往往是不堪一击，但有一种内在精神，却无比强韧，从古至今一直贯穿、孕育着人类的精神文明。自学术生涯开始，古希腊晚期的一个事件、一种形象，一直是激励我的源泉。当罗马军队在公元前212年攻破叙拉古城时，伟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才的发明家阿基米德正面对沙地上的一幅数学图形凝神沉思。当罗马士兵将剑高举时，他只是安详地说：“别踩坏了我的图形！”学者并不意味着勇士，更不等同于烈士，但万一不幸处于苦难的时代、悲惨的国度，万一偶发事件突然降临，他会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哪怕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中国传统学人的理想追求和人生境界是什么呢？我认为，除少数不自量力、一厢情愿者想“为帝王师”外，多数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时至今日放眼望去，情况仍基本如此。当然，也有少数志士仁人，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但对于中国学界来说，如果“为学术而学术”这个并不高（当然一点也不低）的标准不能成为共识，那么学术的发达是没有希望的。

   　　学者似乎天然具有理性的禀赋与冷静的气质，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情况其实不然。罗素在回顾自己一战的经历时，曾经痛心地指出，学人们是多么地短视、盲信、跟风和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剑桥大学，学术精英云集，面临日益逼近的危机，人们立场超脱、见识高远、思想睿智。罗素发起签名运动，许多教授和同事起而响应，坚决主张英国应保持中立，不卷入不正义之战。但战争刚一爆发，随着政府掀起的战争歇斯底里和民众的狂热，大多数签名者马上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极端爱国主义者，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被抛到九霄云外，批评政府的人变成政府的战争政策的坚定拥护者。罗素对此惊讶不已，但对于自己该做什么毫不犹豫，他说：“当战争来临之际，我觉得似乎听到了上帝的声音。我知道我的责任是抗议，不管抗议是否有效。我的整个身心都投入了进去。作为热爱真理的人，所有交战国的民族主义都使我恶心。作为文化的热爱者，回复到野蛮主义使我吃惊。”罗素不是基督徒，他所说的上帝的声音，其实发自他的良心。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受到了严峻的考验。我现在不是想指斥那些弃学经商，在下海的浪潮中捞一把的人，也不是想揭露那些在化公为私、权钱交易中分一杯羹的人。90年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社会心理的急剧动荡，各种矛盾的纵横交错，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难于定位，守望良知变成一个比“要做好人”或一般地坚持道义立场远为困难的事。良知需要智慧支撑。

   　　高度指令性、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已到穷途末路，超越市场经济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乌托邦早已失败，中国在十分不情愿和反复中开始向市场化转型。这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贪婪和无耻急剧膨胀，血汗与泪水的控诉不绝于耳，与此同时，新的生产关系、经济交换方式、人际关系和思维习惯也缓慢地形成。现实中的丑恶比比皆是、触目惊心，但问题出在哪里？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还是斯大林模式改头换面，权力仍然是社会生活的腐蚀剂？知识分子既要谴责批判，又要清理历史，如果责任或罪过能分主次的话，我们是盯住专制权力，还是经济资本？

   　　当知识界意识到社会公正已成为今日中国之重要问题时，问题变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许多人的态度是：在二者中只能择一。

   　　我拒绝这样的立场，我决不认为不公正的根源仅仅是市场经济。我的经验告诉我，在60和70年代，当一切自发的经济活动萌芽都被扼杀时，根本谈不上公正，虽然在表面上，大家同样地一贫如洗。我当然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公正问题，而且很严重，但我决不认为当今发达社会中的公正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的问题。

   　　作为负责任的学者，我们应当追问和研究：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公正和正义？

   　　我不满足于业余水平的回答，于是在两三年前转入政治哲学领域。我发现，公正问题是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界最热闹的话题。许多当代最重要的思想家，如罗尔斯（JohnRawls）、诺齐克（RobertNozick）和德沃金（RonaldDworkin）的学说令人瞩目，其观点引起广泛研究和争论，就是因为他们在公正问题（或者说自由平等的关系问题）上有独创性贡献。这些大师的著述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和鼓励，罗尔斯的恢宏气度和建构能力，诺齐克的雄辩与透彻，德沃金的精思巧辩的平衡术，常常使我掩卷叹服，同时也产生投入思想竞技场的跃跃欲试的心理。我和他们一样，把个人自由放在思想辞典的首页，同时力求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寻求平衡，和所有的人道主义者一样，我不能对不幸者、社会上弱势人群的呼号充耳不闻。当然，我也充分认识到，自由与平等的悖论，是人类历史上许多世纪积累下来的难题，任何推动其解决的努力步骤，都有莫大的意义。

   　　国际学术前沿话题和对自身社会中尖锐、迫切的问题碰巧有极大的相关性，这自然使我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顾。但是，我仍有这样的一份清醒，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可能这么便宜地和国际学术接轨。中国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粗鄙性”，沉缅于当代学术话语可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我们决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头脑搅昏，自欺欺人。打个比喻说，西方的问题有点像工人和雇主订合同时，争论劳动力和资本的份额回报，以何种比例为公正；而中国的问题是，当小偷和强盗以非法手段窃据财产时，有没有警察。形势甚至可能严峻到这个地步，当警察也开始偷和抢时，该怎么办？当然，比喻总是有局限性，不免不恰当。社会公正问题，中西社会毕竟有共通之处，尤其从学理上考虑，更是如此。

   　　我不知道我的思考和研究将导致什么结论，我只知道，从2000年起，我必须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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