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标题中的“公权”，指在公共事务中之权，既指应享受、应受到尊重和保护之权利，也指可及于他人、影响和制约他人的权力。知识分子不是掌权者，但一旦介入公共事务，比如办报纸或杂志，在享受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时，也具有某种调动、分配甚至垄断某些力量（比如舆论、荣誉）的能力。如何恰当界分权利的合理享有与权力的滥用，是一个难题，因为中国一般的知识分子似乎长期没有权利感，更与权力无缘，他们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中不能学习、培养起当适的权利与权力意识，又没有机会在社会实践中养成明确区分公私事务的习惯。

   近年来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新左派理论涌入中国，“话语霸权”使用频率颇高，这本可促使人们考虑文化、文化人与权力的关系，但实际上对知识分子自身认识的提高没有正面作用，反而成了随时可用的，既可攻击别人又可替自己辩护的投枪和挡箭牌，麻痹了自己。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的（缓慢、艰难地）发育、成长，知识分子毕竟要面临公私权利和权力的合理运用问题。2000 年发生的“长江《读书》奖”事件，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观察、检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机会。《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的编者前言说：“可以有把握地说，无论是参加者之多还是学术影响、社会反应之大，像‘长江《读书》奖’这样富有多重意义的学术讨论，实际上是可遇不可求的，至少是不多见的。说这将是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一页，何尝没有可能呢？”我认为，它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反省、摆脱旧习惯，增强理性和公共意识，具有开端意义和长远意义。

   “长江《读书》奖”由北京三联书店《读书》杂志与香港长江集团李嘉诚基金会举办，设3 个著作奖，每部30 万元人民币，3 个文章奖，每篇3 万元人民币，奖金总计为99 万人民币。首届特邀名誉主席为费孝通，负责评选的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为《读书》执行主编汪晖、黄平，以及学者汪丁丁，还有常设执行机构工作室，由《读书》杂志和港方基金会选派人员组成。评奖工作早在1999 年10 月启动。

   2000 年6 月9 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和评论，介绍“长江《读书》”评奖和获奖情况，记者在报道中说：“这次奖项，引发微词的是费孝通的《费孝通文集》，汪晖的《汪晖自选集》和钱理群的《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因为费孝通是特邀名誉主席，汪晖是学术委员会召集人，钱理群是评审委员会成员。”评论中说：“有关的非议之一，是关于汪晖及其《自选集》应否得奖。汪晖先生的学术成就可以暂放一边，汪晖先生的身份（《读书》主编）就使他的获奖令人存疑。”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由此在学术界文化界热烈展开。

   《读书》的老作者参加了批评。葛剑雄在“我的遗憾 我的希望”中说：“我最大的遗憾，是这次评奖违背了一条基本规则——主办者不得包括在评选范围之内。”他认为，《读书》解释说汪晖评奖时不在国内因此不存在违规，这是站不住脚的。问题不在于他是否在国内，他始终是《读书》的主编，而且是评奖的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葛剑雄建议汪晖放弃获奖，认为这是解决问题，对自己、对《读书》最好的办法。 雷颐在“爱护‘民间’”中认为“评审委员会明显缺乏广泛性……15 名评委中，与汪晖先生同一学术流派、观点的就有好几位，而且，其中有两位都来自汪晖先生的工作单位”。他还说，正因为“长江《读书》奖”是一项民间活动，我们就应当缜密周全、严格要求，以表达爱护民间的立场。

   网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以其即时性、大容量、提供讨论平台等特点使人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事务有了可能。在旌旗网站之后，思想的境界、中华读书网、世纪中国等网站成了及时、热烈的讨论园地。诸多平面媒体也在《南方周末》之后关注、报导、评论这次争论，其中有《文汇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青年报》、《文汇读书周报》，乃至远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日报》。后来，像《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界》等学术刊物也陆续发表相关文章。

   《北京晚报》6 月29 日发表评介文章时使用了通栏大标题“这样的学术评奖还不是丑闻？”以及副标题“指导委员会特邀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应该不应该，《读书》杂志执行主编汪晖获专家奖应该不应该，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应该不应该”，这引起了北京地区众多读者的关注，也引起《读书》方面的愤怒抗议。

   被批评方面迅速作出强烈反映。

   汪晖于6 月22 日让最早关注这场争论的旌旗网站发表他的旧作“‘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这是他为《鲁迅与他的论敌》一书写的序。很多人不解其意，鲁迅的旧文和当前的评奖事件有什么关系呢？一些人想想之后作了如下解读：汪晖自比为鲁迅，批评“长江《读书》奖”的人犹如鲁迅的论敌，他认为情况如同当年鲁迅被黑暗势力包围，受到小人攻击。

   然后，汪晖发表“我对目前争议的两点说明”。 汪晖在声明中说，他在长江读书奖公布并发生争论后，曾经3 次致函评审委员会表示辞谢。他还说：“在这次有关评奖的议论中，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毁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

   7 月7 日《中国青年报》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长江读书奖”工作室人员舒伟说：“李嘉诚基金会方面对各种谣言感到气愤，并考虑对谣言制造者或媒体追究法律责任。”评委万俊人说：“中国某些文人德行太差，不就15 万元吗！”“汪晖一篇文章在美国获奖奖金就是1 万美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点儿奖金。” 作家余华也发表了类似看法，他7 月17 日在博库网上说：“可以透露一下，国外那些大学请他去做访问学者都要排队的。”“我去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那里的人就对我说，我们请不到汪晖。人家给的是巨款啊。”

   三联书店负责人董秀玉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说：“这段时间以来，无论报纸还是网上，针对《读书》以及‘长江读书奖’的各种言论来势凶猛。只可惜，我至今没看到一篇学术讨论范畴的文章。这所有对《读书》的围剿，到底为的是什么？！”还说汪晖“平白无故地遭到了百般的诬陷和指责，成为某些人攻击和企图扼杀《读书》的标靶，这实在是太过卑劣的手法。”对于“《读书》执行主编该不该参加评奖”的问题，她说：“我认为应该。他们是学者，作为《读书》主编参与此项活动，没什么不妥。”

   7 月13 日，“长江读书奖”工作室在《北京晚报》上说：“有个别人，出于一己的动机，无视最基本的事实，制造‘丑闻’‘腐败’等种种耸人听闻的言论，混淆视听、蛊惑人心。事关原则，我们必须指出其恶意中伤、诽谤的实质，并保留追究的权利。”工作室还指责《北京晚报》6 月29 日的通栏大标题是“明显的诽谤”。董秀玉也指责这篇“综述文章发表，谎言公然造到了正式的公共媒体上”。

   对《北京晚报》的指责显得有些气急败坏以至口不择言，因为6 月29 日文章的通栏大标题“这样的学术评奖还不是丑闻？”是对事情性质的判断而不是编造虚假信息，怎么谈得上“诽谤”和“谎言”？既然自己都知道是综述文章，最大的错误也不过是片面，但《读书》方面指不出任何偏心或曲解，只有虚声恫吓。诽谤和谎言涉及事实，如果《读书》方面想澄清事实，就必须回答：费孝通是不是特邀名誉主席，他是不是获得了特别荣誉奖，汪晖是不是《读书》杂志执行主编，他是不是获得了专家奖，钱理群是不是评委，他是不是获得了文章奖。

   《读书》方面一再声言（甚至代李嘉诚基金会方面声言）要对谣言制造者或媒体追究法律责任，但最终也没有告到法院的行动。这并不是宽大和忍让，而是发出威胁时完全没有法律概念。造谣、污蔑、诽谤，统统都指有意地歪曲事实，制造虚假信息，但争论从头到尾没有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只是争规则问题。不能想象《读书》真要打一场名誉官司会怎么样。

   如果说，不把“追究法律责任”的威胁付诸实现是出于理智的考虑，那么遇事的反应和使用的语言则说明了人们的潜意识、本能和文化沉淀。扎西多在“中华读书网”上（亦见“世纪沙龙”，2000 年8 月18 日，后收入查建英：《说东道西》，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64—65 页）的评论“新型公共空间的一次小型演练”中说：

   作为一个兼写杂文和小说的人，我留意到这场争论的语言语调，觉得也值得分析。近年常听人抱怨一些中国学者文体过于欧化晦涩，也有人讲有关‘文革语言’问题。但争论一起，欧化文体一下烟消云散，‘毛文体’、‘社论体’、‘大字报体’全来了。当然还有好多别的体，譬如痞子体，小报体等。这情形有点像一大家子人吵架，本来大哥喝了不少洋墨水，二弟还留过几年洋，平时爱用几句洋文，可情绪一激动一急家乡话全冒出来了。证明什么呢？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何止一代）都是吃狼奶长大的，欧化只是表皮。当然，社论体里的敌情意识， , 阴谋论，二元论思维，妄想症与偏执狂，都是典型的冷战思维模式……如果我们认为语言是思想和现实的折射，那也许可以说，这场争论证明文革和冷战离我们其实都很近。

   如果想想余华在访谈中连 “他妈的”都用上了，甘阳骂《读书》的前任主编、出版界前辈沈昌文“我惟希望昌文宁可越老越糊涂，不要变得越老越不要脸！”人们一定会感到匪夷所思。

   在7 月5 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长江读书奖’工作室郑重声明”。

   葛剑雄对工作室的郑重声明中的关键点提出质疑。声明说：“著作奖和文章奖的评审是由两个学术委员会分别独立进行的。根据章程，凡有作品入围者，均未担任相应奖项的学术委员。”事实上，章程的规定是“凡参评作品的作者，当年不得担任学术委员”。加上“相应奖项”4 字，是实质性改动，原规定使得凡是作品入围就不得当评委，而按现解释则可以当评委，只是不参加同一系列的评审。这几个关键的字是谁加上去的，谁有资格作这样的变动？

   郑重声明说：“本届评审的召集工作由黄平和汪丁丁担任……汪晖不是本届评奖工作的召集人”。若干推荐委员提出问题说，当初发给我们的通知载明汪晖是召集人，从来没有更改通知，他什么时候起不是召集人的？声明似乎间接地作出了说明，作为声明内容一部分的“工作日志”第5 项说：“‘长江读书奖’章程全文发表于《读书》2000 年第一期。”确实，在这里，和当初的通知不同，找不到汪晖是召集人的字样，但问题是，这个文本只是省去了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这一项的全部内容。如果可以据此说汪晖已经不是召集人，那么反过来就有另一个困难，为什么黄平和汪丁丁还是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