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世纪之交，中国大陆以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瞩目於世界。由於政治体制改革并未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而朝野上下透露的民族主义倾向与气氛愈益强烈，中国发展的方向，对周边国家和世界将带来甚么样后果的问题，也使人倍加关注。如果说民族主义是喧嚣的主流，那么最近若干年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反覆出现的另一个话题——自由主义，同样值得关注。

   　　在本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陆，人们对於自由主义长期感到隔膜和陌生，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思想解放”的氛围中，个别研究西方哲学的年轻学者提出言论自由问题，并从批判霍布斯（Thomas Hobbes）、卢梭（Jean J. Rousseau）的政治哲学入手探讨为专制辩护的理论，但这种言论之微弱和超前，无异於空谷足音。自由主义成为文化讨论中的话题，大致始於80年代末。在90年代，随著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的观点、方法日益在文化讨论和社会批判中应用与发挥，自由主义也成了愈加频繁和明显的话题。它显然是在回应上述种种立场和观点的过程中被重视和发挥的。此外，市场经济的提倡，对西方学理（从古典、近代到当代）的了解和研究的全面、深入，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进程的反思，都是使自由主义旧话重提的原因。

   　　本文目的是对大陆80、90年代与自由主义有关的话语进行初步疏理，方法是对几个主要问题加以描述和归纳，必要时略作评析。

   　　自从官方路线肯定并倡导市场经济，大陆经济学界的主流话语逐渐变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在这个领域，经济学家可以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最近一篇题为〈甚么是经济的自由主义？〉的文章说：“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二十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篇文章说：“经济自由主义是人类的大智慧，只有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才能看出它的巨大价值……走上计划经济的弯路，起因於对经济自由主义价值的抛弃；而市场化的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我国经济的崛起，必然带来我国文明的复兴。”

   　　为甚么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行不通？从古典自由主义原理中可以找到分析与回答，而当代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F.A. Hayek）对此更是作出了透彻的剖析，中国经济学家首先要做的事只是重温和重述那些基本观点。比如有人说：“马克思以及他的后继者们均为理想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他们坚定地相信人类合理驾驭和重组社会经济的能力，因而他们有著强烈的冲动去设计和规划社会经济体制的理想模式，然后再尽一切努力把这一理想模式对象化於社会现实中去。”此文还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得出了与科奈（Janos Kornai）在《通向自由经济之路》（The Road to a Free Economy）中得到的结论：社会主义经济的毛病出在所有制设置方面。一位作者说：“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本身有一种使社会资源趋於有效配置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价格信号对供求的引导实现的。”显而易见，这里引证的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原理。

   　　学者们当然并未停留於一般性地肯定经济自由主义，而是结合中国具体情况，全面地探讨了市场经济与国家的权限、体制，与法律、道德以及社会公共秩序等等的关系。这里不能对其广泛内容详加介绍，仅引一种观点作为示例。在一篇探讨市场秩序的政治架构的文章中，作者认为“现代市场秩序的政治架构必定是共和、宪政、民主三位一体的混合政体。三者在现代政体中的分量同等重要、相互补充、不可替代、不可偏废”。

   　　中国经济应从国有垄断型转变为市场和自由型，这一点在经济学家中间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对转型过程中的不公正、腐败、权钱交易等现象，人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人认为当务之急是不顾一切地加速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转化过程，效率应该压倒公正，而腐败是转型的必要的、成本最小的代价。一些自我定位为自由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将上述立场称为国家主义，他们呼吁经济学家应有人类关怀和道义立场，不要局限於上奏折和纸上屠龙。有人指出：“改革的最大变化是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其结果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种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这也是中国现阶段资本积累的特点。”“这场原始积累只是特权阶层和贪官γ吏以各种方式使自己看守的社会财富从国家‘和平’转移到私囊……其贪婪无耳心和不道德的程度比之於世界各国毫不逊色。”论者把90年代初的“开发区热”称为“圈地运动”，认为“其实质就是当代中国的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而认为正在进行的“股份制改造”的本质是“以权势者为主体、以国有资产为掠夺对象、以权力为参与手段，对社会资源的一次再分配”。

   　　在市场化过程中，公正问题日益突出和尖锐。一位连发三文，倡导公正至上的学者指出：“经过十多年的改革，我国目前的‘结果不平等’比以前明显扩大，这已是有目共睹。”“如今人们凭著感性经验也能看到目前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点不公平与规则不公平的存在……政府经商、‘裁判踢球’的现象，条子、章子、位子加面子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身分壁垒造成的城乡收入差异的再度扩大，都是人们议论的话题。而随著价格改革深化为产权改革的进程，借价格双轨制化公为私的‘官倒’现象也有‘深化’为借产权双轨制化公产为私产的势头。”这位学者强调，提倡公平既不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要求，也不能被理解为企求退回改革之前的年代，因为“无公正则无市场经济”。

   　　大陆学界在80、90年代对自由、民主及其相关理念作了认真反思和缜密疏理，其结果是对古典和现代的自由主义学说有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这种重新和进一步的认识，来源於现代化和民主化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受到两方面思想与学理资源的启发。一方面，不同於传统意识形态对於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解释，柏克（Edmund Burke）、哈耶克、柏林（Isaiah Berlin）、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人的学说引起了人们的巨大兴趣；另一方面，这期间先后出版了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和《顾准文集》，他的人格和思考的深邃性与现实性，给了人们极大的震撼。人们对於保守与激进、自由民主的英美—欧陆及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的区别，对於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分野，对於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的危害性等等，有了全新的认识。

   　　早在80年代中期，在一篇题为〈评卢梭人民主权论的专制主义倾向〉的文章中，作者就批评卢梭的根本错误是抽掉了民主的价值基础，使国家取代个人而成了目的和中心。“在这里，我们便接触到了卢梭社会哲学中最核心的思想——普遍道德观和国家至上主义……卢梭的民主观，实质上是将人的本质和保障这种本质的条件颠倒了过来，将手段当作了目的，因而最终也就取消了民主。”

   　　在90年代初，一篇评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文章表达了作者对盎格鲁撒克逊自由主义传统的认同，并指出，“归结起来说，英法自由传统的差异在於：一个认为自由的本质在於自发性和没有强制，另一个相信只有追求并达成一个绝对的集体目的才能实现自由；一个坚持社会是有机地、逐渐地和潜意识地成长的，另一个则主张理性地设计社会；一个倾向於经反覆试验而积累起来的智慧，另一个则偏爱一种强行实施的单一模式”。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从以上立场出发，批判了“大陆知识份子的激进主义神话”，指出“中国五四以来知识份子所遵循的，恰恰大都是法国唯理主义者的传统”，即反宗教的无神论、科学主义取向和乌托邦救世主义精神。这些都导致了现代史上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的盛行，而“思想上的激进主义往往成为自由的大敌……这些知识份子注定要失落他们所宗奉的自由”。

   　　中国学人中不少人在吸收外来学理时，由於思想不成熟或某些学理外的考虑，往往只愿开风气之先而不作深入研究，结果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极端，把本来不错的学理及其对中国的运用，弄得混乱不堪。以下仅举两例。

   　　有人一经接触到积极—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英—法传统等新概念，就迫不及待的持其一端，并偏颇地解释中国近代史和现实：以自由主义之名否定民主，贬低五四人物和传统，把中国自由的丧失、民主的受挫归罪於知识份子的激进。比如，在一篇谈论五四传统阙失面的文章中，作者称“世间之大奸大恶之所以存在，往往是由於人类有著太多对於至善至美的追求”。……所以今日不少人把犬儒态度视为懂得个人自由，视承担道义责任为“理想专制主义”。此文还把中国知识份子从思想改造到反右到文革完全失去独立性，归结为是社会责任感太强的结果，似乎政治迫害倒是次要原因。当然，头脑清醒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在一部全面、深刻清算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思想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著作中，作者在结论部分就提出了“先验与经验共创历史、解构与建构平等对话、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互界定”的主张。作者的深意，正是担心，在摧毁卢梭的道德理想时粉碎了一切道德和理想，在挖法国革命和民主的老根时断了所有革命和民主的命脉。

   　　另一方面，在80年代打著新权威主义大旗，在90年代将口号改为新保守主义的国家主义者，也机敏地将对自由主义反思中的某些观念用作自己的论据。一位代表人物在今年初连发两文，顺著批判卢梭自然公理论和推崇以经验论为基础的英美式自由主义的思路，对严复梳装打扮，将其尊为中国新保守主义的老祖宗。文中称严复经验主义的政治观的“思想贡献在於，他比同时代人更早认识到，以抽象的理念来整体性解决社会变革问题，将会导致人为地摧毁与破坏现存秩序，并带来事与愿违的历史后果。他还认识到，只有在尊重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渐进地求得新机制在旧机体内的生长，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和现代化。早在本世纪初，当他的同时代人还对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一无所知时，他就已从学理上把握了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之争的实质，并对唯理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的僭妄进行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此文指责中国知识份子从本世纪初到80年代末都有崇拜抽象理念和主义的政治心态，想以某种中心象征符号作为整体解决中国问题的处方。显然，这指的是自由、民主等等。联系到作者的一贯言论可知，这里主张的并非英式经验主义政治学，而是一种伪经验主义政治学，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黑格尔式的保守主义，一种为“四项基本原则镇制符号”辩护的国家主义。我们很容易知道，英国经验主义者洛克（John Locke）主张人具有自然权力，有权为捍卫这天然权力反抗专制暴政；美国独立宣言称人人生而平等，享有造物主赋予的不可让渡的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哈耶克在《不幸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一书中说自己不打算否认理性改善规范和制度的力量，并称自己的《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这些说法难道都是应予拒斥的抽象理念、主义、中心象征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