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直以启蒙为己任，(1)尽管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被打断，但启蒙的话语一直不绝如缕，启蒙精神一直得到正面评价。各个时代的守旧势力或统治者，虽然竭力阻止或扼杀启蒙，但多半另寻借口，未敢正面理直气壮地否定，更无能力在思想理论上加以贬斥。但进入90年代之后，情况有了变化，从各种“后主 义”(如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后新时期文化批评等等)衍生出来的“后话语”对近代和当代、西方和中国的启蒙 做了正面的、猛烈的攻击，中国近代以来的精神和文化价值取向，似有逆转之虞。(2)

   比如，较早向中国读书界引介萨伊德的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批评的张宽说：“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也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3)

   另一位“后学”家张颐武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80年代沉溺于启蒙话语中，即是处于对西方话语无条件的臣属位置和对于现代性的狂热迷恋之中。他断言，到了90年代，“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80年代‘启蒙’‘代言’的伟大叙事的阐释 能力丧失崩解”，“80年代的激进话语变成可追怀的旧梦，消逝在历史的裂谷的另一侧”。(4)

   当然，并非每位“后学”家都采取反启蒙、反现代的立场，比如陈晓明认为：“我们现在当然可以说现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的启蒙主义理想方面存在哪些偏颇，但我们把中国的历史语境，把中国的政治文化前提抛在一边不加理会，而去集中于批判西方的现代性给‘人类’带来的精神灾难(和社会危机)，那不能说高明之举。”“后现代知识与当代中国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有不协调之处，这种不协调主要是后现代的阐释者与批判者的教条主义立场导致的。”(5)尽管某些“后学” 家有程度不等的清醒认识，但由于“后主义”的内在逻辑，他们也很难致力于捍卫启蒙和现代的工作。

   本文作者持捍卫启蒙的立场。针对上述对启蒙的否定态度，我认为应辨清以下问题：五四的启蒙是否是在传播西方殖民话语？80年代的启蒙是否是无条件臣属于西方话语的结果？启蒙在中国受挫的原因何在，我们应该坚持启蒙，还是应该拒斥启蒙？

   “五四”新文化运动借用了西方的启蒙话语，这是事实。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他们要在自己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解决中国弃旧图新、个人解放和民族存亡的问题。

   欧洲的启蒙是要从宗教神学中解放出来，启蒙思想家攻击的对象首先是宗教教条、教会和教士，而中国的启蒙首先是要从封建礼教中解放出来，所以思想先驱们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儒家礼教，是家族宗法制度及其陋习。当然，启蒙的根本目标是人的解放和自由，但条件的差别使中西启蒙的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18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着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 ，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得启蒙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康德那个时代，启蒙意味着一种觉醒， 从自然王国中发现真理，用真理取代宗教迷信；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意味着一种背叛，要求砸碎几千年以来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6)可以说，薄伽丘的《十日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正是中西启蒙差别的象征。

   任何研究过“五四”启蒙运动的人，都不会轻率断言当时的启蒙思想家不过是照抄照搬西方话语。他们攻击儒学传统，因为这种正统卫道、因循守旧的学说已落到了途穷末路之境，而国势的危急也容不得人们有暇去拨翳补陋，而只能弃旧图新。另一方面，启蒙思想家也并不是笼而统之地反传统，而是利用传统中的支流反主流，或者利用儒学中与人性、民主性较为接近的因素。一些研究者已将“五四”启蒙的源头，上溯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戴震的思想观点，(7)而更多的人则肯定康有为、章炳麟的思想对“五四”启蒙一代的作用。康有为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他无意抛弃传统，而是力图用近代西方精神(他其实知之不多)重新解释传统。针对“存天理，灭人欲”的教义，康有为提出“天欲而人理”的口号。而章炳麟则在戴震那里发现了“以理杀人”之说。康、章的反传统思想中是部分受外来影响，清代学术的自然演变是更重要的动力。

   其实，以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义理精深，以及西方话语的隔膜与陌生，启蒙思想家中态度最激进者(如主张“拿来主义”或“全盘西化”的鲁迅、胡适)，也是新学于外而旧学于内，决非西方话语的传声筒。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藉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8)

   还应当指出，中国的启蒙运动并不是直接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紧接着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在“五四”启蒙发生之时和发生之前，欧洲已经流行各种与启蒙精神不同和对立的思潮，比如社会进化论、实证主义、生命力论、社会主义等等，囿于当时的思想学术水平，中国的启蒙思想家不能将这些思潮与启蒙思潮严加辨析，而是在自己传统学养的背景下，在救亡图存和造就新人动机的驱使下，将自认为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都介绍过来。伴随启蒙运动而流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摆脱不了整体主义、平均主义的启蒙思想家受传统和国情制约将西方“后启蒙思想”和启蒙思想一并引入的结果，说“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是不符合事实的。

   中国的某些“后学”家往往指责坚持启蒙传统和现代化导向的人是反传统的激进派，对西方话语顶礼膜拜。但以上分析表明，他们对中国近代史，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传统缺乏基本知识。他们的兴趣、训练和写作内容及风格充分证明，他们并不丰富的话语 全来自西方，而且仅局限于西方的某种“后主义”，我认为，将西方话语在中国做横向移植的，不是启蒙派知识分子，而是这些“后学”家自己。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并不是一场伪文化运动，并不是简单地追随西方话语，而是植根于当时历史境况，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应运而生的思想解放运动。

   “文革”对中国是场浩劫，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破坏尤为深重。80年代的启蒙是对“文革”的黑暗、专制的一种拔乱反正，是对酿成文化悲剧的原因的反思。它的诉求非常简单和基本：恢复和尊重常理与常识。

   “文革”在“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名义下搞现代迷信，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名义下搞封建的、法西斯式的专制。8亿人只有一个大脑可以思维，8亿人只能看钦定的8个样板戏，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人惨遭杀害(比如张志新、遇罗克)；在物质经济上的最起码要求(比如农民为吃饱饭而喂猪养鸡、种自留地)和感情文化的最自然需要(比如讲恋爱、看小说、听音乐)都被定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对人民的要求只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学基本停办，学生们被号召向老师造反，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都成了改造对象；一切古代的、外来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封、资、修”。

   经过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艰苦挣扎，中国终于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但要说彻底告别则为时尚早。为了避免“文革”悲剧重演，为了中国走上文明、健康的发展之路，也为了与当时还广有市场的极左旧话语相抗衡，知识界大力倡导人道主义、科学理性、自由、民主、法治，这诸种话语与欧洲启蒙话语不谋而合，但却出自中国人经历苦难之后的认识和追求。退一步说，如果把这叫作从西方话语中寻找精神资源的话，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有什么不好呢？难道应该从古代传统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去找，难道应该从“文革”前和“文革”中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中去找？

   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相类似，80年代的启蒙并不是起因于一些知识分子甘当西方的传声筒，而是原有的意识形态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人们不得不另觅新说，而且尽可能利用旧学说中合理的因素。当时的启蒙人士虽然被不分青红皂白地批判为主张“全盘西化”，但其中不少重要人物其实对旧意识形态比当代西学熟悉得多。正因为如此，才能解释当时革新派的话语主题是“真理检验的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生产力标准”、“官僚主义批判”等等。

   80年代文化热中，大量的西方学说和思潮被介绍进来，但这并不说明中国知识界拜倒在西方启蒙话语脚下。一时的涌入是偿还30多年，尤其是“文革”10年闭关锁国的欠债。与日本、俄罗斯或一些拉美国家相比，中国知识界对西学的了解还很不够，这对本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十分不利。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引入西学时，最突出的缺陷恰恰是缺乏对欧洲启蒙思想的专注。大致说来，80年代在中国最走红的西方学说是尼采、海德格尔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这些思潮基本上是与欧洲启蒙思想相对立的。我认为，攻击80年代启蒙的“后学”家，对那时文化热的内容和背景，是不熟悉的。

   在80年代末，文化热骤然降温，启蒙话语大受狙击。一些“后学”家对此兴高采烈，以为用“后主义”话语取代启蒙话语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张颐武宣称，“话语的转换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其原因就国际方面说是全球化，就国内方面说是市场化。(9)我认为，这种立场和分析是短视和肤浅的，它出于对事实的回避和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