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存在保守思潮，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中国目前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思想界、文化界出现保守思潮（或有人主动打起保守主义旗号，或有人被动地被贴上保守主义标签），也是不奇怪的。但在90年代的短短几年伫，各种牌号的保守思潮、各种面目的保守倾向交替出现,关于保守与激进的争论持续不断，倒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

   　　在 80 年代，改革与保守的两极对立是简单而清晰的事实，那时革与保的分野不但存在于思想文化界和社会上，而且亦存在于各级执政机构，甚至最高领导之中。而在 90 年代，再用当初的标准来判断一项政策、一个人物的倾向是否保守，就不准确了。另外，体制内和官方舆论工具不再表现出革与保的争论，或至少不明显，关于保守思潮的争论全然在民间文化空间进行，其范围和影响是大大地小了，但内容却明显地丰富了。

   　　90 年代的讨论复杂多变，扑朔迷离，原因是保守思潮的形式和内容有多种，而且没有一种是政治思想史教科书中的标准牌号，全是中国特殊国情中的亚种或新形势下的变种。我认为，在参与讨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之前，应当首先弄清新保守主义问题的语境特徵，这也是避免和澄清前一阶级讨论中混乱的必要步骤。

   　　在 1992 年的那一轮讨论中，姜义华、王绍光对于甚么是保守，给出了明确而具体的界说，而在发端于1995 年初的这一轮讨论中，没有人清晰地阐明「保守」究何所指。本文愿意首先给出以下暂时的、相当粗糙的说明。

   　　「保守」是对既成权威和现成秩序的一种态度，它宁愿维护而不是批判和变革；在一定要变的情况下，它表现为对变改的方式和速度的一种主张，它宁愿小变、缓变，不作根本性变革。

   　　这个说明显然过于笼统，但太明确和具体就没有大体一致的标准，难于在同一个话语系统中交流。而关于「保守」的争论，一些根本分歧正出在对同一抽象原则的不同理解和运用方面。

   　　应该说，中国知识界关于保守以及激进的理解，来自西方历史和政治思想史，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标准的、经典的事例，五四运动也可以当作范例。在这两例中，守旧和革新两个阵营泾渭分明，而且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基本上是连通的，划分较为简洁整齐。现在的问题是，传统、权威、秩序随著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由一元变为多元，分解成新的和旧的，大的和小的，世界的和地区的，等等，不论人们其初衷和价值取向是想保还是想变，其对象都可能迥然相异，甚至互相对立。我认为，相当一部分立场错误和理解偏差，都是由于错位引起的，下面仅列举和剖析几种最常见的错位。

   　　第一种，大传统和小传统、新传统与旧传统之间的错位。革命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由于革命，原有的权威被打倒，秩序被瓦解，对于思想文化的革命而言，旧传统之中会生出新传统，对于政治革命而言，旧传统被破除之后会形成新传统。对于宣称尊重传统的人来说，就出现了认同对象是哪一个传统的问题，是历史更悠久的老传统，还是取而代之的新传统？具体到中国，我们有延续几千年的，以儒家文明为主的老传统，也有「反封建」胜利而形成的新传统，与前面的大传统相比，后者只算是小传统，但它在意识形态上有 80 年来的历史，在政治上、组织上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说它也形成一种传统并不为过。余英时和李泽厚都宣称自己的立场是反激进主义，尊重和维护既成秩序，但他们对大陆现体制的态度却正相反。原因在于，余英时认同的是大传统，他把新体制视为激进主义反传统的产物，对他而言，支持彻底改变新秩序的「激进」与自己的保守主义立场并不矛盾。李泽厚似乎更想追求理论和观点的一贯性，他既然要把立论落实到反对变革现体制的激进，就对中国近代史一以贯之地采取反激进立场，但现体制却是由激进革命而来的，这样维护现状倒有挖祖坟之嫌， 于是本想抬轿子，结果挨板子。

   　　大传统套小传统的现象还可以延伸重复，文化大革命就是生动的一例。革命秩序建立17年之后，不论是因为权力争夺还是政策分歧，毛泽东要打破17年的传统和秩序，鼓动红卫兵向各级党组织进攻。那时站在党要一边的被称为保守派、保皇派，而冲击和打倒党委的叫造反派，国外叫激进派（radical）。各级党委和保守派不知毛的意图，认识上发生错位，他们的逻辑是：既然现存秩序是革命的，对之造反就是反革命，就是「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

   　　第二种，革命党转化成执政党之后发生的错位。革命党在「破坏旧世界」时，往往要倡导「造反有理」的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由、平等、正义、人民至上等主张，在取得政权之后，有的革命党很快改变方针和意识形态，于是我们经常在教科书上读到：「大资产阶级当政之后，迅速从革命变为保守」，这是对上个世纪欧洲革命的描写。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革命传统备受珍爱，因为那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对五四、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赞颂，长期成为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论是在1957年、 1966年，还是在1989年，这种教育都成了学生反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源泉之一。1989年学生就反覆引用毛的话：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认识上的错位发生在官民双方：一方面，初期相当一段时间内，体制内无人敢理直气壮地否定「学生运动是爱国的」这个论断；另一方面，许多学生直至中弹前，甚至中弹时，还不能相信果会发生「镇压学生」的事。这种认识错位在大风波之后得到了矫正，现在五四、一二九纪念日不但没有隆重庆典，反而成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代替了「同学们，起来」的口号，而学生中也很少有人视自己为那两场运动的传人。

   　　第三种，文化与社会、政治视角的错位。对同一事物、同一人物是保守抑或激进，论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往往是一方在文化层面看问题，另一方在社会或政治层面看问题。比如，余英时和姜义华对于近代中国的保守或激进有针锋相对的观点，原因基本上是视角不同。余是从思想文化的主潮著眼，姜是从社会力量角度著眼。对胡适的评价也会有这种分歧，从反对传统文化，推进新文化运动这方面看，胡适是激进的，而从政治上的改良态度方面看，尤其对国共两党斗争所持立场方面看，胡适是保守的。所以很长时间有一种怪现象：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骂胡适激进，而大陆的政治批判则骂他保守和反动。对文化大革命性质的评价也有这样的问题，海外人士著眼于文革中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称文革的酵素为激进思潮，而大陆人士则强调其「封建余毒」的因素，认为指定接班人、呼「万寿无疆」无论如何不能算是源自马列主义，而是封建传统的基因在起作用，这个视角是政治的而非文化的。

   　　第四种，认识新旧自由主义的错位。相对于维护封建主权的政治哲学，自由主义曾经是一种新锐思想，而在资产阶级革命彻底完成后，自由主义逐渐取得正统和主流地位。在本世纪，随著社会变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刺激与挑战，加上内部学理性的探讨，传统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大为改变。主张国家干预，重视社会平等和福利的人成了新自由派，他们将坚持个体主义、自由竞争等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人称为「新保守主义者」。相比而言，中国的发展慢了一拍，当西方的新保守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时髦时，它实际上是针对新品种的新自由主义，即社会自由主义，它保的是传统的自由主义而非自由主义之前的传统，而在中国，新保守主义恰恰是针对尚未成气候的自由主义的。西方的新保守主义是要维护和巩固自由主义，中国的新保守主义是不要自由主义。

   　　第五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错位。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已有若干世纪，现代性及其所包容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等价值早已得到确立。当后现代主义向这些主流价值挑战时，它无疑是激进的，具有一种反叛性；它要批判性地反思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化形态的东西。如果不经消化反省，不作取舍地将后现代主义平面横移到中国，那么它的锋芒所向将不是理应批判性反思的旧意识形态，而是中国几代人努力争取但尚未到手的民主自由理想。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错位，也是激进和保守在发达的西方和发展中的中国之间的错位。

   　　中国目前正处在新旧交替阶段，我们曾长期藐视科学、践踏理性、鄙视文化、蹂躏人权、闭关自守、自外于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潮流，改革开放之后，我们拨正了航向，但航程并非一帆风顺。旧的东西不但远未消失殆尽，反而极 为活跃，力图全面卷土重来；新的东西不但远未形成主流或体制，反而在风雨飘摇中有夭折的危险。貌似激进的「后学」所攻击的，是自五四以来的现代化取向和进步传统，扮演的角色确实是新保守主义。当然，事情不可一概而论，许多研究后学甚至提倡后学的人仍然认同现代化和民主取向，但是，在文化界喧嚷得最厉害的若干后学家，其立场和观点是相当明显的。本文接下来集中讨论中国后学的大错位及其保守的实质。

   　　对于中国大陆的后学家来说，有一件事情使他们相当为难，即一些西方著名后学家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具有清晰的地理和社会界限。比如中国文化界最为熟悉的《走向后现代主义》的编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他在该书的中译本序中就像是专门要事先告诫：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是后现代想像和实验的基础，它在尚为求温饱的地区来说，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为明确地断言：「在中国出现对后现代主义的赞同性接受是不可想像的。」他把脱离生活条件的超前引入称为「画饼充饥」。

   　　只有少数后学专家愿意正视上述问题。王宁在为《当代潮流：后现代主义经典丛书》所作的总序中，对上述西方学者的主张回应说：应该承认，后现代主义只能出现在西方（请注意「出现」和「接受」的区别！），但由于天体力学、量子物理学等高科技的发展，时空界限大大缩小了，致使「长期处于文化封闭状态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和印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后现代』色彩，追求时尚的新一代知识份子不可能不自觉地产生某种超前意识」，于是在当代中国先锋派文艺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变体。陈晓明在论证「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时说：「当代中国经济虽然处在欠发达的『前现代化』水平，但代表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高科技产业却也方兴未艾，『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近象也初露端倪，即使就经济发展状况而言，并不是找不到培植『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以上两种论证本身有种种问题，这伫不必细究，我们从中仍然可以得出某些后学家不愿意承认的结纶：一，中国目前仍处于前现代化、前工业社会阶段；二，因此，现代化导向对中国有正面价值，它应该被肯定而不是否定，现代化现在是中国尚未达到从而应该追求的事业，它应被大力推进而非拒斥；三，即使少数趋时尚的文学家、艺术家要搞超前实验，后现代主义也不应成为宏观的社会、文化批评的方法或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