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尔康：袁隆平的杂交稻育种过时了吗？--评方舟子《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 时间:2006年2月13日 作者：李尔康 来源:学术批评网

   我在《自主创新，全面重塑中国人的自信力》（下称《重塑自信力》）一文中曾说过：“神六的成功，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已经到了走出全面的跟跑时代。”此时，我还可以这样说：袁隆平杂交稻的成就，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志，它标志着在世界科技领域里，中国开始有了自己的“领跑项目”。多少年来，我们中国人，就是企盼着在世界科技舞台上，能有自己的领先项目，袁隆平給了我们这样的满足。我在该文中还说：“每一个走到世界顶尖位置的杰出个人或团队的业绩，都打掉我们的一份自卑感；每一项在科技领域的里程碑式的重大进展，都给我们增添一份自信力。”这就是我们所以給袁隆平的业绩以崇高的评价的原因。

   方舟子的三点见解

   对于袁隆平杂交稻的业绩，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评论，以“反伪科学”蜚声科技界的方舟子，就发表了“独到”见解。他在《从袁隆平获国际大奖想到的》中，想到了什么呢? 他想到了三条：袁隆平的杂交稻育种应用的方法是“传统的”、“过时的”；虽然袁隆平发现了水稻的杂种优势，并利用了它培育并推广了杂交稻，但是坦克斯利（Steven D.Tanksley）所发现的这种优势的遗传基础，“具有更为重大的学术价值”， “将会对未来的应用开发产生深远的影响”；袁隆平获奖只是由于杂交稻的“重大的经济价值”,而不是“学术价值”，而中国的生物技术还很落后。 沃尔夫奖委员会的评价

   为了确证方博士的“理论”，我们找到了沃尔夫奖委员会（设在以色列）的评价意见：袁隆平是“现代农业研究史上的科学巨人之一，对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做出了震撼性的冲击（dramatic impact）。在他的领导下，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数百位水稻科学家一起，致力于长达十年的合作研究，水稻产量一般都提高了20％，而中国的水稻生产，则提高了50％。为了帮助增加世界粮食的供应，他已经与世界范围的科学家，分享了他的知识，技术和培植材料。”（China's "Father of Hybrid Rice" awarded Wolf Prize，from 《News Guangdong 》2004-05-11）

   而对与袁隆平分享沃尔夫奖的Steven D. Tanksley的评价则是：Steven D.Tanksley是“世界农作物基因组研究领导者之一。他以识别水稻的野生种原的基因的方法对水稻杂种优势（利用这种杂交优势已显著地增加了产量）的理解做出贡献…… Tanksley的研究导致发现这种重要的粮食作物的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这是为人类利益而促进农作物培植科学发展的一项意义深远的发现。”（Cornell plant breeder Steven Tanksley is a co-recipi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Wolf Foundation Prize in Agriculture. From 《Cornell News》 Jan. 19, 2004））

   的确，沃尔夫奖委员会对两位获奖者都给予了崇高的评价，但并没有以明确的语言将两者分出伯仲。我们看到，委员会的评价没有说袁隆平的获奖“主要是由于”“经济价值”，没有说Tanksley的成果比袁隆平的“具有更为重大的学术价值”，更没有把袁隆平的育种方法说成是“传统的”、是“过时的”。如果一定要对两者的评价做某种比较的话，我们看到的是：姓名次序的排列，袁隆平居先，如果按姓氏排列，结果应当相反；尤其强调袁隆平在现代农业研究史上的巨人地位；指出其成就对世界粮食生产的冲击是震撼性的（dramatic，有forcefully effective striking的含义），特别具体的描述了水稻生产的实际成果；最后指出了袁隆平已经同世界范围的科学家分享他的学术成果，造福全人类的高尚情操。谁都看得出来，委员会给予Tanksley的评价比较平实，缺少像对袁隆平那样饱含激情的赞誉。

   利用杂种优势，突破传统水稻育种观念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袁隆平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株后，他一直致力于杂交育种研究。他指出，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现象，提出了利用杂种优势的设想；经典的遗传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因而无杂种优势。恰恰是他突破了这个传统观念的束缚，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研发了制种技术。袁隆平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方舟子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育种归为“传统育种”，显然是错误的）；他提出的杂交水稻育种法和远缘杂交的杂种优势利用的设想，已成为国际上公认的杂交水稻育种的指导思想；在他的领导下，杂交水稻育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袁隆平因此多次获得国家和国际大奖，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以上内容转述自《袁隆平：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就能养活中国》，作者：龚司）。在这里，我们不是讨论一般的“生物技术开发和理论研究”问题，但作为生物技术的一个部分，杂交稻育种的开发和理论研究，毫无疑问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袁隆平和Tanksley的研究是相补相成的

   方舟子把利用杂种优势育种与发现水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对立起来；而沃尔夫奖委员会的评价，是将两项研究作为相补相成的成果提出的。谁都看得出来，Tanksley的成果是袁隆平的伟大成就的一种延伸和对其机理的解释，评价中的“显著地增加了产量”（significantly increased yields）就是指袁隆平利用杂种优势育种取得的成果。如果没有袁隆平发现水稻的杂种优势和杂交稻的育种成果，Tanksley以何发现水稻杂种优势的遗传基础，又如何知道这项发现对促进的农作物培植科学发展的意义。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关于水稻育种的遗传工程、转基因技术是不可能同袁隆平的利用杂种优势进行的水稻育种成果分开的。

   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学术价值是局限的

   方舟子用承认杂交稻育种的“经济价值”，来贬低它的学术价值；在应用科学领域，我们是学术价值和经济价值都要追求的。杂交稻的“重大的经济价值”，就意味着我国乃至全世界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意味着几千万甚至上亿的饥肠辘辘的人吃饱肚子，培育出这样杂交稻的“开发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学术价值，难道不应给予很高的评价吗？。反过来说，如果培育了一种水稻品种，它只是向我们验证了一种理论，而不能高产优良的稻谷，不能大面积推广，我们认为其学术价值也是很局限的。

   说“杂交稻育种过时”是一种臆断

   袁隆平领导的杂交稻育种和推广，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数百位科学家参加，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果，已经够辉煌的了，但他们还在追求更大的辉煌。他们的目标是要让全世界挨饿的人都吃上饱饭，这样极富使命感、极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工作，怎么会“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信口雌黄地胡说吗？ 方舟子说:“现在以及未来是属于遗传工程特别是转基因技术的。转基因技术是对已知基因所进行的操作，目标更为明确，效果更为确定。”但在这个世界上，许多嗷嗷待哺等人们，并不勒紧裤带，等待方博士期许的美好前景的到来。现在，已有印度、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种了袁隆平的杂交稻，就连方博士推崇的，拥有“目标更为明确，效果更为确定”的转基因技术的美国，也不以方博士的理论为然，购买了袁隆平的专利。

   正确解读、研判方舟子的言论是知识界的责任

   在方舟子的文章中，还顺便评论了一下中国水稻转基因的研究成果：只是把国外“非常成熟的抗除草剂、抗虫害转基因技术应用到水稻上而已，并非新的突破”。

   读方舟子的文章，获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总是极具倾向性地、系统性地贬低中国的学术成果。就沃尔夫奖而论，他把本属同一领域中的两项密切相关的成果割裂开来，肆意地贬袁褒坦（Tanksley）。一贬一褒之间，方舟子将自己思想倾向性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我在《重塑自信力》中说过：“每一项具有震撼性的成果，都会打掉我们一份自卑感，恢复和提升一份自信力。”而方舟子的所为则在消解我们的自信力，涣散我们的斗志。

   现在讨论所谓的“方舟子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阻滞，一种反动的现象。对方舟子言论的解读、研判并指出其错误，是知识界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

   2006年2月12日 北京丹桂园 方舟子这类人，已是在科技上做不出任何创新的家伙。

   --------------------------------------------------------------------------------虹桥科教论坛 http://www.rainbowplan.org/bb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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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交者: 遨游时空 于 2006-02-20 08:25:07

   回答: 李尔康：袁隆平的杂交稻育种过时了吗?--兼驳Fxx的无知 由 白字秀才 于 2006-02-20 00:06:22

   我认为即使是中国科研人员的一些促成事业做成的腐败行为，也比方舟子这类在科技上一事无成的人的反腐败行为强的多。

   文中说得对：所谓的“方舟子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我们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产生的一种阻滞，一种反动的现象。对方舟子言论的解读、研判并指出其错误，是知识界不可忽视的社会责任。

   方舟子现象能够得到一些人的呼应和拥护，我估计其中的一个方面是方舟子迎合了一部分破落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类破落知识分子，有的也是已经做不出什么创新，而把大量时间花在网上寻求精神寄托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