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来，真让人难以想象，你竟然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杨大昌？”杨文峰冷笑着问。

   “没有，或者说我不记得，”李新生平静地说，“我主持过多次批斗他的万人大会，但每次他不是被涂上花脸，就是鼻青脸肿，哪里有机会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再说，我后来离开了草店人民公社，一生经历过的这样的事也不下百起，哪里都记得住？”

   “你的意思是，被你迫害的人太多，你都无法一一记住？”杨文峰的声音冰冷异常，连李新生也感觉到了哪里不对劲，他睁开眼，微微抬起头，提高声音说：“第六号情报员，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没有迫害什么人，这一点组织上已经有了定论，我们生活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大家都这样，怎么能苛责一个人？我说过，我没有迫害任何人，而且，你知道，在文革后期，我也被人家冤枉，甚至坐了一年牢，这些都在我档案里，你该不会不知道吧？”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杨文峰说，“解放后你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不停给自己改名字，美其名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最早你叫李反右，后来改为李跃前，甚至在文革中你还改名叫李保林、李默涵，李维清——为此你差一点儿犯错误，于是你改名叫李新生，并想着这次改名才一劳永逸。没有想到，有人抓你的辫子，说你明明出生在旧社会，竟然取名‘新生’，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果你被打入监狱。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你得以平反，正因为你也被人陷害过这么一次，所以，你出来后摇身一变，又成为文革的受害者——我说的没错吧？”

   李新生只是用鼻子吱吱唔唔了几声。

   “其实，李新生，你自己也知道，你就像一条变色龙，不停地变换身上的颜色，你——”

   “你这样说有失公道，我那是跟随时代的脚步，用今天的话就叫与时俱进，我更不是什么变色龙，我永远是红色的，保持革命的本色不褪色，我都是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我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李新生声音明显带着抗议。

   杨文峰用冷笑打断了他：“是吗？那么你肯定忘记了你档案里的材料吧？也难怪，你都写了那么多年，当然忘记了，可是我还记得。你记得你写的那些歌颂林彪林副统帅的肉麻的诗歌和散文吗？可是，那些你当宣传干事时写的赞歌的墨水还没有干，不争气的林彪就摔死了——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你的人生方向，甚至没有在你心中激起一点涟漪，这一点可以从你马上转向，立即用墨迹未干的歌颂的笔接着写讨伐林彪的檄文……不久之后，让我们怀疑人性的这一幕丑剧又在你身上重演，那些年，作为一个宣传部新来的年轻人，你使用浑身解数歌颂‘四人帮’，跟着他们摇旗呐喊，结果，当这四个小丑哐当入狱后，你摇身一变，声泪俱下地控诉得比谁都起劲，仿佛自己是被万恶的‘四人帮’陷害和耽误的一代，全然忘记自己也是帮凶……”

   “第六号，你是不是扯得太远？”在杨文峰讲述的过程中，李新生一直在观察他的表情，他感到有些奇怪，这位一向冷静的特工有些失常。

   杨文峰也感觉到李新生怀疑的目光，他停下来，但忍不住又开口问道：“你真的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的一生，也从来没有一丝后悔吗？李新生同志？”

   李新生看了他一会，小声说：“我都说得很清楚了，那不能怪我，我也是受害者，再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我当时认为是正确的情况下才做的，何况，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我们国家的前途，为了我们民族的未来，我们国家也走过弯路，我们党也走过弯路，为什么我就不能走一下弯路——”

   “够了！”杨文峰喊了一声，仿佛他身上有巨大的痛苦迫使他喊出来似的。“你说得真好听，不是为了自己，你推得一干二净，你不用负任何责任——你甚至不认识、不记得那些受害者，就好像那位杨大昌，因为你的一个点子，一个思想，他被折磨了整整十年，当他死的时候，他拖着一条断腿，伤口已经痊愈，然而体无完肤，身上血早干了，然而，心还在泣血，他的内脏也因被反复暴打而没有一个是健全的——这样的人，你竟然连记都记不起来了……”

   李新生奇怪地盯着杨文峰，随即他眼睛里渐渐露出恐惧，他从眼前的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一个久远但熟悉的影子……他不敢想下去，只是更加仔细地观察眼前第六号情报员脸上的表情。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故意漫不经心地问：“请问，请问你和那个杨大昌有什么关系吗？你很同情他的遭遇吗？”

   “同情他的遭遇？”杨文峰冷冷地说着，嘴角竟然浮出一丝冷笑。“不，我一点也不同情他的遭遇！”

   李新生观察得很清楚，面前的第六号情报员在说这句话时，绝对没有撒谎。眼前的人根本不同情杨大昌，他们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关系。李新生放下了紧张得跳到喉咙的心……

   杨文峰确实没有撒谎，他没有必要撒谎，因为他并不同情父亲的遭遇。

   有的孩子记事早，有的孩子记事晚，记事早的孩子四五岁就记得很多事，记事晚的孩子甚至无法记得十岁时发生的事。然而，像杨文峰这样三岁就记事的孩子肯定不是很多。至少，他的父亲杨大昌就绝对想不到坐在台下的三岁的儿子已经开始记事。那双童稚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好奇地盯住双手反捆、背上插个牌子、头上戴个高帽的父亲，他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总是回避自己的眼光，他更不明白父亲犯了什么错，是摔破了花瓶吗？为什么那些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上台使劲抽爸爸耳刮子呢？如果我犯错了，爸爸只是轻轻打几下自己的小屁股……

   父亲怎么也不会想到，三岁的孩子已经记住了这一切，当然记事不等于懂事。那么，杨文峰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懂事的呢？话又说回来，什么叫做懂事？有的事你一辈子都弄不懂，那叫不叫懂事呢？

   他坐在第一排看到了一切，也记住了一切，可是他完全搞不懂。他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直到有一个人宣布会议结束，之后要就是在父亲屁股上踢一脚，要就是朝父亲脸上吐一口口水。然后大家就一哄而散，父亲被人松了绑，等到人走得差不多了，他就开始打扫会场留下的垃圾。杨文峰也会去帮忙，但往往是越帮越忙。等到父亲汗流浃背气喘嘘嘘打扫完毕时，父亲就过来紧紧抓住他的小手，一跛一跛牵着他离开。

   杨文峰那时虽然心中有很多不懂，但看到父亲的脸色，他什么也不敢问，事实上他也不知道从哪里问起。后来，再大一点，当父亲已经习惯了被批斗，也不再回避他的眼睛的时候，他开始试着问父亲一些问题。

   “爸爸，什么是特务？”

   “爸爸，你为什么要当特务？”

   “爸爸，我想到妈妈那里去。”

   他的问题越来越多，他记得从四岁到五岁，他不停地问问题，但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几乎从来没有给他答案，或者说，父亲从来没有给他让他值得记住的满意的答案。

   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给他穿上一套新衣服，把一个书包挂在他身上，牵起他的手，把他送到了学校。

   “爸爸，我不想上学，我为什么要上学？”

   父亲蹲下来，捧着他的小脸，用疲惫的声音说：“你要上学，好好学习，今后到城里去读书，去大城市读大学，还出国留洋，当一个有用的人……”

   “爸爸，我不想当一个有用的人，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也想当一个特务——”

   之后发生的事是他整个童年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父亲的耳刮很重，他被打蒙了，忘记哭，倒是蹲在地上的父亲捂住脸呜呜地哭了，看到父亲哭了，他更哭不出了，他伸手为父亲擦眼泪，连连说：一点都不疼、一点都不疼……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和父亲一起陪斗，但他却渐渐知道了很多事情，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弄懂了很多以前不懂的事。 父亲宁肯让自己陪伴他挨斗也没有把他送到乡下妈妈那里，显然有他的考虑，后来他才知道，和妈妈一起住在乡下的哥哥姐姐并没有逃脱“特务狗崽子”的厄运，都受尽欺负，留下了身体残疾。他还知道了，父亲为了养大自己，不得不按照当时的人民公社革委会主任李新生的意思“坦白从宽”，很多罪行都是李新生从全国各地的间谍特务案件材料上抄写下来，整理成一份滔天罪行后让父亲直接签字认罪的。父亲为了留下一条命，也为了幼年的杨文峰能够长大成人，经受了非人的侮辱和虐待。按说父亲早就挺不住了，但父亲却硬是坚持到十年浩劫结束，坚持到恢复高考，坚持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他的手上……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考上大学后，父亲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于是想告诉他过去发生的一切，杨文峰这才发现，父亲竟然还记得他五岁时提出的那些问题，父亲竟然想回答他那时提出的问题，杨文峰觉得不可思议。其实父亲大可不必如此，他早在十岁以前就找到了答案。

   他没有兴趣听父亲的答案和解释，父亲看到儿子的反映，以为他忘记了，以为他不记得了，以为他忘本了——父亲很伤心，他揉着已经半失明的眼睛，数落起儿子，到最后他想起了那些往事，那些当时他不敢哭不能哭的往事，他哽咽着说，你不能够忘记过去，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那不是人能够经受得住的，我要走了，你要记住爸爸受的那些苦难……

   行将就木的老人擦掉浑浊的眼泪，吃惊地发现儿子那张脸，那是一张他早该注意到却一直不能理解不敢相信的脸——冷若冰霜，嘴角浮出一丝冷笑。

   得不到儿子同情的老人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眼睁睁看着面带冷笑的儿子转过身，迈着冷酷的步伐走了出去。

   他不是不同情父亲的遭遇，只是父亲的那点遭遇和他受的苦难相比，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