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如果说一开始写小说纯属于娱乐，那么《致命弱点》肯定是很娱乐的。不但有搞笑，而且还有人造美女、网络虚拟和另类的色情，也难怪国内好几位书商抢着签了合约（我之所以同意和几家签合约，是因为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谁也出版不了）。其中上海的一家甚至动用人力物力一改再改，把二十七万字的小说删改成二十万字。这删改过的二十万字的小说连亲中的海外报纸《星岛日报》都连载了，不过国内还是无法出版。书商大惑不解，还是经我最后点拨才闹明白：原来中国官方根本不承认中国有情报机关，怎么能允许这类小说出版呢？
   本来只想完成《致命弱点》就收手，没有想到，写到后来，第二部的轮廓就自动浮现在眼前了——这就是《致命武器》。更让我自己不解的是，《致命武器》写到最后，《致命追杀》就出现了。写完《致命追杀》后，已经精疲力竭，按说“致命”三部曲已经完成，也该收手了。可是，脑袋里竟然又自动浮现了《虚拟大中华》这个名字。
   和《虚拟大中华》这个名字一起浮现的当然还有故事情节，只是这次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无法快速写下去了。
   香港开益出版社社长王锴打电话来，说有很多读者打电话给他，询问“致命”系列三部曲有关情况，并想知道是否还有续集，他们对小说作者表示了支持。社长很惊奇，因为这书在香港出版时不但没有做任何广告，而且都是在网络上贴了一年后才出版，能够卖的这样，并引起读者接二连三打电话进来，实在不多见。这倒是，“致命”系列的题材也比较偏，一般人不会感兴趣。
   我自己更加喜欢后两部，然而，从国内读者的反应（网络），很多人喜欢的是《致命弱点》，说这部小说轻松好看。殊不知，我写小说自然不是为了轻松，否则去按摩找女孩子就更轻松了。后面两部《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越来越沉重，不知道读者是否感觉到，我自己倒是被这沉重压得透不过来气。

   一沉重，喜欢轻松的读者就不高兴了，例如有人就来说《致命武器》的主要情节（台湾利用农民工扰乱大陆社会治安、大陆利用农民工等实际情况继续愚民等）胡编乱造。我想，看在一般人眼里，确实有这种感觉。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对于天真善良的民众来说，什么间谍机关，什么政治，什么两岸统一，这些玩意确实是统治者“胡编乱造”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的。
   《致命武器》的主情节来自一段自身的经历，现在看来，可能不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说出来也不妨。
   在香港一直呆到97回归顺利完成，本人马不停蹄来到华盛顿一家著名智库从事中美关系和中美核子武器政策的研究。这期间认识了不少来自台湾的朋友，其中有很多是来自“国军”的研究机构和（国军）政治部门的。和台湾朋友相处，大家虽然心里互相敌视，但表面上大多还过得去。然而，有一个机构的台湾国军代表就不同了。他们是台湾驻华盛顿武器购买小组的成员。他们财大气粗，经常贪污，又因为在购买武器的过程中，常常受到大陆中共的刁难，所以，对我们这些大陆来的就一视同仁地怀了一肚子气。
   记得1998年农历春节前，在大华府地区北边的马里兰州的一家华人涮羊肉店里，我碰上了这帮人也在涮羊肉。大家话不投机，差一点打起来。他们当时虽然人多，但我毕竟是武当山下的子民，从小习武，并不怕他们。而且我一个国际盲流，他们却是正式代表台湾国防部的。本来是他们先动粗口，最后也是他们先退缩了。这也是不打不相识，我后来在一个正式场合见到了其中的两个据说分别是少校和中校军衔的采购组成员，虽然仍然是冷嘲热讽，但总算是握了手，不然，难道要在美国人的招待会上来一场“台海大战”的闹剧？
   多少年过去了，时过境迁，就在我渐渐淡忘这件事的时候，有一次突然碰上了这位当时的武器采购组的少校。他和我谈话的态度变了，而我也因为对台湾的民主抱有一定的赞同感而改变了对他们国军的态度。他告诉我，他早就离开台湾，移民美国了。我没有说什么，但脸上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他解释说，因为民进党上台后，他看不到前途，担心两岸真打起来，自己作为国军肯定是要卖命的。他还诚恳地说，自己也适应了美国生活，于是回去后找机会退伍，两年前已经全家移民美国。
   我心里想，他大概是贪污了钱，或者不受民进党重视而开溜的，什么害怕台海大战，只不过是借口而已。我当然没有必要戳穿他，只是笑笑，开玩笑地祝贺他，并告诉他，如果他要移民也应该选择新西兰，因为台海大战爆发的话，华盛顿也不安全。大家都当玩笑来笑起来。分手时，他约我第二天喝啤酒。我答应了。其实当时我也早就离开了华盛顿，这次回来只是办点事。他大概并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在白宫附近的老行政大楼对面的一家叫de france 的咖啡店见面。我看出他表情不自然，果然，一杯咖啡没有完，他就开门见山了。他说，你想看我从台湾带出来的绝密资料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把我当成中共在华盛顿收买情报的负责人了。这也难怪，华盛顿这个鬼地方，至少有一半人从事情报工作，每个角落都在时不时上演情报传递的勾当。再正常的人在这里也不那么正常了（我到现在还认为，除了游客，正常人是不会到华盛顿去生活和工作的，去过后也就不正常了，嘿嘿，就像我自己），而且按照间谍世界的潜规则来判断，越正常的人反而越可能是间谍，而且是大家伙。
   我脸上的犹豫让这位国军少校察觉了。他赶紧解释：我想，你从事中美关系和台海大战（核子武器政策）的研究，这些资料一定对你有用。而且，你们有钱。
   他指的“有钱”是指我以前做研究时，美国的一些智库资助的研究经费，我当时就没有申请到多少，现在也早就不研究了，但这位少校显然并不知情。我本来想告诉他这些情况，但我还没有说出口，他又开口了。他说，反正不是我自己出钱，能够看情况给几个就可以了，看在我的面子上，再便宜不过了。这些都是台湾军情局的情报，涉及到两岸关系和台海大战的一些绝密资料。
   他说得面红耳赤，也激起了我的好奇。他看到这情景，赶紧伸手拿起手提包，要给我拿“样品” 评估。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清醒，我立即制止他。因为我想到了“圈套”这个词，当时那段时间，我因公因私多次到台湾出差旅游（而且一度打算在台湾找工作呆上一至两年进一步研究台湾民主进程，后来没有找到而作罢），如果刚才的一幕被人暗中拍摄下来，我再次到台湾，也就陷进了“圈套”。不要说我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智库混了这么多年，就算是我只读过几本撇脚的间谍小说，也会看出问题所在的。
   原驻华盛顿武器采购组的少校看出我态度的变化，又唾沫横飞地很费了一番口舌，但我还是没有让步，再三声明我没有兴趣，并坚决制止他在这个场合掏出什么绝密文件。到最后他都有些绝望了，我有些同情他，估计当时贪污的钱不够在华盛顿维持正常开支。
   最后我告诉他，如果他接受我的方案，我可以考虑。
   他急切地问是什么方案。我说，看你的样品的时候，我必须有朋友在场。
   他一听，非常沮丧，过了一会，才喃喃地问：什么样的朋友。
   我笑笑说，肯定是你可以接受的。他想不出我带的朋友他怎么可能会接受，叹着气摇摇头。
   我想到的是两位美国朋友，一位是在美国国防部工作的曾经和我共事一段时间的军事问题研究专家F，一位是活跃在华盛顿智库的美国中央情报外围组织研究人员M。我需要他们为我保驾护航，免得我掉进圈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