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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高估了自己和中情局M的“私交” ，或者我低估了美国人的“组织纪律性”。我和M的关系是建立在开诚布公上的。他属于中情局外围组织，他没有说具体单位，但我猜到他应该属于中情局国内情综组（国内情报综合组——专门负责从国外旅游、公干或者学术考察归来的美国人处获得信息的半公开情报单位。和中国大陆国安部专门负责公职人员出国前安全教育的单位同性质），因为他整天在那些刚刚从国外回来的美国专家学者之间转悠。正因为他是外围组织，所以，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单位。这也使得很多从国外来的研究人员对他敬而远之。我第一见到他，是在一次太平洋司令举行的闭门研讨会上。看到一个自称中情局的研究人员对自己的太平洋司令官提出尖锐的问题，我大吃一惊。
   第二次见到M，我们就认识了。当时是台湾台北市长陈水扁访问美国，军方研究机构举行了一个只有十人参加的闭门会议，我是唯一的大陆人。会议进行期间，有些记者等在外面。等会议结束时，我竟然看到这位自称中情局的M 也等在外面，这又让我大吃一惊：我一个中国大陆来的盲流可以参加的会议，他堂堂的中情局人员竟然等在外面（后来才知道，美国各机关之间并不买账，如果没有邀请，中情局的人休想参加国防部的闭门会议，哪怕兵不是保密的会议）。我们交谈了几句，我发现他是想听听我们这些与会的人对陈水扁有什么看法。我大放地和他谈了些看法（那些看法无非是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的），他很惊奇。
   后来我们相熟后，他告诉我，他惊奇的不是我的看法，每个中国人都会这样说，即使这些看法不是他们自己的。他惊奇的是我竟然见到“中情局的人”并没有像其他中国人那样“拔腿就跑”。我觉得好笑。就这样我们成了“朋友”。他喜欢吃中国菜，但他说每次到唐人街都受到“欺负” （例如餐馆给他的是经过加工的不正宗的中国菜）。我说，没有问题，我们一起去。不过，交往三次不到，我就和他开诚布公了，我说，如果你不忘记自己的工作而在我身上下功夫，你会后悔的。因为，我会把我们交往的一切都写出来发表。那时我还没有自称自己是“全世界人民的间谍” （这内容请在下一节看），但华盛顿的经历让我隐约有这种想法。
   我至今还认为，对付那些偷偷摸摸的人，对付那些见不得光明的间谍特务，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光明正大，如果你警告他们，你将把大家的交往都原封不动记录下来，今后公开发表的话，他们还敢轻举妄动吗？M 和我的交往，从头到尾都规规矩矩（他应该感到幸运——否则，我的一百多万字的间谍小说中就少不了他的名字了。而他的名字一旦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他在中情局也就玩完了。后来有机会我会讲到，因为我小说的发表，有两个国家的情报机关中至少有四个间谍经营者——spymaster——引咎辞职）。当然，我也知道，可怜的M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朋友，他可能也不想失去唯一的一个中国菜的“酒肉朋友”。后来我曾经申请普林斯顿大学一个情报学的最高研究学位，他还帮了我的忙。最后因为我不是美国公民而申请被拒（因为研究者需要和美国情报单位有一定的互动，非美国公民无法做到）。
   我把台湾原驻华盛顿武器采购组少校向我兜售“资料” （我使用的是“research material”，而不是情报信息“intelligence and information” ）的事情说了一遍，并说出我想让他作为见证人的想法。他听后差一点跳了起来，严厉地告诉我，此事就此打住，否则，他职责所在，不能不去告发并干涉。他说，这次因为了解我这人搞研究一项很“离谱”，也就只当自己没有听到。

   我以为很简单的一件事，引起M这么大的反响，我自己也很震惊。想想也是，我自己特立独行，行事随心所欲，常常不按常理出牌，而且有时乱七八糟，但M毕竟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我们继续吃饭，这事也就再没有提起。不过很久后我想起来，做出另外的推测。想想一个中情局官员竟然轻易放弃干涉此事，说明另外一个问题，要就是那个武器采购组的少校所作所为早被他们掌握，要就是美国早就从这位落魄的少校处获得了此类情报（华盛顿的间谍们经常不顾“职业道德”，侵犯情报“产权”，把一份情报卖给不同的买家，反复赚钱，贴补家用。这点在我《致命弱点》和《致命武器》里有揭露）。
   M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稻草”，如果有什么事，我可以赖到他身上。他断然撒手，让我差一点放弃了。这期间那个台湾少校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最后，我决定找另外一位朋友，国防部的研究人员F。想想这个一米八七的哥们更加一本正经，我又有些气馁。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决定约他出来吃午饭，同时也约上台湾的少校。反正我的目的是让台湾少校有所顾忌，不要耍花招，又不真是要抓他的什么把柄。
   那天，我先约台湾少校在五角大楼地下铁售票处相见。见面后，我们等F一起，到只有一站路的一个购物中心（一时想不起名字，有一个大macy ）。在那里，我们三人一起吃饭。吃完饭后，我和少校移到旁边一个桌子上密谈，把F撇在旁边。F不懂中文，干巴巴看着我们。不过，他应该没有什么怨言。平时我们都是AA制，今天是台湾人出钱，他白赚了一顿午饭，也不错了。
   我一本正经地向少校再次重申，我只要那些今后对我研究有用，而且可以公开内容的资料（不能公开的内容，自然无法成为研究素材）。他又犹豫了。但后来还是下了决心，豁出去了的样子（其实，后来我推测，这些鸡巴材料，他肯定到处都卖，到我这里也就是赚个贴补家用钱而已）。他随即从包里取出三个档案袋，快速从其中一个里抽出了一叠复印文件。他故作神秘的用手遮遮掩掩，把那些文件的抬头给我浏览了一遍。因为在华盛顿早前的研究中我有机会看到过各个国家的情报抬头的样式，所以，我可以断定这些确实是从台湾军情局原件复印的。
   不过，只扫了一眼，我心中就觉得暗暗好笑。这些大多是所谓的大陆社情通报和时局研究，对于台湾领导，可能觉得很稀奇，对于我这个从大陆来的，这些情况我还不了解吗？还要这些神神秘秘的“情报”来告诉我大陆发生了什么吗？
   我脸上的表情没有逃过心急如焚的少校的眼睛，他又自以为是地以为遇到了“高手”，嘿嘿地笑了几下，就小心翼翼地打开第二个档案袋。
   “这些可能对你的研究更加有用。”他说。
   我瞥了一眼他的手里新的一叠材料的几行标题，发现他很有心机，他说得没错。虽然文件的样式是一样的，但这些都是和我以前研究的中美台关系以及台海大战有关。不过，当我在他神神秘秘遮遮掩掩下扫了一遍抬头后，心中仍然觉得好笑。我在华盛顿的研究中公开看到的材料比他这些所谓高密级的“情报”更加准确和揭秘，就算在《华盛顿时报》读到的新闻也不比他手中的玩意差。
   他显然再次注意到我的表情，有些失望。正准备把文件放回去，这时，我看到刚刚忽视的几份文件，上面有“民工”和“盲流”的字眼（当时应该还没有“农民工”的提法）。我示意他给我看一下，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抽出了三份递给我。
   其中两份是九十年代中的，好像一份是1994年，内容是军情局对中国大陆城市里涌进的农村打工男女的情况通报，第三页上还有这些民工生存状态的统计数据。另外一份好像是1997年的更新统计，这份多达七页（各国的惯例，情报一般不超过三页），更加详细并集中地调查分析了福建和广东的“盲流”的生存状态和可能产生的问题。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份文件出笼的时间正好是在台海危机后不久，而两份文件虽然都是对大陆盲流的调查研究，文件的抬头却是军情局的军事情报通报。
   第三份文件是另外一个刊头，相当新（我当时搞研究时没有看过这种抬头的文件），是陈水扁当上总统后的。文件统计了当时台商在大陆的情况，主要一项内容是统计了台商在大陆雇佣了多少农民工的详细调研，之后还有对与台商相关的上下游企业（包括大陆和其他外资）雇佣农民工的相关情况。总体数字我没有看到，但数量肯定是惊人的。这份情报也没有情报分析，只是就事论事。但作为研究台海问题的我，一眼就看出了，这里面不但隐藏着导致陈水扁推出不鼓励台商西进的政策的内涵，而且，还隐约隐藏着利用台商撤资对中国大陆造成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搞乱中国的“决战境外”计划。
   在1997台海危机过后不久，我曾经在和美国人争论中慌不择言，说出了后来让自己后悔，也成为好几个美国学者引用的“名言”。当时，美国学者说，你们中国人已经没有斗志了，看看你们沿海，大家都在向“钱”看，又都是独生子女，谁去打仗？
   我心里很不舒服，我清楚，大陆实行了这么久的无耻的共产主义，人们信仰殆尽，真打起仗，如果不是有人侵略，连我这个当时的“愤青”都不会去为腐败的政权卖命，更不用说“独生子女”了。不过，我不想美国人的气焰压住我，于是顺口说：我们沿海是富裕了，他们赚的钱可以制造武器；但我们西部还有穷得叮当响的，他们可是都想当兵打过台湾甚至太平洋去的……我们散落在沿海城市的身强力壮的盲流都超过五千万……
   当时慌不择言，犯了后来那位朱成虎几年后犯的错误，我心中一直不安。但那是和自己当时干什么都要争出个输赢的性子有关，再加上，我时常要在美国人面前为北京那个不争气的政府出头，力不从心呀。
   “你有兴趣吗？”台湾国军的少校看出了我满脸沉思，想乘热打铁也想趁火打劫。“我这里还有更加让你感兴趣的。”
   我抬起头，疑惑地看着他。他正举着第三个薄薄的档案袋，得意地看着我。“我这里有证据，揭示大陆福建的某国家安全局，哦，不对，好像是某情报站，里面有为台湾军情局工作的间谍。这家伙可值钱了。”
   我这才从思绪中完全恢复过来，我知道香港的媒体不久前报道了广东省国家安全厅一位研究处的副处长充当台湾军情局的间谍，收受一千五百万港币的情报经费，刚刚被毒针处死。现在怎么又来了福建某情报站？
   “你不相信？”他脸上充满了自信和狡猾，“不过，没有关系，我看你也不是内行，但我知道你在大陆认识很多人，如果你能介绍他们给我，你可以收佣金。百分之二十，怎么样？你可不要小看，这个信封里的几张纸至少值三百万港币！”
   我瞪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