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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邓小平终止了中国情报部门利用大使馆开展情报后，海外很多想卖情报给中共的情报贩子们面临了摸不着门路的困境。美苏以及主要国家的大使馆里都有公开和半公开的情报官员。冷战时，如果有人想出卖情报给对方，只要找个机会走进对方的大使馆，丢下一封信，留下自己的简短介绍和联系方式，就搞定了。事实上，冷战期间已经公开的最大的间谍案件，十有八九是这种自动送上门来的。中国大使馆可谓典型的“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例子，为了所谓不被国外抓到把柄，至今不肯在大使馆给国家安全部情报官让几个位置出来。这就使得很多想走进大使馆放下一封信的变节者望而却步。也使得中共失去了很多花钱买情报的机会。要知道，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全世界的间谍和情报贩子都清楚，这些社会主义大国花钱是随心所欲的，买情报出得起大价钱，权力不受限制。
   但中国偏偏要标榜自己没有“情报单位”，不搞国外情报。所以，这些年，美国等国的反间谍人员也确实费尽心机想抓一两个把柄，都无功而返。他们使用诱饵到中国大使馆丢信，也都石沉大海。当然，中国当局虽然没有上圈套，可也就此丢掉了很多自动走上来出卖情报的未来间谍。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美国始终没有抓到第二个金无怠的原因之一。实际情况也显示上个世纪里，中共除了在美国科学领域还有几个关系外，在美国政界高层，并无重要来源。
   两年前，FBI公布中共情报单位在美国开过大大小小的三千多个公司。这一点不假，可是FBI不清楚，这些公司大多是腐败的共产党干部子弟为了出国以及转移资产而搞出来的，除了少数能够购买一些高科技产品以及收集一些华人社区的情报外，大多是聋子的耳朵。
   中国对美国的政治情报一直存在着两级分化，一边是针对华人社区的情报干得如火如荼，蒸蒸日上；一边是针对美国政府和白宫的情报一塌糊涂，甚至连美国的某些机构如何运作的都搞不清楚。这又说明了一个让中国人蒙羞的常理：中国人也就对付自己人还行。
   

   有一件事可以旁证中共在美政治情报如何失败的，我当时没有写进小说里，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现在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的台海危机时，美国人非常焦急，克林顿一边命令航空母舰开赴台湾海峡，一边想通过外交途径赶紧周旋，让中国当局适可而止。可是，美国方面突然发现，所有沟通的渠道都关闭了。而且，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消息来源称，北京并不了解美国的真实意图和意志，有可能一意孤行。
   克林顿非常担心，责令国务院想尽一切办法把美国的意图传递给北京。可是，国务院没有办法，无功而退。中央情报局最后想到的办法是通过一些中共间谍把美国的意图输送回北京。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没有什么能够比他们的间谍输送回的情报更能让他们的统治者镇静下来并信以为真的。
   主意打定，时不我待。可是，中央情报局却面临另外一个大难题。他们虽然掌握了好几百中共情报员，可是左看右看，都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能力把“获得”的情报输送到北京高层。最后，中央情报局甚至生出通过在美国的中共高干子弟和家属传递美国最高当局“意图”的想法。虽然中共军方熊光楷将军扬言中国可以使用核武器对付美国西岸，但住在美国西岸的中共高干子弟可不少。包括他手下的共军情报局局长姬胜德的老婆和孩子。
   然而，这些共军家属和子弟都是警惕性很高的，他们自然以为美国想通过他们传递的信息是“诈唬”和“误导”的，中共情报高层也持相同看法。
   危机虽然最后平息了，但双方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危机之所以平息，主要是中共当时并没有胆子对抗美国，也没有真正要武力解决台湾的准备和意志。
   这件事后，克林顿责成中央情报局反思。中央情报局如何反思，我当时也不清楚。但不久后，华盛顿智库之间就流传着一个笑话：希望中共能够真正有几个像样的间谍潜伏在白宫附近，这样就能够避免北京整天歪曲和曲解白宫的意图和决心了。
   几年后发生了美国导弹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这次事件的真相不明，有说是军方为了炸掉躲藏在使馆里的中国军事专家和间谍，避免美军损失（他们相信美军飞机是在中国专家的指导下打下来的）而故意“误炸”的，也有的说是中情局高层看不惯克林顿“和中共独裁拥抱”而蓄谋“误炸”，但迄今为止没有人认为这次“误炸”是克林顿批准的。所以“误炸”发生后，最想撇清责任的是克林顿。可是当他拿起电话时，中国的江泽民不听他的电话。沟通的渠道又次被掐断。克林顿这时又想起了中央情报局。
   这件事最后迫使中央情报局下定了决心，要就是让中共特务“渗透”到白宫，要就是为他们送一两个“高级间谍”。这件事是三年后，我从一位英国“研究人员”醉酒后获得的。他告诉我，你知道吗，可笑的是，目前中国国安部在美国华盛顿最重要的情报员是中央情报局培养和安排的。那之后，无论中美之间发生什么事，北京最高当局都会通过经营人员询问这两位从美国内部拉出来的情报员的意见。他们当然都会把美国的“真实意图”——有时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希望他们知道的意图——告诉北京当局。所以，这些年，中美也还大体相安无事，这不能不感谢那两位隐藏在黑暗中的“中共间谍”。
   
   对情报机关的了解，让我鄙视情报机关。我的鄙视是不掩饰的，这让眼前的国军少校很不舒服，以为我想起了以前在马里兰州涮羊肉馆的经历。他收起了那个所谓装着福建某情报站内奸资料的档案袋。在他准备收起另外两个档案袋时，问我：“这个你也不要？”
   我说，用处不大，而且，我没有带支票薄。
   他大吃一惊的样子，过了差不多半分钟，才说：“你竟然想用支票付款？”
   我笑笑说，不用支票用什么？
   他大概看我毫无诚意，有点受屈辱地摇着头。我解释道：你不是不知道，如果用于今后研究，这种资料是可以在华盛顿任何一家智库报销的。如果不使用支票，我哪里有凭据？我自己要这些玩意干吗？转卖吗？你以为我看不出你已经卖过好多次了？
   他的脸更红了，很气愤地样子把那些材料装了回去。我有点遗憾，刚才虽然看过，当并没有看仔细。
   不过，当时没有想到这些材料会使用在什么研究上，因为台湾研究大陆的流动人口，除了结论之外，其他的资料我随时可以找到，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台湾军事情报局接二连三地研究大陆流动人口，还和台湾军事部署、大陆社会安定以及台海危机联系起来，对我这个文学大脑远远发达过科学大脑的人的启示是很大的。
   后来，那天看到的台湾军事情报局的情报成为我《致命武器》的主要情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