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很大一批读者，并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他们中有喜欢我的小说的，也有持批评态度的，这些不影响我们成为笔友，而且大家讨论的范围早超过了我的小说。我能接受那些对我虚构故事的严谨性以及所发议论的质疑和批评，但却总是无法忍受那些质疑小说里对国家机关和社会事件描写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因为故事是我虚构的，议论是我随感而发的，遭受批评绝对合理；而出现在故事中的众多事件（包括对政府机关职能和社会事件的描写）则绝对是真实的。为什么总有人对这些每天都发生在周围的真实事件视而不见呢？
   在我的读者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有十几个，其中一位是我一位上海朋友的妻子。朋友已经身居高位，读完了我的小说自然不便表态。但不久我还是收到了他的电话，因为他的妻子也看了《致命武器》，读到书里对深圳乞丐残疾儿的描写时忍不住哭泣起来，而且接着就是几天的失眠。朋友的电话算是对我小说的表扬，但同时告诉我，编这些煽情的故事“折磨”他妻子太过分。我知道这位朋友的妻子刚刚怀孕，她大概是联想到自己肚子里的骨肉即将来到这个悲惨世界而伤感。
   
   我真是无话可说。我小说中的这些故事都是原封不动从中国大陆的官方报纸上抄下来的（如，乞丐利用不停伤害租或者买来的婴儿博得同情；一位残疾盲流因买不起火车票而不得不爬回千里之遥的家乡过春节，当他爬回去之后，已经是第二年春节了），有些是我亲眼所见（我亲眼见到不止一位饥饿的母亲为了喂养怀里的婴儿而不得不从垃圾桶里掏出残羹剩饭，自己先吹干添净食物上的垃圾后再送到孩子口里）。
   我本来是无忧无虑的，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有点玩世不恭，花花公子一个。但自从我走遍了地球各大洲，足迹遍及六十多个国家之后，仿佛神灵的召唤，我突然开启了另一只眼睛。这只眼睛让我看到了自己国家的邪恶势力和人民深受的苦难。于是我决定跳出自己的象牙塔，抛弃我靠个人奋斗争取来的精英们享受的“特权”，冒天下之大不韪，以一种小说的形式传递我所见所闻和所感。

   我知道写这样的小说会让很多人不舒服，让另外一批人害怕，并且会让一些好朋友敬而远之。好几个最好的朋友和师长在看了我的小说后“自觉”地切断了同我的关系，我感到无奈，但并不后悔，因为，我知道，这几本小说在网络上的流行程度，而且，因为这些小说，我拥有更多的真诚的读者和朋友。
   
   其中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已经77岁了。前几年因为患白内障，看书很困难，但她却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举着书，硬是看完了中国古典十大名著中的七本。我电脑里有很多母亲看书的照片，那些照片成为鞭策我不停看书的动力。2005年11月，母亲接受了白内障手术，重见光明了。知道我写了小说，她坚持要读。我把一本《致命武器》寄给她，结果母亲用一个月时间，看完了。
   父亲说，母亲看书时，经常自言自语，有时会突然走神，有时会用家乡话骂人，有时又忧心忡忡，有时又满脸释然。父亲说，母亲是为书中的农民工遭遇喊不平，大骂那些贪官污吏，同时，又为我写这样“危险”的书担心，一会说想念我了，一会又说，不要回去，政府会报复我的。后来，母亲又自言自语，说这书只是提醒政府，政府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应该感谢我才对。
   我很怀疑总共只上过一年私塾的母亲是否真能读懂我的书，但这怀疑是多余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了母亲以最朴素的感情读懂了儿子写的书。
   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读了我的书后，母亲变了，每次出门总是用眼光到处搜索。父亲原来以为没有了白内障的母亲对眼前的景象好奇，不久就发现，母亲在搜索视线内的农民工。每当母亲看到悲惨的乞讨儿或带着小孩的乞讨妇女，总会走上去给几个钱。父亲开玩笑说，广州路边就是不缺少乞讨的农民工，如果母亲一直这样，我这个儿子该寄钱回家了。
   前些年我把父母接到南方温暖的地方，安置他们住在广州，那里也是我《致命武器》的背景城市。我可以想象，一生操劳、满脸皱纹、好像风干的劈柴似的母亲走向乞丐时那颤巍巍的样子，一定看上去并不比她施舍的农民乞丐要强多少。母亲从农村来，被城市的新奇弄得目不暇接，加上也77岁的人了，本来不会去注意农村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没有想到我的书却改变了自己的母亲，我心中惴惴不安。联想到以前我的读者中有很多广州住民，他们对我把广州写成不关心盲流的城市表示不满，写信告诉我：广州没有我书中写的那些农民工的悲惨事件，我应该多看看广州的发展和光明面。
   我只有叹息，他们的眼睛竟然没有母亲那刚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眼睛明亮。
   
   就在一个小时前，我给家里打电话，还没有和父亲讲上几句，母亲就从父亲手里抢过电话，声音有些激动地说：“我们刚刚回来，我们刚刚回来。”
   我问母亲从哪里刚刚回来，她说从海珠广场，从海珠桥。
   我知道海珠广场在哪里，离父母住的白云区比较远，于是我问：“你们是打的吗？”
   母亲沉默了一会，我知道他们舍不得花钱，又是挤公共汽车。广州的公共汽车至今没有排队上车的习惯，快到八十岁的父母经常要和年轻人一起挤。我早就告诉他们，出门要打的，不要挤公共汽车。母亲知道我会生气，在电话那头说：“我们的身体很好，花那个钱干啥？我们的钱有别的用处……”
   我没有等母亲说完，就严厉地数落看来，母亲连插话的机会都没有了。过了一会，我听到电话里父亲的声音。父亲比母亲“理智”，我和他讲更好，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如果以那样的高龄去挤公共汽车，儿子在海外不会过得心安。父亲听罢，告诉我，这些天他们每天都去海珠广场，如果打的是很浪费的。于是，他们一大早就起身，公交车还没有多少人，有位子坐。回来时，海珠桥附近有个起点站，那里也可以等到座位。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只要两块钱就够了，打的的钱就节约下来了……
   节约那几个钱干什么？让我不安宁吗？我大声打断父亲。
   父亲过了一会才开口，他说，母亲这里有一张报纸，他要念给我听听，他还补充说，这些也许可以成为你下一部小说中的素材。接着，父亲念起了大年初四《南方都市报》上的一段消息，那消息大致如下：新春佳节的大年初二，在海珠桥下，一位平时靠拣垃圾维生的孕妇产下了一个女婴，一位农村来的清洁女工发现了……报纸作了报道，今天（大年初四）广州市民（特别提到一位姓郭的女士）主动给这位孕妇送去了牛奶、婴儿衣服，其他市民也伸出了援手……
   父亲说：母亲是新年初四看到这则消息的，从那以后，她每天都坚持要去看那对至今仍然睡在海珠桥下面的母亲和婴儿（只有几天生命的婴儿！）。母亲当过接生婆，看到那对相依为命的母女后，除了把怀里藏的坐出租车的钱给那位妇女外，就是细心观察婴儿，她担心那孩子活不下去。母亲告诉那位婴儿的母亲，要给婴儿喝点水——就像母亲经常在国际长途中告诫我的那样，要多喝点水。
   父亲说，今天（农历初十）他们也去过了，刚刚回来。母亲很高兴看到那位寄宿在大桥下面的母亲和婴儿旁边摆上了棉被和热水瓶，都是好心的人送的。母亲说，那个婴儿的母亲抽烟，所以她不准备送她钱了（怕她买烟用掉）。母亲要看看她们母女两人还少什么，就购买然后送过去。
   我告诉父亲要和母亲说话，母亲接过电话，声音里不无愧疚和紧张，她一定怕我责怪她不打的。我只是问她，那妇女还住在海珠桥下？母亲不觉有异，说是的。我又急忙地问：有一个帐篷吗？母亲说，当然没有，不过，她补充说，那个母亲有一把雨伞，可以给婴儿挡风，她补充说，桥下不怕雨的。我打断母亲说，可是那个婴儿怎么能和母亲一起住在大桥下。母亲喃喃地说：希望神保佑那个婴儿能够活下来。母亲说，有好心的市民要求抚养那个婴儿，但桥下的母亲说舍不得，说那孩子是她身上的一块肉。
   这次轮到我在电话里沉默了。母亲大概从沉默中想到我的书，连忙解释道，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好好生活，这个可怜妇女的事已经见报了，这些天总有好心人去看她……
   我的眼泪差一点流出来，从这个妇女在大桥下生下一个婴儿，到母亲今天去看望她们母子，整整八天了，好心的市民如郭女士给她们母女送去了牛奶和纸尿片，然而，我们的那个政府到哪里去了？？我想痛骂一通，又担心母亲担心，也就强忍下愤怒和悲愤默默地放下了电话。
   我知道怎么劝母亲都无济于事，明天一早，她老人家一定会再次挤上公共汽车，颠簸到海珠桥下，我的书也许别人没有看懂，但我的老母亲看懂了……
   我记得从母亲住的地方到海珠桥的公共汽车是538路，我想在这里呼吁一下，如果广州的朋友明天看到一对年近八十的老夫妇挤上这路公共汽车，手里掂着婴儿用品，请让个座位吧。或者，请你们给政府或者党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把那个此时此刻仍然和她出生不到十天的婴儿一起睡在一个繁华大城市的大桥下的母女弄走，以免让一位年近八十的母亲在牵挂和辛酸中颠簸……
   
   （春节过去一个多月了，看到这篇文章，我心灰意懒。据后来母亲说，谁也没有去管那个桥下睡在露天的坐月子的母亲和刚刚出生的婴儿。而我知道，再也没有媒体说起这件事，包括海外的媒体。没有人！大家都在维权呀，维护那些好像应该有权利人的权利，可是这对母女的权利谁维？当然她们无权可维。精英政治已经蔓延到反对团体里。政治，离开普通百姓越来越远，我也该离政治远点了）